三 立场站队毫不避讳和遮掩

就“派别”而论，20世纪30年代的闻一多似乎应该隶属“京派”，“京派领袖”周作人的名声赫赫。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周作人“是湛然和蔼”，“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而周作人的理智的固守，对事物社会见解的明确，却是谁也知道的事情”，“周作人的理智既经发达，又时时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卖智与炫学的，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他口口声声在说自己是一个中庸的人，若把中庸当作智慧感情的平衡，立身处世的不苟来解，那或者还可以说得过去；若把中庸当作了普通的说法，以为他是一个善于迎合，庸庸碌碌的人，那我们可就受了他的骗了”。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则说：“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可闻一多对周作人则有过猛烈的抨击。朱自清1935年9月9日日记中记有：

赴杨（振声）之宴会。闻一多指责周作人之虚伪态度。他认为周急于出名，却又假装对社会漠不关心。闻称之为“京派流氓”。诚然，周之人生态度确有某些矛盾之处，他不会做如其宣称之引退。不管怎样，他承认自己性格中的这些矛盾之处。一致性是颇难达到之完美典模。^[3]

闻一多在一次宴会上指责周作人虚伪，“认为周急于出名，却又假装对社会漠不关心”，是“京派流氓”。

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写于1935年4月，与闻一多骂“京派流氓”几乎是同时的。《回忆鲁迅》在上海《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至8月）和同年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半月刊》（1939年6月至8月）连载，此时的周作人已经落水。

与那些一味吹捧周作人的“苦雨斋门生”不同的是：郁达夫也是鲁迅的知己，对鲁迅有过最真挚而热烈的颂扬。“没是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就出自郁达夫的《怀鲁迅》。郁达夫将周氏兄弟并举，都界定为“真正的正人君子”，只能说明郁达夫的天真和善良。而闻一多怒斥周作人是“京派流氓”，则说明闻一多的敏锐。与对周作人的痛骂相对应的是，闻一多是对鲁迅作了真诚的礼赞。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之后，反动当局不准人们悼念这位伟人，闻一多不避风险，毅然参加了清华文学会主持召开的鲁迅追悼会，并讲了话。他说：鲁迅先生死了，除了满怀的悲痛之外，我们还须以文学史家的眼光来观察他。我们试想一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中支配我们最久最深刻，取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态度，使我们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的，是谁呢？唐代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劝人做好事，而是骂人叫人不敢做坏事。他们的态度可以说是文人的态度，而不是诗人的态度，这也是文人与诗人的不同之点。闻一多对鲁迅的这些评价，当然是不够的。但是，作为一位“新月诗派”诗人，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如此赞扬鲁迅的战斗精神，肯定他“骂人叫人家不敢做坏事”，肯定鲁迅“骂人”骂得对，这是要拿出极大的勇气的。闻一多还引用了陆游悼杜甫的诗句：“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来表达对鲁迅的敬仰和哀思。

这之后，随着对鲁迅的理解越来越深入，闻一多对鲁迅的评价越来越高。1944年10月19日，闻一多参加了西南联合大学与云南大学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地点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到会者有及各大中学生、职业青年、文化界人士，共四千余人，闻一多在大会的发言中说：鲁迅是圣人，这个圣人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子是拉着时代后退的，鲁迅则是推着时代向前进！”孔子的一生只努力于封建制度之维持，而鲁迅却以“揭破旧中国的脸”为主要任务，后期的鲁迅积极指示了并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时间愈久，越觉得鲁迅先生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闻一多“语意沉重，每个字吐得匀慢而清楚，声音里充满了恳挚的热情，略微停顿一下又继续说下去……‘鲁迅奠定了今天中国文艺道路，然而看看从英美回来的贡献些什么成绩呢？我真惭愧！’”甚至说自己过去一度停留在“英美有闲阶级文学的小圈子里”，“为英国作家所囿，致创作及欣赏方法都盲从做了与中国读者凿枘不相入的英国作家的奴隶”。

闻一多在几千名学生面前毫不掩饰地说自己过去是“错了”，这个“自己”绝非仅仅是他“个人”，而是像他那样的一批人，当然包括像徐志摩、梁实秋在内的“新月派文人”。闻一多在大庭广众中“深深地忏悔”，说自己过去是“错了”的时候，“他自然已经是‘对的’了”。闻一多的“良知”所展示出来的是现代文化阵营中最难见到的“磅礴率真之气”！闻一多和鲁迅二人真是“同其伟大，先后辉映！”^[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