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需要挺身而出时便舍身赴汤蹈火
朱自清称颂闻一多是“唯一的爱国诗人”。“爱国”,可以说是闻一多生命的哲学。国民党文人赵友培在《文坛先进张道藩》[5]一书中写到闻一多时说:
我在青岛大学服务时,就跟闻一多相识。据我所知,他的思想很保守,是在线装书里下工夫的学者。“五四”时代,他曾经反对过白话文。这位传统的书生型人物,他走的路子,与共产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忽然思想激进,反被××利用成为牺牲的工具呢?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检讨和反省了!
青岛大学期间,闻一多“是在线装书里下工夫的学者”这不假,可他心中始终装着“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他在《心跳》这首诗中写道:
这灯光,这灯光漂白了四壁;这贤良的桌椅,朋友似的亲密;这古书的纸香一阵阵的袭来;要好的茶杯贞女一般的洁白;受哺的小儿唼呷在母亲怀里,鼾声报道我大儿康健的消息……这神秘的静夜,这浑圆的和平,我喉咙里颤动着感谢的歌声。但是歌声马上又变成了诅咒,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仅从这首《心跳》便可断定:把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从事民主运动说成是被共产党“利用”,完全是一种恶意的宣传。也有好心人说闻一多过于“诗人气质”,缺乏“政治智慧”。缺乏“政治智慧”,这恰恰是闻一多最可贵之处。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绝不会被名利掩盖良知,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带领时代往前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斗士。中国传统士人阶层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重名节、讲骨气、不畏强暴、“杀身成仁”,这种道德追求是儒家入世话语全面付诸实践的人格典范。闻一多就正是这样的一种人格典范。1946年7月11日晚,民盟昆明负责人李公朴教授遭到暗杀。反动派扬言“第二个便是闻一多”。许许多多的好心人都劝闻一多躲一躲,回避一下。闻一多则镇定自若地说:“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缩不前的放弃民主运动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叫谁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记得鲁迅在整理瞿秋白遗稿《海上述林》时说过“心中好象捏了一团火”,看到李公朴遇害,闻一多心中肯定也“象捏了一团火”!
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大学礼堂主持报告李公朴殉难的经过,面对特务的猖狂捣乱,拍案而起,慷慨宣誓:“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的这篇演讲,从他的“诗人气质”这个角度来看,那种单纯的美,庄严的美,那种毫不退缩,撞碰刀山的精神和洪水似的生命力,简直是一首气势浩荡而富于高潮性的最光彩的诗章。在恶劣的现实面前,闻一多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用“朗诵”“政治演讲”这些“武器”,和敌人作殊死搏斗的“白刃”战,“说话做事没有一点遮回”,“让热情奔放到政治的警惕性以外”,预示出为了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他将倾泻出他的全部生命”的崇高的人格。有人天真地惋叹:“闻先生要是稍微沉默一下,是可能渡到安全地带的”,但“良知”不允许他“稍微沉默”,时代和民族都需要在这个转折点上有人能“赤膊上阵”、不讲“策略”,用鲜血和生命,用一个“圣洁的灵魂”来宣布一个时代的结束,催促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最硬”,又说我们应该写“闻一多颂”。鲁迅让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他的“韧性”,一辈子都在打“壕堑战”。闻一多让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刚性”,“很公开的说和做”,“情感最奔放也最热烈”,表现出来的是他“伟大的忘我精神”!鲁迅生前谈“国家民族”谈得很多,他一辈子都在思考“国民性”。相对来说,闻一多谈得更多的是他“个人”,例如他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鲁迅一辈子都在“启蒙”,闻一多一辈子都在“示范”。鲁迅说他是“为敌人”而活着,闻一多则是为“人民”而献身。鲁迅的“启蒙”带有“听将令”的色彩,闻一多“示范”更多的是他个人的选择,是“精英意识”的抉择。
“精英意识”通俗一点儿说就是“良知”,就是“道德心”。人一旦有了“良知”,有了“道德心”,就会有情怀,知进退。而作为“精英阶层”的作家或学者一旦拥有了“良知”,在文化上就会有厚度,在思想上就会有锐度,在情感上就会有深度,在视野上就会有宽度,在学术上就会有纯度,达到儒家圣贤的最高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闻一多给我们的启示!
[1] 闻黎明编著:《闻一多年谱》,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
[2] 《文学杂志》1948年第3卷第5期。
[3] 《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381页。
[4] 参见闻黎明编著《闻一多年谱》,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447—448页。
[5] 赵友培:《文坛先进张道藩》,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