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和郭沫若等与闻一多都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奇变的危机环境下，赴国外留学的，他们留学的动机与晚清整体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吻合：救国与强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驱使他们出洋学习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欧美日之西学。但饶有兴味的是，早于闻一多留学日本的鲁迅，却在留学生涯中逐渐萌生科学和实业不足以救国强国的思想变化，而留学之初他们认为那是使日本强大也是最终会使中国强大的西学之本。于是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选择文学与文化，认为改造愚弱国民的精神即“立人”是立国的根本。由此出发，鲁迅进而对发源于西方的物质、制度现代性，即富裕、金铁、国会、众治（民主）等分别予以否定，认为辁才小慧之徒希图把它们引入中国实现富国强兵完全是本末倒置，而人的现代化即“立人”是当务之急之首，改造国民精神是救亡强国的第一要义。故此鲁迅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1908年写作的《文化偏至论》，就是这种代表鲁迅前期思想精华的集大成者。
但是，一般论者没有注意到的是，留日时期的鲁迅在抨击中国的辁才小慧之徒没有抓到西方与西学的根本——人的自我解放和主体性为中心的现代性，否定当时中国人热心的西方的物质与制度文明的时候，也抨击了另外一种辁才小慧的行为：“故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维，大抵归罪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1]在当时的鲁迅看来，这种对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否定和抛弃，与简单地以金铁路矿富裕、众治众数民主等欧西末路文明作为“图救今日之阽危”的灵丹妙药，一样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在为了“立国”而必先实施的“立人”的现代性工程中，中国的古典文明文化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的以个人主体性为核心的新神思，都是应该“施之国中”的主要思想资源。
有意味的是，鲁迅如此坚守被时代青年鄙薄排斥的“古之文物”和思想言文的精神价值，将其视为与19世纪末兴起的个人主体性思潮同样重要的救国立人的价值财富，但是，当新文化运动时代大潮兴起、鲁迅被动地又是坚决地参与其中之际，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的鲁迅样态：一方面，他积极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研究传统文学的筚路蓝缕之作，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多有开拓斩获，私下里给友人孩子开设的书单也多是传统的经史子集，他日记里记载的每年所购书籍也大多是隶属传统文化范畴的古籍；另一方面，鲁迅却在新文化运动中与其他先驱者一样，几乎是树起了全面反传统的大势，“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对国学与“国粹”，鲁迅予以辛辣嘲讽，视之为毫无价值的文化垃圾，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而多看外国书。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把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皆视为诲淫诲盗的山林文学，是毁坏国民精神的毒素。作《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在此点上是与他们具有立场与观点的一致性的。为什么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前写作的文章里维护古典文化价值、批评青年人否定古典文化的时代性浅薄和不当，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却一反前期立场态度，成为老中国文明文化的坚决批判者与扬弃者？这其中的缘由，除了受到老师章太炎的复古思想的影响，是否还有更复杂的东西？值得深长思之。
在北京清华读书前后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的闻一多，在接受五四时代精神和思想文化洗礼的过程中，显示出对两个五四的不同接受态度，他积极参加了五四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是基于民族感情和政治激情的五四选择，尽管闻一多读的清华受的是美国式的西化教育，尽管他和他们参加五四运动并非出于理性思考而是单纯的政治化的冲动，但闻一多一直具有的爱国情怀使他接受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闻一多却又罕见地没有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的反传统的倾向和旨归，特别是被很多五四新文化领袖否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闻一多不但不否定反而是努力学习和继承，身上具有浓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情怀，五四新文化提倡的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否定，甚至提出不读中国书的主张，对自幼及壮一直耽读和喜爱中国古典文化且深受其影响的闻一多，好像基本不起作用，特别是考虑到闻一多读的是美国人创办的美国化和西方化教育思想与模式的清华学校，西学的课程占据绝大多数，这一点就尤其令人惊奇。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和19世纪后东方被压迫被殖民的民族国家，他们都努力发掘本民族、本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价值与光荣，不无浪漫地甚至夸大往昔的辉煌，欧洲是以此对抗中世纪神权压抑而倡导人性解放和人权价值，近代被压迫民族和国家是借此拒斥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同化，捍卫本民族和本国文化。[3]现代中国的五四启蒙性质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另类，大力引进和拥抱西方文化而排斥本国传统文化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两大方向性选择，也是世界启蒙主义运动中的罕有现象。当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排山倒海般地拥抱西学挞伐中学的时代大潮中，也有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或守成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从五四发端之际的林纾“国粹”派到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和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代表的“学衡派”，分别从各自角度出发反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主张，强调和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永恒性。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其实一直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而闻一多是受过五四时代大潮影响的既接受时代新潮又有自己文化选择独特性的一个主体性鲜明的人，既拥护新文化新文学，又如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样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文学。由此，闻一多的思想文化显示出饶有意味的二重性装置，即一方面是五四新文化和文学的积极拥抱者和五四爱国反帝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另一面却又少年老成地显示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坚守，与五四的新文化阵营的整体文化价值取向构成反差，也就是说，闻一多没有如五四新文化阵营中的大多数人具有的文化决定论倾向，没有把现实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不良与国家的衰落同中国文化联系起来。表面地看，五四时期的青年闻一多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显示出文化态度的同一性，但是二者其实存在立场的差异，即闻一多没有全面肯定和无条件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价值，没有文化保守主义顽固拒绝承认新文化价值的抱残守缺的态度。这种态度，在闻一多后来的思想行为中，越来越明显。总之，政治上的参与五四爱国反帝运动、拥护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却又坚持文化民族主义——核心是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文化的永恒价值，而且闻一多认为政治的一般的爱国主义是情感性的，而文化的认同则是理性的也就是更高级的，因而文化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真正内在的理智化选择。[4]这形成了闻一多式的文化爱国主义的内涵与装置。
怀抱着强烈的文化爱国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的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后的1922年到美国留学，与晚清出国留学的鲁迅、郭沫若等人相差了一个时代。这种文化爱国主义导致身在异国的闻一多，第一，政治上参与国家主义性质的大江会，过去有人认为这是闻一多思想的负面现象存在，其实就实质来说，艺术家和诗人气质浓厚的闻一多根本没有搞清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区别，他是以爱国主义的认识参与其中，“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后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M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5]爱国主义在闻一多那里是与爱故乡、爱中国文化、爱国家三个层面构成的，凡有阻碍这样的爱国行为，他都是反对的，国家主义强调中国外抗强权内争自由民主，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的价值，这些才是闻一多一度加入大江会、主张文化的国家主义的根本缘由。第二，在诗歌写作中表达强烈的思乡爱国之情，甚至是对故乡与故国从自然山川到历史文化的过度的美化与夸赞，《忆菊》《太阳吟》或《红烛》诗集的主体表达的就是这种诗人的祖国恋。身在异国而强烈怀念家乡与祖国的诗文和思情，从跨文化交流角度看，也是对身处的异域文化出现认同困难、接受阻碍甚或文化拒斥后出现的文化症候，这在世界范围内的跨时空文化交流中是普遍出现的现象。第三，对美国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工业物质现代性的反感与拒斥和对艺术美学现代性的接受，与鲁迅留日时期表达的对中西社会与文化现代性的选择和态度，存在诸多的精神同一性。20年代的美国恰好处在现代化崛起的“镀金时代”，但闻一多却对所处的美国的物质、制度与社会的现代性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和反感，在异域环境和国度出现了跨文化交流学所定义的“文化休克”现象，即对移入国的物质与社会现代性因严重不适应出现强烈排斥即认同危机。他在给友人信中对刚到达的美国工业城市芝加哥印象很不好，“密西根街一带，房屋皆着黑色，工厂吐出之煤烟熏之使然也。我们在那里去一回，领子就变黑了”[6]。“抬头望窗口一望，那如像波涛的屋顶上，只见林立的烟囱开遍了‘黑牡丹’，接下是火车，电车，汽车，货车（trucks，运物的汽车，声响如雷），永远奏着惊心动魄的交响乐。”[7]闻一多是喜爱和敬佩郭沫若诗歌的人，郭沫若在其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的诗集《女神》里，对代表20世纪工业文明的黑烟囱，对科学和动的世纪是热情讴歌的，而赞誉《女神》之时代精神的闻一多，却表现出对工业文明代表的物质现代性的极大反感，痛斥工业文明，这也是他后来到科罗拉多州的珂泉河继之到纽约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闻一多还对工业文明等物质现代性必然带来的社会现代性同样反感，所以，他写作的《洗衣歌》等，不仅仅是表现一个游子对海外华人遭受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歧视，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对资本主义镀金时代美国的两极分化和金钱主导的社会现代性的强烈反感和拒斥。而这种反感和拒斥，即是一个现代化落后和低端国家的人到发达国家后产生的难免的落差情绪，也是欧美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和社会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美学现代性、欧洲的反现代化思潮和希望回到往昔、自然与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化外之地的浪漫主义思潮对闻一多影响的结果。还有，当时的美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美国彼时已经开始普及火车和家庭小汽车，工业文明代表的物质现代性和社会制成为美国的标志，同时美国也继承了欧洲的批判物质与社会现代性的美学现代性，而美国本土也产生了梭罗式的远离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遗产。从闻一多留美生涯来看，他并没有多少的社会实际的接触与实践，更多的始终是不同的学校和专业之间的流连，在象牙塔里耽于文学与美术。但是他通过艺术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西方美学现代性与浪漫主义传统，而与欧美浪漫派和人文主义思潮及美学现代性思潮一样，拒斥和反感西方的物质与社会现代性，这在受过五四思潮洗礼的留学青年中，是很少见的现象，也是闻一多之为闻一多的独特文化选择。当然，如上所述，闻一多在美国的留学生涯中对美国和西方文化不是全盘拒斥和否定，他只是对美国的工业物质文明和带有种族与阶级歧视色彩的社会文明表现出强烈的反感，而对美国和西方的文艺与美学、对批判社会现代性和物质现代性的美学现代性是接受和首肯的。这样的现代性的选择和接受也进入和构成了他的文化爱国主义的范畴，与他的文化爱国主义并不矛盾。
因此，闻一多在回国后，他的文化爱国主义不排除他在从事文学和美术运动中坚持接受的美学现代性，甚至他回国后主持的北京沙龙四子社的装饰也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作了真切的描绘：
我在早三两天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情调。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不消说，当然是米鲁维纳斯一类的雕像。他的那个也够尺外高，石色黄澄澄的像蒸熟的糯米，衬着一体的背景，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看了叫人想起一片倦阳中的荒芜的草原，有几条牛尾几个羊头在草丛中转动。这是他的客室。那边一间是他做工的屋子，犄角上支着画架，壁上挂着几幅油色不曾干的画。屋子极小，但你在屋里觉不出你的身子大；带金圈的黑公主有些杀伐气，但她不至于吓瘪你的灵性；裸体的女神（她屈着一只腿挽着往下沉的亵衣）免不了几分引诱，但她决不容许你逾分的妄想。白天有太阳进来，黑壁上也沾着光；晚上黑影进来，屋子里仿佛有梅斐士滔佛利士的踪迹；夜间黑影与灯光交斗，幻出种种不成形的怪相。
当然，闻一多的文化爱国主义情怀在使他回国后进行艺术与诗歌创作活动之后，更以主要时间和精力进入了研究和教授古典文学的学者生涯。如果说，青年时期的闻一多是以爱国主义激情和新诗创作著名的文学家，那么壮年直至逝世的闻一多，是以古典文学研究者和价值发现者的身份而闻名于世的，并且在诗经、楚辞、唐诗的研究中，从辞章到义理，从整理到阐释，都取得世所公认的成就，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一个新文学和新诗的拥护者创造者却又是文化爱国主义和守成主义者，这两者在他身上完美地统一起来，这在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中，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也是非常需要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阐释其独特价值的。如果说，在胡适、周作人、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先驱者身上，他们表面激烈（不是全面）反传统但又发现和捍卫了传统，并没有使中国文化断裂的话，那么作为受五四思想精神和文化文学哺育的闻一多这一代人，则更可说明五四一代人没有撕裂传统而是赓续了传统，这个现象和内含的矛盾以及矛盾的克服，都是现代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学中的一道风景，这个风景的构成及其内在机制和装置，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