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闻一多的文化爱国主义，也使得他在中国新文学、新诗发展上做出了独到的贡献，这种贡献及其内含的价值和意义，事关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方法，事关新文学内部矛盾的克服与发展的路径，个人感到以往的研究虽然已经言及，但角度与高度尚有不足，有重新阐释的价值和必要。而要讲清这个问题，有必要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内部矛盾讲起。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本来都是在民族和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为了救亡的目的而启动的思想文化启蒙性质的运动，并在启蒙中运用西学现代性作为观照和批判传统中国的思想武器，批判作为武器的中国文化。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历史吊诡和悖论：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和救亡而启动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却把批判和否定的目标放在了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这样的吊诡和矛盾律，必然性地使得启蒙发动者的鲁迅及其新文化同志，面临着启蒙的困境和陷阱：他们用以对人民进行思想精神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武器，是本源于西学的现代性话语，难以被作为思想文化传播和改造对象的中国语境下的国民接受——中国的思想精神资源里没有这样的同质化的话语系统和语码符号，难以在老中国语境下与人民进行沟通和对话，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先天性的鸿沟，于是，启蒙者及其所携话语，就进入了尴尬的传播与交流的阻碍，出现了交流与传播的阻断和无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思想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空洞化和负反馈，出现文化失语症和异质文化语境内的文化休克。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其实就以极其深刻的寓言方式内含和揭示了来自西方精神现代性的五四启蒙话语和新文化的内在困境：这种为了立人、启发国民觉悟的现代性话语及其展开的对本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否定批判，造成了与启蒙对象之间的天然鸿沟，启蒙者认为传统思想道德和制度文化皆落后且造成人民的普遍愚昧，传统和现实的世界都不正常；而人民认为启蒙者的话语是处于不正常的癫狂状态下的狂语疯话，因此二者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话语与思想的障碍，结果是启蒙者无法启蒙人民，人民拒绝启蒙，双方无法对话交流，自能陷入对话中断和交流休克。这种状况，象征性地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两难困境：为了救亡救民的民族主义目的及其有效达成这一目的，中国的现代文学必然内含民族的精神文化内容及其文化形式，此之谓民族化道路与方向；但新文学与新文化当时的处境与语境，却使发动和创建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否定和扬弃民族传统的文学与文学的内容和审美方式，以导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和文化作为新文学的目标，现代性的内容和美学作为新学不仅是工具性的也是目的性的，此之谓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但这种精神和思想的现代性从文学传播和接受的角度看，却又是难以进入中国语境和难以被接受的，而不能有效传播和接受、没有接受者的信息反馈和信息零化，就等于无传播或传播效果零化。可是新文化运动深层的民族主义性质和目的要求新文学思想的现代性传导给人民、改造人民使之成为现代国民与公民，如此一来，新文学内含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追求，就成为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导致新文化新文学出现内容与方向上的内在背反与矛盾。这样的内在矛盾，势必影响新文学的前景和发展，到一定时候，需要进行新文学内部的缝合与弥合，即便没有后来民族危机和抗战时代民族文化在外部刺激下的复兴，其内在逻辑也终会出现闻一多这样的以自身的文化实践弥合矛盾、创生新文学的路径，将其导向正路和新路，这是五四和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发展中的必然性逻辑，而五四及其以后新文学出现的新与旧、现代性与反现代性、欧化与大众化、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论证的出现及结果，都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其实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所谓新文化阵营就出现了内部的分裂，也即鲁迅说的高升、退隐和屈服的分化，使鲁迅成为荷戟独彷徨的“孤独者”。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实质上也是其民族性与现代性矛盾构成的精神的与历史的辩证法，在新文学历史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运动和运转的结果。
新文学不仅思想精神的现代性导源于欧西，其形式和叙事的装置也是西化的，鲁迅就承认自己的小说是看了大量外国小说的缘故。[8]郑伯奇也认为五四新文学是在短短数年间把欧美文学两百年的历史重新上演一遍。[9]作为文学语言的白话虽然是民族的，但句法和叙事语法却是欧化的（后来的大众化大众语运动希望校正的就是语言的欧化创造民族新语言）。新文学的这种从语言到形式的现代性与形式的意识形态性，与上述的思想精神的现代性一样，用意是在打碎本国固有的文学传统创造新的文学形式，最终落实在使作为接受者的中国国民受到新思想的改造、成为救亡图存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新人”，而后实现立国强国的宏大民族主义叙事和诉求。但是，这种形式的外来性、西化性也如思想精神的现代性诉求一样，存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需要新文学在发展中克服和破解。
闻一多新诗和文学创作与美学诉求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作为脚踏东西文化、对中西文化皆有造诣且能中西会通的学者与诗人，作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主义大潮中走过来的闻一多，他对五四整体的新文化精神并不反对并且受哺育于斯，在评价以郭沫若《女神》为代表的诗歌创作时，他认为《女神》反映的动的精神、科学精神、自由自我、叛逆创造等主题，才是真正的时代精神，而反映了这种代表着五四时代精神的新诗，才是真正的现代诗歌——怀抱文化爱国主义的闻一多在这方面显示出他是五四时代之子，对导源于西方的五四时代精神有精确的把握。他对俞平伯的《冬夜》的批评，从内容构成的情感质素、艺术创造的想象幻象、音节格律的艺术形式、思想境界的高低雅俗等角度，都做出了比较严厉的批评，主因就是俞平伯的诗集缺乏时代的、现代的思想精神与艺术创造。但是，《女神》中表达的叛逆和五四整体新文化中表现的对本国古代文化的扬弃，闻一多出于他的文化爱国主义立场并没有全盘接受。相反，闻一多真正热衷和倾心的，是在中西文化文学的融合中创造新文学的内容与美学。因此他在另一篇写于美国的诗评《〈女神〉之地方色彩》中，就批评了郭沫若诗歌的地方色彩——其实是中国色彩、民族要素的不足。从《女神》的外语词汇入诗、西化的词语与意象、西方的精神到整体的欧化，闻一多指出造成这一切的根本是作者居住环境的欧化、思想的欧化和对于中国文化的“地方色彩”疏离的结果，因此“我们的中国”“我们四千年的华胄”“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在诗里都看不到。闻一多认为五四后的新文学提出的世界文学，必须是各民族文学构成的，“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10]，要改变《女神》和新文学缺乏地方色彩的弊端，建设一种有民族地方文化底蕴和特色的新文学并参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就要“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的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上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我们更应该了解我们东方底文化”[11]。闻一多一直强调在了解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他国文化的所长，在中西会通交融中创建新文学。如此，才能彻底克服中国新文学内部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培育出既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地方色彩）又具有现代性世界性的文学。
为此，闻一多不仅在理论上提倡，还一直尝试进行这样的会通和建设的实践。清华期间在尝试写作新诗之际，就对他素所热爱的中国古典诗词进行整理研究，写下了《格律诗底研究》，此后，不论是在自己的诗歌写作还是对他人的诗作进行理论批评中，闻一多在坚守中国古典文化、古典诗歌和诗学从语言到形式的良性传统的同时，把古典诗艺同来自西方的思想现代性和艺术美学的新质兼容并蓄，创生新貌。而回国以后从四子社到新月社时期，闻一多与徐志摩等新月社同人，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中国新诗发展的美学构想，即诗歌要具有建筑的、音乐的与色彩的美。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新的诗歌美学原则的崛起，而是闻一多一贯的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现代文学建构和发展的美学思想的体现。毫无疑问，中国古典诗歌是具有这样的三美特色的，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千古流传的美学原因，当然，中国古典诗歌的思想精神内容——对自然的歌颂、现实的讥刺、人生的感悟、哲思的叹咏等，是人类的永恒思虑与情怀，没有古代与现代之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的传统批判中，中国古典诗歌是最没有所谓“吃人”思想的糟粕性的，是最具人性与人民性的，因此中国古代才能够成为西方意象派等现代主义诗歌的精神源泉之一。闻一多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西方文艺的修养，一方面使得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情有独钟恋恋不舍，实际上把中国古典诗歌当作了他心目中的女神、诗神和“年轻的姑娘”；另一方面，他又对西方思想与美学现代性有实际的接触了解和感受，在留美期间也接触了西方意象派的诗歌，虽然没有对意象派进行全面的研究，但意象派以中国古典诗歌诗意和诗艺为意象的诗学追求，与闻一多心有戚戚焉。对中西文化、文艺和美学价值的认同与接受，使得他有意愿和能力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实践，为中国新诗、为新文学提出和提供一套新的美学原则。他的诗集《红烛》和《死水》尽管不是五四和20年代新诗写作的巅峰之作，但已经表现出这样的迥异于一般五四文学作者的思路与选择，是他对中国新诗如何在音尺、节奏、韵律、句式、结构、形式上，汲取古典与西方诗艺提出的主张的艺术实践，也是他诗歌和新文学创作的美学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闻一多的同时和之后，对于中国新文学、新诗创作的方向问题，一直成为新文学内在矛盾的表征，30年代关于大众化大众语的讨论，40年代抗战期间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解放区提出的赵树理的民族化大众化方向等，都可看出新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内置的矛盾张力在新文学发展中的外化，换言之是内在矛盾紧张化的表现。而闻一多作为五四中人、留学西方的诗人、艺术家与教授，他的文化爱国主义所导致的中西文化立场，所派生出的关于中国新诗和新文学创造与发展的具体主张和实践的背后，实质包含了一种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创造问题，包含了如何解决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紧张的文化原则和美学原则，这种原则才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方向，而某些过分拘执于西化或民族化的主张原则，某些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树立的方向如赵树理的方向，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方向且早已不断为中国的文艺实践所否决。闻一多的主张和实践才是中国现代诗歌与文学的发展方向，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开放性、真理性、超前性、召唤性，且已经被时间和实践证明，尽管闻一多后来忙于古典文学研究而没有继续进行探索和实践而留下了遗憾，但闻一多从五四开始就一直秉持在古今与中西会通中创造新诗与新文学的主张和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具有文学史方向性的历史正识和思想资源，甚至可以说，闻一多提出和昭示的方向，才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也是在文化意义上化解新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走向融通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