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五四时代开始，闻一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爱国主义和文化爱国主义，特别是文化爱国主义（闻一多并没有严格界定也没有搞清文化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同爱国主义的区别），使闻一多在反传统大潮中强调中国甚至东方文化的价值，在海外留学中大写爱国主义情怀的诗歌，在新诗批评与理论中倡导民族性的地方色彩的不可或缺，对新诗与新文学中存在的欧化、西语词汇和缺失中国本土形象与意象提出批评，回国后不久就一头扎进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并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俨然成为陈寅恪所说的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他在大学下午上课讲《离骚》、开课前的名言“痛饮酒狂读离骚方为真名士”的开场白，他刻苦治学几乎足不出户被戏谑为“何妨一下楼”的美谈，他在抗战最艰苦时期的“鬻字”刻印以为稻粱谋，都构成了闻一多国学研究时代的美丽传说，而这些流传于清华和西南联大校园的传说，其实都是事实。从新诗人成为国学教授，是闻一多身份和职业即人生事业模式的华丽转型，这种转型使闻一多成为中国最顶尖大学里最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学者。
然而，从五四时代就强调和坚守中国文化价值、东方文化价值的闻一多，却又不是完全的国粹派和古董派，不是死抱着传统不放的冬烘先生。五四的反帝爱国精神和科学民主精神同时成为他思想装置的组成部分，留学期间对西方工业与物质现代性的反对批判并没有妨碍他接受自由民主和个性张扬的精神现代性。他成为学者后近二十几年的古典文学的研制的动机和目的，一方面是他文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价值的追求，对中国文化热爱甚至几近痴迷的文化态度使他要进入中国文化的宝库里寻宝，重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光辉；另一方面，具有西学底蕴和新知的闻一多也存在着对国学之粹粹在哪里、国学之弊弊在何方进行梳理的职志，用国学的与西学的方法对古典进行价值发现与糟粕扬弃的工作，这也是五四后胡适等人一再提出的重整国故的思想路径。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目的与路径，所以刻苦浸泡于古典文化的闻一多，并没有成为所谓的国粹派和抱残守缺之辈，相反，他对当时的国粹派和“腐儒”如钱穆等人，是予以蔑视的，这种蔑视的对错姑且不论，至少表明了治古典的闻一多的文化立场与态度。
这种思想面貌到了抗战时期，再次集中显现出来。抗战的现实打破了学府的安宁，躲在书斋专心治学的闻一多再次走出书斋，他不仅跟随西南联大学生从长沙步行千里到达云南，用浸润于古典文学之美的眼睛关注现实，而且在民族大难面前再次思考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本来，在西安事变发生时，身在清华园的闻一多以他尚存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类国家主义情怀，对叛逆的张学良等人甚为反感，对代表政府的蒋介石抱有希望。但是当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后，那种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尊孔崇古的言论，引起了闻一多的警觉和反感。其实早在1928年，当建立政权的国民党政府作为五四运动得益者却开始压抑和贬低五四的思想与政治遗产时，作为五四新文化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就发表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当局的数典忘祖的行径予以揭露和批判。作为同样从五四历史中走来的闻一多，他固然在五四时期就坚守中国文化的价值性而没有全面反传统，但五四给予他的科学民主的思想遗产，同样成为其思想的内在装置，因此对任何否认五四价值、过分崇古尊孔的言行，具有“新文化族群”本能的警觉。其实，在中华民族遭逢近代以来最大的外来侵略、需要组织和动员全民族奋起抗战御侮之际，抗战中的国家和知识分子中出现文化寻根和复古的思想倾向，也有合理之处，因为当物质化的山河土地、故国风物遭遇危难之际，历史悠久曾经辉煌的思想精神文化，成为民族和国家的象征与支柱，复兴文化是达到抗敌御侮、光复旧物、增强民族自信的有效手段，因此抗战时期从作为中央政府的国民党到作为地方政府的共产党，双方都提出了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张，相应地，在大后方的西南和敌后的延安抗日根据地，都出现了民族形式的讨论和民族文化复兴的文化思潮。简言之，复兴中国文化是为了凝聚民心、民气、民族精神，以达到抗敌救国、抗战建国的目的。但是，在历史紧要关头出现的文化复兴与寻根思潮，却也出现了变相否定五四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和强调中国本位的倾向，所谓中国文化本位就是只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而拒绝承认五四倡导的、作为建构现代中国文化源泉之一的西方文化，极端者甚至提出复兴儒家文化、把五四的打倒孔家店颠倒过来、中国文化一切都有价值毫无糟粕的倾向，作为抗战最高领袖的国民党政府领袖蒋介石和文化教育界出现的新儒家，都有这种文化价值的取向。特别是学界中人甚至出现了尊古制、崇儒礼、个人崇拜和“献九鼎”的闹剧，闻一多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和表达了对此的厌恶之情。
当此之际，闻一多对国家政府层面和思想教育学界以至社会层面的文化复兴和尊孔复古现象，发出了坚守五四立场的批判之声。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复古的空气》《什么是儒家》《关于儒·道·土匪》《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五四断想》《五四历史座谈》《妇女解放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闻一多再次提出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他认为五四的打倒孔学有历史合理性但没有说清楚，现在应该把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合理性用学术学理讲清楚，指出抗战是民族肌体与精神的解放，而儒家由于是奴隶制社会制度之上建构的思想文化学说，骨子里是要人民安于现状和甘于为奴，儒家的礼教与礼仪是家族主义的体现并且影响于后世，反而造成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缺失，现代的民族主义来源于现代工业文明诞生的西方，它们造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强，而中国恰恰由于奴隶主义的儒家思想文化在历代的贯彻，反而使中国没有民族主义的资源，不利于民族的发扬蹈厉和自强。而中国的道家与墨家在历史的演变中或者退守慎独或者流于侠盗，也承担不起振兴民族强大国家的目的。因此，闻一多认为：“我得强调地声明，民族主义我们是要的，而且深信是我们复兴的根本。但民族主义不该是文化的闭关主义。我甚至相信正因为我们要民族主义，才不应该复古。老实说，民族主义是西洋的产物，我们的所谓‘古’里，并没有这东西。谈谈孔学，做做歪诗，结果只有把今天这点民族主义的萌芽整个毁掉完事。”[12]复古和文化复兴、儒学复兴既然不足以在抗战时代培育真正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那么统治者和学界弥漫的儒学复兴，在闻一多看来，主要目的是倡导儒家伦理的序尊卑、明上下、守秩序、重服从，即建立普遍奴隶主义和奴性道德基础上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统治，是治人者的驭民术。闻一多的《什么是儒家》的副标题之一是“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表露他有系列的研究计划，可惜没有完成，在他的手稿中他以图例的方式初步写出了他计划研究的孔子和儒学思想，即以孔子和儒学的仁学为核心，探讨仁学内含的五伦三纲，君臣父子，孝敬礼教，并且标出了孝敬是两面刀和吃人礼教。由此闻一多尖锐地指出：儒学“尽管有你那一套美丽名词，还是掩不住那渺小，平庸，虚伪，掩不住你的小算盘，你的偷偷摸摸，自私自利，和一切的丑态。你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你先贤的什么哲学只令人作呕，我都看透了！”[13]对文化复古和儒学批判的思路观点，与鲁迅在五四时期写的《在中国现代的孔夫子》和《春末闲谈》等揭露表述的一样，虽然没有鲁迅那样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儒家礼教“吃人”和制造“人肉厨房与宴席”的论述的系统和全面。在批判文化复古和儒学复兴的基础上，闻一多重新以五四斗士的姿态，毫不犹豫地捍卫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功绩，并且联系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实，提出如何以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开展新的民主运动，甚至也像鲁迅那样向青年提出“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揭破他的黑暗，而不是去捧他”[14]。坚持科学、民主、自由，有虔诚的宗教信仰，铁的生命意志，坚持真理的韧性，排除和舍弃“庸俗主义的儒家哲学”，这是五四的真精神和历史法则，是民主追求时代的思想资源和伟大传统。
自然，在40年代抗战时期，面对文化复古主义和新儒家复兴的思潮，闻一多的批判文章数量不多，且虽然已经是俯首书案多年的学者，但诗人的激情时常荡漾在他的笔下，故此他的某些批判和主张，如重新提出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坚持这一立场，在当时的整体的、国共两党都提倡的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潮中，没有产生五四时代那样的大共鸣和应者云集，但是，有如大音希声的闻一多的儒家和复古批判，却自有不能抹杀的、十分可贵的思想价值，特别是闻一多并非如五四青年时代那样以感性张扬，而是作为沉浸古典文化多年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很有自信地认为自己“念过了几十年的经书”[15]，因此敢于认为自己的主张的真理性，不像五四时期有些人提出打倒孔家店却讲不出之所以要打倒的理由，现在自己具有几十年的古书浸润和钻研，“我相信凭我的读书经验和心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儒学就是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的假秩序的”[16]，孔子和儒学思想的要不得就是因为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和帮凶，每到统治者要搞法西斯式的独裁专制和奴役人民如奴隶，就会抬出孔子儒学的灵幡，建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用以毒害和麻醉人民。闻一多自信，由于自己自幼及壮对传统文化下过功夫，知道所谓儒学和国学的内奥，所以乐于同抗战时期的青年人一起参与反儒学争民主的运动，乐于戳破所谓文化复兴与儒学的表面冠冕堂皇掩盖的并非学术的政治目的。这些思想见识，如上所述，五四时期的鲁迅和其他新文化的精神战士也有过系统的阐述，但在40年代民族危难和抗战建国的时代语境中，当五四再次遭到非难和儒学代表的传统文化被捧上祭台时，闻一多表现出的五四文化战士和民主斗士的姿态，仍然光辉熠熠令人难忘，具有十分重要和久远的历史意义。
[1]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2] 鲁迅：《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3] 逄增玉：《中国与亚洲启蒙中的文学》，见逄增玉《文学现象与文学史风景》，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4页。
[4]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65页。
[5] 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36页。
[6] 闻一多：《给景超、毅夫、毓琇、实秋》（1922年8月14日），转引自刘炫《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7] 闻一多：《给梁实秋》（1922年5月15日），转引自刘炫《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8]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9]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页。
[10]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66—367页。
[11]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66—367页。
[12] 闻一多：《复古的空气》，《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61页。
[13] 闻一多：《从宗教论中西风格》，《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80页。
[14] 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36页。
[15] 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36页。
[16] 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