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进行型影像世界中的闻一多形象
（一）聚焦：“最后一次演讲”
无论是电影《建国大业》、电视剧《解放》中关于闻一多的片段，还是闻一多的专题电视剧《最后的演讲》《闻一多》和电视纪录片《大师·闻一多》《记忆·闻一多1946年》《信念·无畏的斗士》，“最后一次演讲”都是演绎的焦点和高潮。视点高度集中在革命斗士这一形象塑造上，围绕“反内战”“被杀害”展开矛盾冲突，并以闻一多在致公堂悼念李公朴大会上的演讲将冲突推向顶峰，着力刻画闻一多的革命战士的形象，高度集中而又有机结合地展示了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学者风度和战士风采，高歌了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闻一多是个文人，于政治无天分，视爱国为天职。外患让他不安，内忧使他动怒。李公朴之死让闻一多将悲痛化作力量，再一次“爆一声狮子吼”，怒斥黑手，终遭残害。《建国大业》中，闻一多时而表情沉痛，目视远方；时而悲愤交加，声嘶力竭。我们能感受到闻一多面对凶残的敌人，表现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的形象比较粗线条，满脸的胡茬儿，不加修理的头发，给人一种落拓不羁的印象，他同时又是一个文弱诗人，搭配了眼镜和围巾，在随意凌乱中又不失艺术气质。这部电影拍了一个国家诞生前的阵痛和血污，和充满希望的婴儿年代，然后，血污和黑暗，更多的血污和更多的黑暗，闻一多和他的战友们朝气蓬勃，充满信心，他反对内战，呼吁民主：“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赔上了一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我们听见了他的声音，看见了他的慷慨激昂和理想主义，看见民主党派的天真和理想主义，至此，看见了这个国家的基础，看见了它的合法性来源，看见了它从血污中携带理想的诞生过程，看见了这个婴儿的天真笑容。
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去追寻这位民主斗士、著名学者的足迹。其时闻一多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大，同时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兼任昆明《民主周刊》社长。这篇著名演讲的地点是在李公朴遇难报告会上，时间为1946年7月15日上午，而当天下午闻一多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闪耀着闻一多生命光辉的《最后一次演讲》的内容已广为人知，有关闻一多出席报告会的背景也大致满足基本历史的普及，不过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最后一次演讲》是删改过的，电影和电视中的“演讲”也是删改过的。比如原来闻一多在那次演讲中，对当时国民党的“主子”——美国寄予了希望，尤其是称赞了曾与闻一多“也常见面”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综合各种文献及访谈，诸种闻一多讲演记录中，最早的是《学生报》，最完整的是《民主周刊》，《新华日报》《联大八年》、开明版《闻一多全集》所收者，均来源于上述两种。[2]70年过去了，很多当时的情形一如风化的岩石，渐渐剥离成砂粒而难见原貌，但时代的主流仍是浩浩荡荡。
此外，闻一多演讲之后主持记者招待会，然后与接他的长子闻立鹤一起回家，突遭枪击残害，与他倒在血泊中的还有他的儿子，而影视剧中闻立鹤的形象多被删除。
对于人物传记片来讲，引起争论的焦点往往是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其中大致有这样几点，即传记片是“均史有所据”的史家“写真”，还是艺术家以当代意识对历史精神的把握与重现；是追求艺术形象与生活原型的最大限度的相似性，还是准确地开掘出人物内涵的深度真实，等等。人物传记片的真实性，绝非简单地指影视作品与历史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它不可能将史录实证的历史本体完全再现，同样，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传主所有行状言行重复与重演。它应是通过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之间带有必然性的联系，揭示出一种精神、一种内涵，一种当代人对于历史的体验、感悟，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物传记片往往寻找那些足以凝聚我们民族历史精神的典型人物，他们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存在，更是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优秀代表，这些人物或可作为中国思想与精神源泉，或以其行为或思想为建构新中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或以道德及情操的高尚性赢得了人们普遍的认同。6集电视连续剧《闻一多》的创作者在解读了闻一多作品、言论和记载他行状的文字后，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一历史人物种种逸闻趣事的推衍，而是紧紧把握住闻一多的人格与精神，写出他所走过的道路，他所做出的人生抉择，他所代表的社会潮流，他所展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对这一切的反思，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革命历程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在闻一多与时代、文化、政治的复杂联系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人物传记片的真实性问题启示和人生启示。
（二）移焦：“去神圣化”策略
朱自清在评价闻一多时指出，“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3]其实，朱自清对闻一多的定评可以推而广之，因为现代文人往往具备多重身份和面相。然而，在文化人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基于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一个人的某一重人格常常被刻意渲染和放大，其他部分则受到忽略和遮蔽。因此，严格来说，人物形象的客观再现常常是无法达到的。当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互动关系，又导致了文化自身的分化，形成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分天下。这三种彼此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文化，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内部的各种力量的制约，从体制的作用，到市场的压力，甚至体制与市场的冲突和互动，再到文化生产者的分化和妥协等等。”[4]主导文化重点关注那些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名人，这些名人往往成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批判的对象，被贴上革命和反动的政治标签。“主导文化的真实功能是一种支配文化，是一种体现政治场对文化场引力作用的特殊领域”[5]，所以，主导文化对某一名人的定位，极大地影响着他的社会评价，名人地位的升降直接关涉其形象的变迁。“神圣化”策略通常被纳入对革命和进步文化人的刻画当中，对传主予以仰视的观照，塑造出高大完美的正面形象，成为担负教化功能的典范和楷模。比如电视剧《闻一多》《解放》和电影《建国大业》等对闻一多民主斗士形象的塑造，几乎成为中国民主建国叙事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不过，政治阐释框架无形规约和限制了艺术创作的自由，也遮蔽了人物形象和性格的丰富复杂性。以“神圣化”策略塑造的名人形象往往趋于单义化和脸谱化，其人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打了折扣，反而难以被受众所亲近。因此，主导文化也会借用大众流行文化的表意策略，增强名人形象的可信度和亲和力。“民间隐形结构的生命力就是如此的顽强，它不仅仅能够以破碎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成显形结构，施展自身魅力，还能够在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它，否定它的时候，它以自我否定的形态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同样施展了自身的魅力。”[6]主导文化中化合了通俗文化异质因子，虽然在构成上显得比较混杂，但却暗合了受众的接受心理，更易于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教化。而在大众文化日渐勃兴的背景下，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颇为复杂微妙，一方面构成了某种合谋关系，另一方面又难免会发生冲突，在名人形象的塑造上，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神圣化”与“去神圣化”两种策略的分歧。
电视剧《最后的演讲》就试图在闻一多形象的塑造上进行“去神圣化”操作，却又矫枉过正，“把闻一多描述成为一切都是从自己私利、自己的面子出发的人”[7]，因而引起争议。《最后的演讲》大量画面反复表现因物价高涨，闻一多不得不辛苦刻章养家，几个孩子不得不捡菜帮充饥，在家里连豆腐都吃不饱，甚至在教授会议上，为了弄到吃的，他中途退席，和孩子们去地里抓蚱蜢、种菜，作为陪衬，吴晗也去河边捞小鱼。为了这些，也为了没有钱给妻子买件旗袍等，闻一多十分痛苦，大喊：“门口要有汨罗江，我这会儿就跳下去！”“我算什么男人！”“中国呀，你让你的学子们活成这德行，你还有脸吗？”剧中的闻一多一再说“这鬼地方我真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早点走也好，离开这是非肮脏之地”，甚至说：“也许当年就不该从美国回来。”剧中多次放映充满田园风光的闻一多故乡浠水巴河的画面，并配以画外音“我也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所有这些都暗示闻一多此时已十分消极颓唐，厌恶昆明这“是非肮脏的”“鬼地方”，急于要离开，脱离当时艰难的斗争，回到美丽恬静的故乡归隐，甚至自悔当年不该从美国回来，这些都不符合事实。闻一多的《大暑》《故乡》两首诗的4次重复运用并不十分恰当，画外音“我要回家了”出自闻一多作的《大暑》一诗，该诗写于1924年夏天，闻一多当时正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美术，科罗拉多大学地处科罗拉多州的珂泉，这里是沙漠边缘，但英姿挺拔的派克峰却有白雪如银，秀丽的自然景色令他乡的游子陶醉，但闻一多思乡的愁绪丝毫没有因此而稍减，诗人记得他有一个可亲可醉的故乡，这可亲可醉的故乡有一个如诗如画的“大暑节”。《大暑》一诗不能代表闻一多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思想，更不是他已投身火热的爱国民主运动中的思想，他不可能逃避现实回到恬静的家园归隐。另外，闻一多要去参加民盟主持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剧中有相当长这样的画面：闻夫人锁上了门不让闻先生出去，他在内要求开门，并反复说：“我不能做胆小鬼呀……连特务也会看不起我！”“夹着尾巴跑了，这种人你瞧得起他吗？”这个情节也是虚构的。这样的话语不太符合他随时准备以身殉志的一贯思想的逻辑。闻一多是一个诗人，他的一生就是一首诗，特别是他的晚年，更是一首悲壮的伟大的诗。艺术地、如实地描述他的思想言行，才能收到最好的感人的效果。
英国传记文学理论家尼科尔森认为：“个性、艺术、真实是传记文学的三要素。”他之所以把“个性”放在首要位置，是因为创作者的主体性原则即便是在人物传记片的制作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历史背景的再现、历史氛围的营造渲染，到寻觅显现传主的踪迹，在史料的框架中丰满传主的血肉，都必须经过创作者主体心理“过滤”，这是在具体的、个体的审美活动中，审美观念与对象的直接契合而产生的一种美感现象。所以在传记片中，传主往往已不是纯粹的传主，而是创作者心目中的传主。
“闻一多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作为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的一切创造力都来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他的爱国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即他在真正接近人民，受到深刻教育之后，由崇奉‘国家主义’，转而为强调‘人民’利益，崇奉‘民主主义’。闻一多的思想历程典型地说明了五四以来中国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他受过五四的洗礼，是五四的产儿；他是最勇敢、最忠实的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8]长篇传记电视剧《闻一多》作为颂体的这部电视剧着重展现闻一多由唯美主义诗人杰出的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学者，转变成为民主革命战士的历史过程。在《闻一多》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曾作为国家主义者的闻一多如何痛苦、困惑、彷徨，到一旦认清方向就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人民的事业，还是作为新月派诗人对鲁迅如何误解，而一旦醒悟竟会在万人聚会上向鲁迅画像鞠首认错，都是一个通体闪亮的真实的闻一多，他那率真、狷介的性格与中国具有良知的传统知识分子一脉相承。《闻一多》是史与诗兼融为一体的史诗剧，因为闻一多48年的生命活动本身就是一部鲜明而强烈地体现着中国现代历史文化转型期的时代特征的史诗，是一部辉煌壮丽的史诗。“对历史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剧，是否具备史诗品格，是检验其历史深度与美学深度的基本标准。是否具备史诗品格或这种品格达到何种程度，既能反映剧作的艺术意蕴的深刻与否，又能体现其艺术形式与艺术意蕴相融合的程度。”[9]电视剧《闻一多》没有陷入概念化、抽象化的创作思维，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完整而全方位地塑造出集诗人、学者、斗士一身的闻一多的丰厚形象。该剧生动地再现了他浪漫天真的赤子情怀，展现了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风范，讴歌了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与典范。该剧既没有将闻一多任意拔高，也没有将其浪漫神化，而在特有的历史背景下，在不断渐进的求索过程中，作品完成了对他伟大人格力量的塑造，突出了闻一多个体的复杂性，并通过其个人的生存选择来完成生命意义的展示，因而也就显现出历史必然性中所涵盖的人性深度。
纪录片《大师·闻一多》也恰当地将闻一多的三重身份诗人、学者、民主战士融为一体，以表现战士为主，既写出了他的诗人情怀，又写出了他学者的品格，更突出了他作为一名战士的精神。民主战士的人格，是诗人和学者人格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诗人和学者人格的高度升华。正是战士的精神，点亮了诗人的情怀和学者的品格。也许因为闻一多的诗人身份，再现闻一多光辉形象的电视剧，也自然应当具有诗的抒情风格。在叙事方式上，纪录片采用了以诗串接的方法，既使叙述更为简洁，具有虚实结合的意境美，又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三）映衬：《七子之歌》的历史回响
闻一多1925年3月在纽约写下了爱国思乡之作《七子之歌》，2个月后，他怀着早日投身到报效祖国行列中去的理想，提前结束留学生活启程回国。然而，刚刚踏上祖国土地的闻一多万万没有想到，迎接他的是街头未干的斑斑血迹，两天前这里刚刚发生了帝国主义屠杀示威群众的“五卅惨案”。被失望乃至绝望笼罩着的闻一多愤然北上，在北京把《七子之歌》及《醒啊》《爱国的心》等几首爱国诗作，投稿给《现代评论》首次发表。《七子之歌》是时代的产物、不屈的呼号，它由7首短诗组成，分别写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这7个被帝国主义殖民者霸占的地方，与祖国母亲骨肉分离的痛苦情状。想象是诗的翅膀，诗人在《七子之歌》中，展开了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从多个角度对“祖国之子”作了具体形象的诗意描绘。《七子之歌》总题下有序云：“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忆其悲哀之情，盖其甚于《凯风》之七子……为作歌各一章，抒其孤苦亡告，眷恋祖国之哀忱，亦可励国人之奋兴云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如斯，中华‘亡子’之归来在日夕乎！”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民歌集成、中华民族诗歌之源的《诗经》，被“五四”新诗人闻一多活用来为现实斗争服务，增强其新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拓展其表现空间，使新诗创作为更大的受众所认同，并经受了时间的冲刷，《七子之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但是，由于这篇组诗不在闻一多的两部著名诗集《红烛》《死水》之中，也没有收入《闻一多全集》，因此，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并不为人们所熟悉。直到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活动中，有人提起了这组作于70多年前的诗篇，当年4月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曾刊登1947级校友施巩秋题为《重温七子歌思念闻一多》的文章。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日子的临近，第一节就诗咏澳门的《七子之歌》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1998年初，大型电视片《澳门岁月》的总编导在一次偶然翻阅闻一多诗集时，发现了《七子之歌》中的《澳门》，即请祖籍广东中山的作曲家李海鹰为之谱曲。李海鹰一遍遍地吟诵闻一多的诗句，流着泪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曲子，他将潮汕民歌的特色融入其中，并从配器上也有意贴近闻一多生活的年代。编导又选中澳门培正中学小学部年仅七岁半的容韵琳小朋友担任领唱，她以夹带着浓重澳门乡音的普通话演唱，与曲调设计浑然一体。后来，《澳门岁月》的总编导感慨地说：“主题歌词选用闻一多的诗是我们成功的首要因素和关键。”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澳门委员、主题歌大合唱的指挥陈振华评价说：“这首歌唱出的是我们灵魂的共鸣，时代的共鸣。澳门很多学校和社会团体都来索要歌谱，澳门同胞要唱着这首歌迎接回归的一天。”澳门回归祖国，又恰逢闻一多百年诞辰之际，《七子之歌》的首篇《澳门》在中华大地上再次引起轰动，在20世纪末澳门回归祖国时唱响中华大地。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澳门岁月》的播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主题歌给人留下了深刻、感人的印象，让我们总是热泪盈眶，心潮难仰，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不禁油然而生。《澳门日报》发表文章赞扬节目及主题歌，题为《〈澳门岁月〉令人荡气回肠》，《华商报》题为《〈七子之歌〉感人至深》，内地的十余家媒体也相继报道介绍。诗人首篇对澳门的呼唤，正是编导在《澳门岁月》纪录片中所要表达的情绪，共鸣之处就是中华民族祈盼统一，祈盼澳门回归祖国的主旋律。《澳门岁月》是以政论与纪实相结合的手法，大写意、大手笔全面记叙澳门的历史渊源，回归历程，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涉及的所有内容及情绪把握上无非是强调了一个“情”字，那就是回归情，统一情，爱国情。首先在情感上，闻一多的诗与编导的创作思想已经有了莫逆之合，节目的内容需要这种情感，那么主题歌歌词选用闻一多的诗是它成功的首要因素和关键。主题歌成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迎合了观众，尤其是澳门同胞的感情和心态，觉得唱出了他们的所想所思，唱出了灵魂的共鸣。澳门是离散祖国最早的一块土地，已有数百多年的历史，历尽血泪沧桑，澳门同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血脉相连，回归祖国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祈盼，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给予了他们无限的希望和信心。演唱地点选择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前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大三巴牌坊是澳门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是圣保禄学院经过三次大火残存至今的前壁，这是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东方的见证，它的侧面是大炮台，是葡萄牙人武装占领澳门的遗迹，今天这里虽然成为旅游胜地，但透过那残垣，不能不看到它的另一面，中华民族被外来者武装与文化齐头并进的侵略，这里是历史上民族耻辱之地，今天这里也应该是雪洗百年耻辱，激情高歌，喜迎回归之地。澳门居民触景生情，对演唱主题歌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爱国社团的积极参与下，其所属的各业余合唱团一千人参加了演出，他们中最小的七岁多，还有几位最年长的八十多岁，他们的演唱是朴实的，真实的，是发自内心情感的宣泄，所以也是最感人的。随着电视画面中流动的海浪，宗教音乐色彩的铃声由远及近，引出童声小范围的合唱和童声独唱之后，管弦乐及成人混声合唱的加入使音乐逐渐变得浑厚、温暖，在这种叠制处理中，反复演唱：“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音乐呼唤态势，当情感因素推至极点时，又戛然而止，一个稚嫩的童声再次出现：“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形成了强烈的跌宕起伏，结尾之处非常雄壮，伴着澳门的航拍镜头，所有人合唱出本曲最强音：“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我们看见了闻一多的声音，从历史深处传来，我们也终于看见了他的笑容。《七子之歌》穿越历史时空，依然震撼当代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灵。这是闻一多诗歌精神的一种力量，一种神圣的呐喊，一种苦难中怀着希望的情绪，一种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
在社会文化思想和大众欣赏旨趣多元化的当下，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像作品需要解决从单向度的宣教，到受众真诚接受与认同的核心命题，需要在国家认同、民众接受、历史真相、艺术品格之间取得共识，以利于传播效力的最大化，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传递与历史本真、受众诉求之间的隐秘缝合与平衡。
[1] 《闻一多画传·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 参见闻黎明《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若干问题的追踪》，《2016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 朱自清：《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页。
[4] 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5] 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6]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7] 李凌：《还闻一多以无私无畏的本来面目——评电视剧〈最后的演讲〉》，《电视研究》1996年第9期。
[8] 张恩和、张洁宇：《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思想轨迹》，《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9] 陈黎明：《在史与诗之间——论长篇传记电视剧〈闻一多〉的艺术创造》，《中国电视》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