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明冲突”？

一 “文明冲突论”与背后的经济利益

冷战结束两年后的1993年夏天，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和争议。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战争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种族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种族差异导致的冲突与战争”。冲突的形式是人口主体竞争、文明主体争夺和种族冲突。2001年的“9·11”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暴恐事件似乎在证实亨廷顿的预见。2010年“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美国大多数民意反对在纽约世贸遗址附近建造伊斯兰文化中心，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某基督教会领袖准备焚烧《古兰经》；当下，发生在欧美的“伊斯兰恐惧症”和欧洲集体向右转的倾向似乎也是这一“文明冲突”的最新象征。

然而，如果以美国“铁山”绝密报告为背景进行推理，“文明冲突”论为什么会在冷战刚刚结束两年后被抛出？事实是否真如亨廷顿所预见的那样，仅仅是文明的冲突？极端主义兴起的背后，仅仅是不同文明形态的根本性差异吗？对这一矛盾的最后解决是否只能通过文明之间持久的战争，直至某一文明对另一文明的彻底征服？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一冲突的本质又是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清晰的梳理，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正确的解决道路。

事实上，伊斯兰教教义和其他主要宗教的教义一样，其内容都具有多种诠释的可能和空间。伊斯兰文化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取得辉煌灿烂的成就，也与教义的宽泛性、多样性阐释有关。正如极端分子可以找到循其所愿的解释，温和人士同样也可以构建宗教宽容框架。因此，当下对于“恐怖主义”问题，简单归咎于伊斯兰教造成的“文明冲突”，可能会掩盖国际事务中真正的、本质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对产生这种思想的源头和社会背景做深入的阐释。

德国著名文化学者迪特·森格哈斯对当今国际秩序提出了全新的见解，他认为，民族间或国家间的冲突诚然具有文化和宗教的内容，但是，文化和宗教因素在冲突的起始阶段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它们充其量只是一种介入性和附属性的、对冲突升级可能起促进作用的因素，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无望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6]

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针对伊斯兰文明被西方媒体塑造出的刻板化形象检视了其渊源和影响，认为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观点。他指出，即便是本着所谓“客观”的报道，因为已经有预设的立场和既定的假设，因此，很难对特定的事实做出超出具体背景下的中立报道，更多的时候，报道中潜藏着隐而不显的假设和对事实的扭曲却是常态。他在批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写道：不可否认，民族政治冲突中具有文化内容，但导致冲突的动力不是由特定的文化内容决定的，而是大体上都产生于类同的社会经济问题。

我们不难看出，两位西方学者都敏锐地将“文明冲突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经济问题。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清晰地说明所谓的“文明冲突”的本质。1994年4月至6月，卢旺达发生大规模的种族大屠杀事件，导致80万—100万人被杀。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仇杀，联合国对此表现消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没有介入此次事件。事后有媒体记者采访当地的一位酋长时问道：“为什么国际社会不干预这次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事件？”这位酋长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因为我们没有石油！”

二 从伊朗“伊斯兰革命”透视国际政治利益博弈

西方媒体有关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人质事件的片面性报道，也能对其新闻框架、舆论生成的预制一探究竟。

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要追溯其石油工业被英、美等列强所控制和掠夺的殖民历史，才能透视美国新闻媒体配合国家战略、掩盖殖民历史、文化输出的报道真相，其所谓的“独裁者”、宗教激进主义等都是其声东击西报道策略的预定词汇。

20世纪40年代以前，伊朗石油工业一直由英国英伊石油公司完全掌控，而英伊石油公司背后则由英国政府操控，伊朗的石油完全由英伊石油公司开发并出口到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朗人意识到他们从英伊石油公司所得的石油实在是微不足道，再加上不满协约国侵占伊朗，使石油国有化和驱逐西方势力成了伊朗人民共同的政治、经济诉求。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1941—1979年在位）在1951年任命民选的穆罕默德·摩萨台为伊朗首相，摩萨台上台伊始实施渐进式的社会改革，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举动就是把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英伊石油公司到1993年到期的特许经营权被撤销，并没收资产，摩萨台的决定令英国政府相当不满。此时，随着苏联的影响力扩大，英国政府担心摩萨台会受到苏共的影响，英、美两国遂开始抨击摩萨台的政策会危害伊朗。在英国军情六处要求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罗斯福的指挥下策动了一场政变，1953年8月19日一直潜伏的国王支持者和伊朗军方采取行动，坦克军团冲入首都并炮轰首相官邸，摩萨台在暴徒洗劫官邸之前逃离，至此，维护伊朗国家主权的摩萨台政权被英、美两国成功地铲除。

政变后，新政府很快与外国石油公司达成协议组成财团，“大量恢复伊朗石油输出到全球市场”，美国和英国分享了伊朗石油最大的份额。美国则资助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组建军队及秘密警察萨瓦克实行专制统治，直至1979年被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

从摩萨台倒台到伊朗“伊斯兰革命”之间的26年间，国王礼萨·巴列维在经济上利用石油收入和美国的援助推行“白色革命”，结果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脱节，致使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失业严重，而以国王为首的特权阶层巧取豪夺，奢侈腐化，贪污贿赂风行，社会贫富悬殊加剧，各种社会矛盾被激化。在政治方面，由于专制独裁统治和美国支持，军备开支庞大，特务横行，镇压政治反对派，监狱人满为患，一些宗教领袖包括霍梅尼，因反对独裁专权和世俗化政策被监禁或驱逐，各阶层人民积怨日深。在文化方面，巴列维王朝推行西方开放型政策，使西方腐朽文化和生活方式大量涌入，色情、淫秽、凶杀书刊和影视泛滥，赌场、妓院公开活动，社会风尚败坏，严重冲击了伊朗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引起穆斯林的普遍不满，尤其是宗教人士的不满。

于是，流亡法国的什叶派宗教人士霍梅尼把握住了时机，组织教士集团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结成联盟，引发了推翻专制王朝统治的革命——“黑色革命”。从1978年1月开始，伊朗国内发生了反对伊朗君主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同年8月至12月，罢工及示威活动使整个国家瘫痪。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伊朗专制统治政权崩坍。两星期后，在外流亡了15年的霍梅尼回到德黑兰，受到数百万伊朗人的欢迎。经过全国公投，1979年4月1日成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通过了新的宪法，以霍梅尼为领袖的教会领导阶层理所当然地成为伊朗人民的选择，霍梅尼也在1979年12月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家最高领袖。

这次革命被西方媒体称为“伊斯兰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伊朗的历史，耗费大量资金建立的军队及保安部门保护下的巴列维政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基赫的监护，即伊斯兰法理学家管治之下的现代化神权性君主政体。霍梅尼上台伊始表现出对真主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无上尊崇，提出“伊朗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用伊斯兰的思想和知识教育人民”等口号，这在危机四伏、百业凋敝、人民希望恢复自身文化传统、憧憬理想社会的伊朗具有很大的感召力。伊朗人笃信伊斯兰教，《古兰经》云：“真主不改变一个民族，除非他们自己改变。”因此，伊朗人民拥戴自己的民族领袖，反对殖民侵略和西方势力扶植的傀儡政府，这也许是今天伊朗人民坚决反美的原因之一吧。

霍梅尼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发动了一场推翻专制王朝的政治运动，夺回了伊朗人民属于自己的国家权利，驱逐了西方的势力，受到伊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但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他是“近代最恶名昭彰的独裁者”，并且让伊朗“倒退了几个世纪”，同时也承认霍梅尼是一位学识渊博、极其睿智的人，同时是一位极其俭朴、体恤民心的人。

“黑色革命”后，美国势力被驱逐出伊朗，西方媒体把深层的政治经济因素和纷繁复杂的文化背景，以及西方对伊朗的殖民历史全部抽取殆尽，对于美国政府欲继续控制巴列维政府的政治背景只字不提，却对伊朗热血青年在拼接美国驻伊大使没有完全销毁的文件时发现美国对伊朗的巨大阴谋后发出的爱国情绪进行了歪曲性报道，所有的报道都被简化为正义与非正义、改革与保守、世俗和宗教之间的较量，复杂的历史逻辑与经济谋求被割断。“9·11”事件的新闻报道继承了这一传统，西方媒体很少追问本·拉登及“基地”组织的动因。

西方媒体在对“黑色革命”的报道中被赋予了国家使命，充分体现了媒体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职能。新闻媒体避重就轻地将国际受众的关注点引向霍梅尼的宗教身份，以及伊斯兰文化的方方面面，其逻辑思路大体是：“霍梅尼是独裁者——霍梅尼是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宗教人士——‘原教旨主义’是落后的——伊斯兰是一种落后文化——‘伊斯兰革命’是美国的敌人也是世界的敌人。”这其中也包括以西方媒体自身的立场去检视任何能造就强大新闻传播效应的事件。

之后，西方媒体凭借强大的实力在全球新闻传播中进行了单向的、不对称的传播，这种传播带有强烈的诱导性，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西方民众乃至全球受众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但伊朗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由于传媒力量的羸弱发不出声来，无法为自己辩白，致使偏见蔓延。爱德华·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一书中曾经写道：“伊朗继续在美国民众中间引起了歇斯底里般的关切，不仅是因为在1979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对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极端非法和污辱性的侵占，也因为美国媒体对此事件及随后几年对伊朗的妖魔化式的、极端细节性的、高度聚焦的关注。”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所谓的“文明冲突”，其冲突的根源不在于文明，而在于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德国著名文化学者迪特·森格哈斯和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对当今国际问题的深邃见解——“国家间的冲突诚然具有文化和宗教的内容，但是文化和宗教因素在冲突的起始阶段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它们充其量只是一种介入性和附属性的、对冲突升级可能起促进作用的因素，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无望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可否认，民族政治冲突中具有文化内容，但导致冲突的动力不是由特定的文化内容决定的，而是大体上都产生于类似的社会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