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众所周知，今西汉水及其邻近诸水是嘉陵江的上游。然而在地学界、史学界的一些学者看来，今西汉水及其邻近诸水过去并不是嘉陵江的上游。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赵亚曾、黄汲清等认为，今西汉水及其邻近诸水本是汉江上游，之所以会成为嘉陵江上游，是因为汉江江源一带与邻近的嘉陵江上游流域过去可能存在河流袭夺现象；后来，李承三、周廷儒等就袭夺问题又进一步提出看法；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在汉江流域进行野外地理调查的时候，工作队的学者也基本上认同河流袭夺的观点。^[2]此后，河流袭夺说成为嘉陵江上游变迁的基本解释。

尽管许多学者一致同意汉江江源与嘉陵江流域的分水岭一带出现过河流袭夺现象，但对河流袭夺的地点、方式等问题的看法则存在很大分歧。例如，汉江工作队的沈玉昌等在研究各家意见后指出，是嘉陵江袭夺了原本属于汉江的支流巩家河。^[3]巩家河是嘉陵江上游支流黑水河的源头之一。李健超则认为：“原来嘉陵江上源由北向南流到（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附近，不是继续南流入四川，而是东流入汉江的。”^[4]研究者之所以最终认定在汉江中源与嘉陵江流域的分水岭附近一带存在过河流袭夺，是因为在这一带发现两方面的重要证据。一是汉江中源漾水（青泥沟）^[5]河谷平坦，水量与河槽很不相称：在陕西省宁强县烈金坝附近，漾水平常水面宽不过10米，但河身宽达2000—3000米，两岸谷坡平缓，河床坡度平坦，不像一般河流源头都是深邃峡谷。二是汉江中源漾水与嘉陵江支流的低矮分水岭（又名凤飞岭，下略称汉嘉分水岭）上可以找到由古河流堆积的厚达0.5米的卵石层：这些卵石的直径多为0.03米—0.05米（或说0.01米—0.02米），显然已经过长远的流水搬运与选择作用。应该说，他们的观点是有相当见地的。然而，或许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也没有明确指出袭夺事件发生在地质时期还是历史时期，更没有深入探讨造成袭夺事件的原因，^[6]所以，他们的观点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肯定。^[7]可见，关于嘉陵江上游水系的变迁问题，还有进行更为严谨、深入、全面研究的必要。

近几年来，笔者由于研究长江流域环境变迁问题，接触到嘉陵江上游和汉江上游的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发现嘉陵江上游的水系变迁就发生在近2000多年来的历史时期，而且，这个重大地理事件的发生与汉初著名的武都道大地震事件（前186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于是，通过对武都道大地震事件与嘉陵江上游的水系变迁问题的细致梳理，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复原今嘉陵江上游水系变迁的历史过程。由于有关河流袭夺具体案例的历史过程复原工作从未有人做过，因而，本章的研究自然是探索性的。笔者希望本章的研究结论能为武都大地震、嘉陵江与汉江关系的千年之谜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并因此丰富河流演变的袭夺理论。

早在1500多年前，与今嘉陵江、汉江上游地区相关的汉水、沔水、漾水、潜水、沮水诸问题，曾经就让撰写《水经·漾水注》的郦道元困惑不已，因为他所看到的前代文献中有关汉水、沔水、漾水、潜水、沮水的记载相互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一般来说，古代文献中关于自然地理情况的描述不会无中生有，尤其在人们较为熟悉的地区。历史时期嘉陵江上游一带位于秦、蜀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属于古人较为熟悉的区域。因此，古代文献中关于该地区自然地理情况的记载应该是较为可信的。郦道元以来的古今学者之所以没有能够真正弄清楚今嘉陵江上游诸水之间的关系，关键的原因可能在于只依靠某一个方面的证据或方法。现在，我们既能够看到该区域较为详细的地形地貌情况，又拥有野外考察的相关证据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认真细致的科学分析，应该可以把汉水、沔水、漾水、潜水、沮水之间的历史关系基本弄清楚。

笔者下面的论述即以古汉水上游（约当今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镇以北的嘉陵江上游）诸水为中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