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水上游诸水东流时期（远古—前186年）

先秦时期，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本是古汉水上源，其直接证据有二。一是来自《尚书·禹贡》的记载。《禹贡》“导水”章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8]先秦秦汉时期的“嶓冢（山）”即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西汉水的发源地一带，学术界没有异议。这里的“漾（水）”是今嘉陵江上游重要支流青泥河的名称，^[9]“沧浪之水”为古汉水在今湖北省襄樊市附近河段的别名，“大别”即今大别山。所谓“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意思是说，大禹从嶓冢山疏导漾水东注汉水。可见，《禹贡》作者明确是以今嘉陵江上游青泥河为汉水上源的。

二是来自《山海经·西山经》的记载。《西山经》云：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10]

这里的所谓“嶓冢之山”，当然就是《尚书·禹贡》中的“嶓冢（山）”。这里的“沔（水）”，是上古时代人们对古汉水上游河段甚至整个汉水的别称。^[11]因此，《山海经·西山经》中的这段文字也很清楚地表明，今嘉陵江上游诸水当时是连通今汉江的。《禹贡》和《山经》的成书年代，目前学术界尽管还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但是肯定不会晚于战国后期。

图4—1 汉以前古汉水上中游及其附近地区形势示意图
说明：本图中的部分历史地名位置参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关中诸郡”图、“淮汉以南诸郡”图（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6、11—12页）。

除上述两条直接证据之外，还可以找到两条相关的旁证材料。

一是《尚书·禹贡》“梁州”章所载：

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12]

这里的“西倾”指西羌部族，^[13]“桓（水）”为今白龙江，而“潜（水）”是桓水的支流，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附近至四川省广元市白龙江口的嘉陵江河段（参见后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倾（羌）部族入贡中原地区，先乘船顺桓水而下，然后转入潜水，经过沔水（古汉水上游），再进入渭水水路、黄河干流。^[14]这条贡道以水路为主，显然是上古时代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而其中的“逾于沔”一段，也就是秦以降所称的“故道”“陈仓道”的前身。前206年，汉王刘邦从汉中出发北袭关中，就是走的这条路。^[15]秦人所谓故道，显然是老路、旧道之意，这或许是相对于战国中期新辟的联系古代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的著名的褒斜道而言。^[16]可见《禹贡》时代，古潜水与古沔水（汉水）之间应该还没有水道沟通；否则，西南地区和关中平原之间的往来，应该会像后来唐宋时代一样，直接利用嘉陵江水道上溯（参见后文），而不会分别潜水、沔水了。

二是《史记·秦本纪》所载：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秦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17]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即前280年。其时，秦“陇西（郡）”辖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前述汉水源头嶓冢山就在天水市西南，而楚国“黔中（郡）”的中心区约在今湖北省西北部竹山、竹溪等县一带的汉江支流堵河流域。因此，司马错发陇西攻楚黔中的路线实际上就是从古汉水上游顺流而下。其实，司马错的这次军事行动可谓轻车熟路、故伎重施，因为早在20多年前，他就曾经顺汉水而下伐楚。《华阳国志·蜀志》云：秦武王三年（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指汉水）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18]。秦国新立的这个“黔中郡”位置既当“商於之地”，显然就在今陕东南、鄂西北的汉江支流丹江流域，与当时楚国的黔中郡大体是隔汉水南北相望的。^[19]由此可见，当时今嘉陵江上游与汉江之间的水路是畅通的（见图4—1）。这样的情形应该一直延续至西汉初，因为，前述前206年刘邦从汉中走故道北袭关中，就是沿汉水上溯的。

然而，到汉高后二年（前186年），今嘉陵江上游与汉江之间水路的通畅局面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