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实现路径（一）：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边际产品的均衡
城乡劳动收入的均衡是分析城乡一体化实现的一个起点。有一种观点认为，费—拉拐点到来后城乡劳动收入，即农业与城市现代部门的劳动收入就会形成均衡。但这是不现实的。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数据均不支持这一结论。农业劳动收入要达到与城市现代部门相均衡的水平，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为前提的，至少在这个水平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支撑的产业结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是因为产业结构的转型既可以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资源和要素条件，又可以为其提供需求来源；产业结构转型尚未完成本身就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可提升的空间仍然受劳动力配置结构的压制，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仍然具有必要性。上一章已经指出，即使在一元经济阶段，由于城乡集聚经济水平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城乡收入仍然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下面将着重讨论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收入均衡的实现过程会遇到哪些困难和障碍？这些困难和障碍如何才能克服？
一 劳动力流动作用的局限性
如果农业与城市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距，费—拉拐点到来后，两个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均衡是否能够实现？传统的分析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原因是劳动力流动的均衡作用被夸大了。一般的均衡分析认为，费—拉拐点到来后，农业工资将上涨，并使农业与工业劳动的边际产品形成均衡，其原因是此后压制农业工资上涨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如果农业工资低于工业工资，劳动者就会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从而使农业的边际产品不断上升，而工业的边际产品不断下降，使二者形成均衡。这种分析无疑过于理性化了。实际上在二元经济进入转型阶段时，农业与工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通常会达到最大化，会对劳动边际产品的均衡产生很强的阻碍作用。在经济学早期的边际分析中，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是不会影响劳动边际产品均衡的，其假设条件是完全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同时忽略了产品供求的影响。[1]即假设有A、B两个产业，A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B产业，B产业的工人就会流向边际产品和工资较高的A产业，从而使B产业的边际产品不断上升而A产业的边际产品下降，直到两个产业的边际产品和工资相等为止。这种过于理想化的分析范式过度夸张了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如果两个产业的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就会阻止这种倾向。由于农产品与城市部门的产品具有完全的不可替代性，农业劳动力流出会造成农产品供给的短缺、引起价格上涨而使农业收入增加，从而对劳动力流出产生阻碍作用。这也可以解释在高度工业化、社会化的条件下一些手工产品仍然会被保留下来这一现象。其原因主要是“现代化”的产品与手工产品间具有局部的不可替代性，手工产品需求的刚性使均衡只能以货币性均衡的形式出现。
其次，还有两个因素会限制劳动力转移的边际均衡作用。一是城市现代产业雇佣劳动力是有效率边界的，这决定了它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有数量限制的；二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二元结构，在现代部门之外还存在着传统的、非正规的就业部门。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农业与城市现代部门间劳动边际产品的均衡不仅会受到阻碍，有时甚至会使差距拉大。
城市现代部门雇佣劳动力存在效率边界，其原因主要是现代部门具有较高的竞争性，且市场份额是有限的，企业一般不会在竞争性劳动生产率以下雇用劳动力，同时也由于费—拉拐点到来后劳动力供给曲线变成了向上倾斜的曲线，其效率边界的数值是由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与现代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的交点决定的。图2-1中的N、N1、N2、N3是现代部门不同劳动生产率下的边际产品曲线，L、L1、L2、L3代表各时期从农业流出的劳动力，W-W1和S-S1分别是现代部门的初始工资和农业的生存工资，而W1-W2和S1-S2分别是费—拉拐点到来后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农业的工资曲线。L、L1分别是短缺点和商业化拐点。L点到来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再为零，但仍然低于制度工资水平，此时农业工资不会上涨，因为农业中仍然存在着隐性剩余劳动力。同时，由于在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出有可能造成农产品供给短缺，农产品价格也有可能上涨，但一般是短期性的。只有到了L1点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才达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农业工资开始上涨。从图2-1中可以看出，由于农业工资的逐步提高，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曲线与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交点也是逐步提高的。有学者在研究转型时期台湾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现象时，认为这是由于劳动力供给曲线具有工资弹性后，城市部门要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必须支付更高工资的缘故。[2]但实际上这只是部分原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工资应当与边际生产率相等。考虑到这一双重因素，所谓雇佣劳动力的效率边界的含义是，如果条件不变，流向现代部门的劳动力转移会在某一数量上停止。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简单的劳动力转移不能压低现代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品水平。
图2-1 刘—费—拉模型
在转型阶段，城市之所以仍然会存在相当规模的传统与非正规就业，其原因主要是此时流向城市的劳动力一般会大大超过现代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这应当是包括预期收入在内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业就业又缺乏弹性等原因造成的一种结果。而城市产业中存在传统与非正规部门，一方面会使农业与现代部门的收入差距得以维持，甚至会趋于扩大；另一方面，它又与农业收入间存在着某种均衡关系。一般而言，城市传统与非正规部门的收入会高于农业收入，其差额主要包括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形成的转移成本、生活费用差额、风险收入和一定的转移溢价，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流入城市。当然，如果城市传统与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压力过大，也会导致收入下降；在这种条件下，这个部门的劳动力如果能够重新流回农村，就是均衡能够得到维持的重要条件。否则，就会演变成城市中的贫民窟。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现代部门雇佣劳动力是有效率边界的，而城市又存在一个传统、非正规的就业部门，仅凭劳动力转移是不可能促成农业与现代部门边际产品均衡的，二者之间存在差距是必然的。但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工资曲线也不一定像图2-1那样保持平行关系。其差距也有可能扩大，如遇到经济萧条会加大传统、非正规部门和农业的就业压力，并使收入水平下降，或者是工业竞争与创新造成了劳动效率的提高，使工业工资增长较快。其差距也有可能缩小，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城市传统与非正规部门的规模逐步缩小，城市劳动力市场逐步趋于一元化。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是人口大国二元经济转型的一个难点，它通常会大大拉长转型期。
二 农产品价格与名义工资上涨
在转型阶段，一方面，如果农业与城市现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过大，即使有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由于城市传统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蓄水池作用，对现代产业劳动的边际产品也不会产生压低作用。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流出虽然也会使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有所提高，但它又可能引起农产品供给短缺与价格上涨，因此推高农业工资。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农业工资上涨如果能够与城市传统和非正规产业的收入达到均衡水平，那么就会使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进入稳定状态。另外，这一阶段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还会源于一种特殊的工资上涨机制。费—拉拐点到来后，农业工资开始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这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条件下，会使农业劳动者产生强烈的提高收入的祈求，他们会利用生产与经营上的一些环节来实现这一目的，而价格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很强的趋势性，不仅持续的时间长，上涨的幅度也很大，会形成工、农产品价格的“反剪刀差”走势。原因主要是这一阶段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成本推动性的。上述农民增加工资的祈求转化为用工成本重估就是最重要的成本推动因素之一。图2-2表明城镇居民的新鲜蔬菜价格从2005年开始，肉类及制品价格从2007年开始形成持续的价格上涨趋势。其中，鲜菜价格最具有代表性。原因主要是城镇居民对鲜菜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而投入鲜菜生产的劳动量又富有可选择性。如果农民的鲜菜售价包不住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生产成本，他们很快就会缩小生产规模，从而引起鲜菜价格的上涨。劳动力价格、生产成本和鲜菜价格之间会形成一种互动关系，而居民对鲜菜需求的刚性只不过为这一机制顺畅运行提供了条件而已。由此可见，进入转型阶段以后，如果农业与城市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过大，并不会引导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边际产品趋于均衡，而是会促成农产品价格上涨、形成一种货币性工资的均衡趋势，这就会造成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与工资的分离。也就是说，是借助于农品价格上涨所形成的货币性收入而非实际产出效率来维持城乡间均衡关系的。
图2-2 城镇居民分类消费价格指数（1998=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因此，在转型阶段，“农产品短缺与成本上升—农产品价格上涨—工资上涨”这一作用机制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市经济发展会产生双重的副作用：不仅会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且还会通过农业工资的上涨直接推动非农工资上涨。在转型时期，一般来说，工资上涨一方面会给企业造成普遍的成本上升压力，另一方面又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需求来源，其作用具有双重性。但这种由农产品价格推动的工资上涨主要是副作用，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因为这种工资上涨是没有价值基础的，仅是一种再分配，或者通过改变劳动与资本在收入分配上的比率以相对增加劳动收入，从而对资本的扩张或增长产生抑制作用；或者演化为一场通胀，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自然要素都通过涨价维持了收入的均衡。对前一种情况，即工资上涨造成利润收缩，刘易斯把它看成是造成二元经济增长戛然而止的原因之一。[3]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第二种情况：当经济进入转型阶段，自然资源和资产价格的膨胀式上涨可以说是最令人瞩目的经济现象。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首先会影响资源的价格，接着二者又会交替影响服务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于是，便会形成这样的作用机理：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劳动力价格虚涨与由此推动的资源和服务业价格的上涨，严重削弱了城市实体产业的盈利空间，迫使资本流出实体经济去寻找投机机会，结果自然资源价格、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便成了资本维持收入平衡的途径，最终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泡沫经济状态。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所引起的劳动力价格虚涨可以说是“中等收入陷阱”中最重要的作用机制之一，资产价格泡沫是其最重要的衍生品。在这个机制过程中，资源富集行业的大发展或房地产等行业的过热，都会过度地从农业中吸收劳动力，大大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估值，对其他行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过程的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但其作用机制是相反的：价格上涨在先，从而改变了货币需求，然后才是货币供给的增加，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失衡现象。
日本的实践为我们分析上述现象提供了典型案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的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从而为转型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条件。但在1955—1980年这25年中，其农业发展相对落后了，农业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由1955年的占55%下降到1980年的17%，从而使农产品相对工业品的价格上升了112.9%（参见表2-1）。80年代日本经济便进入了全面资产泡沫化阶段，而后在整个90年代又陷入了“失去的10年”中。其泡沫经济形成与崩溃的机理是十分清楚的：先是农产品价格和工资的不断上涨逐步地侵蚀了城市产业的盈利空间，而后才是资本被迫大量进入投机市场、进行资产价格的神话创造运动，当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甚至最后一个泡沫创造的虚拟盈利已被吸收干净以后，整个经济的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日本政府当时也意识到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对城市经济造成伤害，从60年代初开始采取了高价收购、低价卖出的农产品价格政策。[4]这显然是一种调和矛盾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做法，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削弱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冲击作用，但实际上是任由劳动生产率差距过大而造成的负面能量被积累起来。
表2-1 日本相对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和城乡收入比的变化
日本案例的提示是：这种因劳动生产率差距过大而促成的农产品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作用机制即使在转型已经进入一元经济阶段也仍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它会迫使资本去寻求新的收入补偿形式，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总是以通胀、资产泡沫的形式使各自的份额得到维持，与此同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会一步步地被消耗干净。
三 引入农产品贸易的分析
在上述问题的分析中，如果引入农产品贸易，那么，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所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就会引起外国农产品的进口。只要外国农产品具有明显的比价优势，大量的农产品进口就只是时间问题，无论这个过程最初看来有多么大的障碍。而当农产品进口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会对本国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产生抑制作用。从表面上看，农产品进口抑制了农产品价格上涨，这似乎有利于稳定城市的生活成本，但其副作用是会对本国农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农产品进口对国内价格的抑制作用是一种短期现象，一旦外国农产品控制了本国市场，农产品价格仍然会重拾升势，因为本国农产品生产能力与需求间的缺口为此提供了基础。此时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已经没有正面作用，连本国农业和农民也很难从中受益，而且对本国经济的负面作用是长期性的。一旦结构转型到了这种地步，农业发展将会受到巨大的压制，农业劳动者与城市职业者的收入差距将会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恶化。巴西之所以会经历经济学史上“失去的20年”，使转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忽视了农业发展和食品过度地依靠进口。
也许有人认为，采取进口来替代农业的政策可以加快人口城市化或非农化进程。但这种策略的后遗症是非常大的。首先，农业的低收入状态会趋于固化。其次，由于本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将会继续维持下去。在转型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为城市产业，主要是传统和非正规部门提供最低效率标准。如果能够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不断迫使城市传统与非正规部门提高效率，以致最终实现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再次，会使就业难题不断扩大。直观地看，发展农业现代化，可以拉长农业产业链、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源于农业的就业机会对劳动力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从发展的角度看，如果一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上升到较高的水平，就意味着该国能够提供较低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这会促使服务业的大发展与转型升级，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反之，如果放弃了农业发展，不仅农业产业链的生成会受到抑制，而且外国力量主导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会使许多服务业面临生存压力，就不要说服务业的大发展了。最后，放弃农业发展会切断消费需求增长的技术路径，使经济增长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需求不足问题。这是因为在转型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推动工资品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总之，采取进口替代政策或迟或早都会产生上述问题，并最终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患，英国和日本的经验都为此提供了例证。
四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实现城乡收入均衡的基本路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实现城乡劳动边际产品均衡的基本路径。因为实现农业与城市产业劳动边际产品均衡的途径不可能是压低城市产业的边际产品，只能是提高农业的边际产品；而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又只能依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依靠劳动力外流。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积极的均衡。这就决定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方面。第一，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所推动的名义工资上涨，以尽可能地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给转型带来的压力。费—拉拐点到来后，由于农产品供求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农产品价格会产生很强的上涨趋势，此时如果不能相应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促成农产品价格上涨并推动工资上涨，由此产生“农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利润下降”的作用机制。这个时候，如果试图采用进口替代的方法来弥补农产品供给的不足，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这一机制表现得更强烈。可以说，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克服“劳动力成本陷阱”的最重要途径之一。第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城市产业最低的劳动效率标准，这意味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也就是倒逼城市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过程，它可以为最终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提供条件。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也是实现城乡收入均衡的重要条件之一。第三，在转型时期，持续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非农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这不只是因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推动农业前后项产业的发展，如食品工业、农产品物流与商贸业等，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为服务业的大发展创造条件。第四，持续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为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基础。总之，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在四个方面促进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以实现农业与城市产业劳动边际产品的基本均衡，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也是绕不过去的。
五 服务业发展的均衡作用
在农业与城市产业劳动产品的边际均衡中，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在我们的二元经济转型模型中，假设城市还存在着一个传统与非正规就业部门，这与一般的二元经济模型假设只有农业和工业（或现代产业）两个部门是不同的。这主要是为了使分析更加接近实际。对于人口大国来说，即使工业发展得很好，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也不可能全部被工业所吸纳，其中的大部分会转移到服务业。而在转型的这一阶段，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层次是比较低的，其中仍然包括一个规模庞大的传统与非正规就业部门。最为典型的是家佣、街头的小商小贩、拾荒者等，还有很多是在传统的商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如复印打字、干货炒制、糕点制作、理发修脚、茶叶经销等。正是城市服务业中的这个传统与非正规就业部门，与农业在劳动力流动上存在某种均衡关系，从而阻碍了农业与现代部门间劳动边际产品的均衡。这实际上说明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是城乡经济一元化均衡的重要前提条件。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有着庞大的传统与非正规就业部门。原因主要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只不过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化形态，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又反过来对城乡二元结构起着维持与调节作用。因此，如何对城市服务业进行规范、改造、提升、逐步推进其现代化转型，是推进城乡经济实现一元化均衡的十分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要从推动城乡经济均衡的角度去认识城市服务业改造，提升其品质的重要性。
当然，城市传统与非正规就业部门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工业性质的，为什么单单强调对服务业的改造？这是因为工业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创新的传递性也较好——如新技术和新工具的使用，一般通过市场的力量可以使其传统成分自发消亡，对非正规成分的改造也比较容易。而服务业的改造则不同了。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其中一大部分是组织技术、营销网络、融资体系和服务品质等软件方面的改造内容，需要下大力气才能做好。
还可以从非农产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发展服务业的重要作用。这两大产业的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非农产业担负着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岗位的任务。如果农业发展较快，而非农产业发展滞后，那么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力就会流落到城市，形成城市人口贫困化问题。从提供就业岗位的角度看，服务业不仅对劳动力差异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而且就业吸纳的弹性也较大，更重要的是它在就业增长时序上的特性。一个基本的规律是：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业部门的就业增长会较快，服务业就业也会相应增长；但当达到一定阶段，大致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够较好地得到满足后，工业部门的就业会趋于基本饱和，就业增长就会转向服务业。2015年，中国人均GDP是49351元，按年均汇率1美元折合6.2272元计算，是7925.1美元；而同期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是42.4%。比对其他金砖国家，如巴西和南非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在2011年都是62.7%，俄罗斯在2000年已达57.1%，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一般在70%以上，毫无疑问，中国服务业就业增长空间应该是巨大的。表2-2的数据表明，农民工第三产业就业占比2015年比2014年增加了1.6个百分点，这应该只是增长的开始。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讲，密切关注房价、农产品价格、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表2-2 中国农民工就业行业分布
非农产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的另一方面是非农产业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需求市场。农业要发展，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是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它又主要源于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非农产业发展能够拉动农产品需求，并不是仅仅由于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农产品需求，它还存在着结构效应。如图2-3所示，2004年以后，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其原因就是这一时期无论是二次产业就业占比，还是三次产业就业占比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所谓结构效应，就整个非农产业而言，费—拉拐点到来后工资开始上涨，非农产业发展代表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就服务业而言，就业比重的上升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和质量都会产生影响。
在农产品需求形成方面，工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工业发展所带动的农产品需求主要是基于非农人口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其需求增长是数量型的。而服务业发展不仅能够扩大农产品的需求量，而且能够形成农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提高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费—拉拐点到来后，服务业发展能够促使农产品需求上层次的作用会明显显示出来。中国人基本上属于素食民族，一般来说禽类、奶制品的消费量能够大体反映农产品的需求结构与水平。从图2-4中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随着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逐步上升，全国人均禽类消费量呈现出震荡上行趋势，尤其是2009年以后，禽类消费量是稳步上升的。
服务业发展能够推动农产品需求上层次、扩规模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服务业越发展，人们食品消费的种类和模式也就越丰富，这自然会刺激农产品需求；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服务业大发展所推动的产业结构转型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在第二章第三节，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较详细的分析。
图2-3 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图2-4 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居民禽类消费量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在本节里，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服务发展在二元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农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路径之一。这首先源于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这两大产业间形成互动关系是二元经济能够顺利转型的重要条件，这是较容易理解的；但它的逆命题却常常被忽视：二者关系的失调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形成路径之一。这是因为，如果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失调，二者就会陷入一种自我抑制的自锁关系中。
先假设农业发展顺利，非农就业发展滞后。这样，从农业释放出的劳动力就不能被非农产业所吸收，不仅有可能形成城市贫民窟问题，而且农产品需求增长也会受到阻碍，这又会反过来压制农业发展。这种需求压制如果持续一段时间，就会使本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压制，农产品成本不断上升，同时也使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倒挂、农业失去竞争力，进而又会使本国农业陷入受外国农业冲击的困境里。这是一种特别的、能够使本国农业陷于倒退状态的压制力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国农业发展就会陷入非常艰难的选择状态。历史上一些国家也曾选择了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策略，似乎是另一种选择，但却导致了农业产业结构单一，降低了农业对本国的供应能力，使本国劳动力的食物成本受制于国际市场。
然后再假设农业发展滞后，而工业发展看起来较为顺利，情况又会怎样？一个国家片面强调工业化策略通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费—拉拐点到来后，由于农业发展滞后会引起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升，而它又会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难题。这可以基于国际比较来理解，试想一下，一个国家劳动力的农业成本——按劳动时间计算——占全部劳动力的30%以上，而发达国家仅占5%以下，那么，无论你如何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其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也是无法消除的；再说发达国家在非农产业上一般都具有效率优势。这样，由于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较大，其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也必然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冲击。总之，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二者发展的失调很容易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自锁关系，最终使任何试图从单一方面突破这种制约的努力都难以成功。
而在特定阶段里，服务业的顺利发展又会成为左右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状态的关键。这又源于就业结构的转型：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将会成为就业增长的主体。以中国为例，工业和建筑业发展在规模上是十分出色的，尽管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的峰值也仅是2012年的30.3%。而服务业的就业可增长空间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如果把中国的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20%，就可增加就业人数1.5亿左右，而且服务业的就业占比也只是回到基本合理的水平。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服务业在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实际上处于“控制器”的地位，如果服务业与农业能够协调发展，就可以打破二者间的“自锁关系”。甚至可以说，农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条捷径。
2015年，中国农业可以说陷入一种非常艰难的选择里。一方面粮食库存在经历了产量“十二连增”的背景下达到了历史峰值，玉米过剩尤甚。另一方面粮食进口在近年来连续上升的基础上也破了纪录，2015年进口粮食11439万吨，占当年粮食产量的18.4%。造成这种“两难”困境的直接原因是国内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农产品成本又太高，与国外农产品相比存在着价格劣势。[5]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需要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而另一方面，加工企业又更愿意用价格较低的进口农产品，结果造成了农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的不断脱节。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服务业就业占比长期过低和农业改革滞后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正确认识农业与服务业发展的互动关系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六 城乡收入均衡的实现逻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农业与城市产业的劳动收入均衡的基本实现路径是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会遇到三个难题。第一是农产品需求的约束问题。这里的农产品需求的约束不仅指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约束条件，而且指这时的农产品需求是刚性的，农业发展滞后和农产品供给短缺会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又会引起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外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以至于本国农业衰退等问题。这就说明，农业与非农部门的协调是推动均衡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尤其是效率协调。另外两个难题分别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与城市现代产业的就业吸纳力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现代部门的发展。在城市化初期，现代部门的就业增长主要来源于工业化，但当费—拉拐点到来后就业的增长点就会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的大发展又依赖于农业和其他工资品部门能够为其提供低成本的发展条件，在这其中，农业又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这决定了农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是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