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外创造学发展比较研究意义

英国诗人阿代尔曾说：“创造性行为会在创造性共同体所拥有的相互刺激、反馈和建设性批评的环境中焕发勃勃生机。”[2]依此，从整体论角度看，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处于一个地球，所有国家都是这个地球共体之内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共同体之中，发达国家创造学发展的先见之明，无疑会激发其他国家创造学发展的心灵，使其不断认识、鉴别与检验创造性行为，取长补短，增强自我发展与共同繁荣世界的能力。因此，通过对国内外创造观、创造思维与创造性行为等方面的比较，一则从我国创造学发展的成就中看到不足之处，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创造学发展的优长之势，寻求我国各类创造创新人才培育与开发之切实方案；二则从我国创造学发展的现实出发，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创造学理论的同时，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深层内蕴，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创造学的未来建设与发展思路。

一 理论意义

我国创造学自诞生以来，历程艰难，理论上取得了一定成就。自1980年至今，一批热爱创造学发展事业的专家、学者，潜心耕耘在这一崭露新枝的领域，在翻译、介绍国外创造学理论的同时，结合我国创造学发展情况，发表了大量创造学论文，出版了一大批创造学专著，为我国创造学发展积淀了丰富的理论来源。虽然现代创造学诞生于西方，西方社会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与交叉学科的发展，为创造学发展开创了理论思维的先河，但创造学理论的传播受到世界创新视野的青睐。因为在创造学研究内容与方法上，发达国家或地区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成果，这些创新思维与理论对推进当今世界进步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借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心理学、教育学与创造学进行的交叉研究，取得了良好效果。创造学理论成果的取得不仅是创造学领域的进步表现，而且增进了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发展。创造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独特领域，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同时，也有着自身的理论探索规律。创造学体现出一种宏大的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的理论思维特质。创造学关于其他学科理论成果的吸纳，不是简单地纯粹地拾取，而是综合地选择，并嫁接成本学科的理论思维方式，广泛应用于创造力开发、研究等方面。因此，通过国内外创造学发展相关情况比较，意在有鉴别地吸收发达国家或地区成熟的理论成果并应用于我国创造学理论探讨中，不断丰富我国创造学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为构建中国特色创造学理论体系开掘有益的理论资源，为民族创新与民族复兴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 实践意义

发明创造为创造学诞生奠定了实践源泉，发明创造实践活动直接促发了创造技法的产生，现代创造学（创造力研究）更鲜明地体现出创造力在工业生产、科技中应用的重要作用。创造学这一实践功能无疑也刺激着中国创造性行为的彰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创造学引入内地，创造学的研究、应用逐步展开。一时间引起科技、企业与教育等相关领域广泛重视，与此同时，各种创造学相关学术团体、创造学培训机构、创造力开发基地等也开始繁育成长。30多年来，我国在多种群体中开展创造活动，创造力培育、开发与应用为经济社会带来了明显效益。进入新千年初期，在世界各国赶超科技、竞争经济的背景下，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构想，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我国不同层次、多类群体创造力培育、开发与应用更显举足轻重。因为创造创新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核心要素，创造创新人才就是创造力在三大战略实践中的体现，是多种创造理论、创造技法、创造思维、创造心理、创造文化与创造环境等多种要素的综合再生。诚如奥利福·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 dell Holmes）认为“许多想法被移植到另一头脑中比在其诞生的头脑中生长得要更好。”[3]依此而论，创造学（创造力）研究就是多种学科方法的交叉综合，通过国内外创造学实践成果之比较，借鉴国外培育、开发创造、创新型人才之良法，尤其是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创造力开发与应用之优越做法，结合我国现实情况，着力培育、开发我国核心创造力与民族创新观，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要之，我国创造学发展，在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两个方面，都应不断寻求创造新路。不仅反映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且是对世界经济社会稳步前进的有益补充。尤其是我国作为世界发展中的大国，其创造学发展意义更加鲜明。一是中国创造学发展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创造力量，表明世界各族人民都具有创造这个世界的能力与义务；二是中国创造学作为世界创造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展对世界创造学有着重要贡献，不仅丰富世界创造学理论，而且促进世界发明创造与繁荣经济的实践活动。因此，中国创造学发展“应时时刻刻躲避那走熟了的路，去另寻一条新的路”[4]，形成发展中国家创造学发展新范式，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储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