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节 国外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一 国外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四种模式

一个国家采取何种畜牧业发展模式，主要是看这个国家在发展畜牧业过程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受三大要素的制约，世界各国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大规模工厂化畜牧业即为大农场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二是适度规模经营畜牧业即为家庭农场模式，以荷兰、德国和法国等畜牧业发达国家为代表；三是集约化经营畜牧业，以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四是现代草原畜牧业模式，以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乌拉圭等为代表。

（一）大农场模式

大农场模式是指以大规模生产、大量机械设备投入为特征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缺乏、资金和技术实力雄厚的国家一般采用规模化畜牧业发展模式。如美国和加拿大土地资源丰富，资金和技术实力雄厚，但劳动力资源紧缺，以大规模工厂化畜禽养殖业为主。美国作为畜牧业的大国，主要饲养牛、猪、鸡和火鸡，每年牛的存栏数在1亿头以上，猪的存栏数达到5000万—6000万头，牛肉和奶制品约占畜产品总量的70%以上（王洋，2008）。同时美国还是世界上重要的畜产品出口国，主要出口牛肉和猪肉。据权威资料统计，美国每个奶牛场的养殖规模都是在100头以上，生猪养殖场年出栏2000头以上，肉鸡养殖场的饲养量在1000万只以上，美国超过1000头规模的奶牛场占全部奶牛场的36.4%（王济民，2012）。

产业化发展模式主要是“企业 ＋农户”的合同模式，通过核心企业（如大型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带动，与大批农场建立稳定的供销合同关系，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经营。

（二）家庭农场模式

家庭农场模式（适度规模畜牧业发展模式）是指规模适度、种植业和畜牧业协调发展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大多数欧洲国家都采用此种畜牧业发展模式，其典型代表主要有法国、德国和荷兰。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劳动力资源紧缺，地理气候比较适合畜禽养殖业发展，倡导适度规模、农牧结合养殖，规定畜禽粪便输入田地和草地；对于过剩粪肥，制定粪肥运输补贴计划，生产加工成颗粒肥料。例如荷兰奶牛存栏规模主要以50—100头为主，生猪以700头为主，蛋鸡以30000只为主（金耀忠等，2017）。

产业化发展模式主要以“家庭农场 ＋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企业”为主。欧盟主要奶业生产国90%以上的奶农都是各类奶业合作社的成员。

家庭农场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德国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国土面积35.7万平方千米，是欧洲最发达的畜牧业国家。根据德国动物养殖协会资料，德国土地2/3是农业用地，1/3为林业用地。农业用地中2/3为农田，1/3是绿地。当前德国的农业以畜牧业为主，畜牧业与种植业有机融合，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极大地提高了畜产品附加值，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在德国畜牧业中，养牛业产值在畜牧业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占59.40%，养猪业产值所占比重为31.70%，其他禽类产值比重占8.90%。在养牛业的收入中，73.70%收益的来源于牛奶，26.30%收益来源于牛肉。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畜牧养殖和种植业，其所占比重分别为61.90%和38.10%。农民收入的61.90%来源于畜牧养殖，38.10%来源于种植业（苏雪梅，2004）。1961—2014年德国肉类的比重在20%左右，奶类的比重在70%以上，其中肉类中牛肉的比重最大，占比在60%以上（见表3-1）。根据权威资料，1999年，德国牛肉总产量600多万吨，世界排名第五；奶类2800万吨，世界排名第四。肉类总产量中，年产牛肉140多万吨。近年来，德国的肉类总产量（肉类包括牛肉、羊肉、猪肉和禽肉）和牛肉总产量在欧盟成员国中均居前三位，猪肉的生产占欧盟猪肉市场的30%。（翟桂玉，2012）。德国畜牧业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德国畜牧企业以私有化和中小型化为主，不断向产业化和集约化方面发展，积极利用现代生产和检测技术，不断扩大畜牧业规模，优化畜牧业生产结构，同时充分发挥畜牧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管理间接化，从而实现德国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三）集约化经营畜牧业模式

集约化经营畜牧业模式是指在畜牧资源较少、土地资源相对贫瘠的情况下，通过采取资源节约、资本技术密集的方式生产出高附加值畜产品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其中，日本是最典型的代表，韩国也采取此种畜牧业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贫瘠、经济与科技水平较高、畜牧业资源相对贫乏，适用于发展集约化、小规模的畜牧业经营。例如，日本农户养畜规模多为中小型，1995年饲养规模在100头以上的农户数占饲养户数的比重仅为4.7%（汤洋、李翠霞，2013）。

产业化发展模式主要是“企业 ＋农协 ＋农户”的形式，农民协会对农户畜产品生产、流通方面给予指导，并采取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销售产品的方式。

集约化经营畜牧业发展模式的国家，以日本为例。由于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畜牧饲养所需的原料主要依赖进口，其畜牧业以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和兼业经营为主，主要饲养猪、鸡等，而农场经营和兼业经营为主，主要饲养猪、鸡等，而牛、羊等资源消耗多的大型品种发展缓慢。近年来，日本畜牧养殖户数、畜禽存栏数量呈下降态势，但其规模化水平却不断提高，总体产量基本保持平稳。通过政府重视扶持、广泛运用科技、发挥畜牧专业农业协会作用、提升农民素质、注重畜产品质量安全等多项举措，日本畜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程度得到不断提高。

如表3-2所示，1961—2014年，日本的畜产品以肉类和奶为主，其中肉类中牛肉占比不到30%。肉类所占比重较1961年增长了12.5倍，肉类需求不断增加，奶制品需求却不断降低，牛肉、奶虽有所下降但仍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2008年以来肉类（牛肉）占比和奶占比维持稳定水平，这说明日本在畜牧业方面采取的措施取得了效果，畜产品结构不断优化。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并实施“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战略，将畜牧业与种植业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不断提升畜牧业的自给程度，实施畜牧业基础设施补贴制度，落实畜牧业低息贷款，解决畜牧业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加大科研投入，不断提高畜牧业机械化、集约化程度，充分发挥畜牧行业协会组织作用，着力提升牧户素质（张亚伟、朱增勇，2014），而且政府和畜牧业协会注重对牧户的生产技术培训和指导，不断提升牧户的素质（王杰，2012），从而促进日本畜牧业集约化高速发展。

（四）现代草场畜牧业模式

现代草场畜牧业模式是指以草场为中心，采取以围栏放牧为主、补饲为辅，以及资源、生态与生产协调发展的畜牧业发展模式。以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为典型代表。这些国家和地区具备丰富的畜牧业资源，自然草场或人工草场资源丰富、牧场辽阔、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牛、羊等草食畜禽生长。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尤其以养羊业和养牛业为主，羊毛、牛羊肉、奶制品为主要产品；澳大利亚国内约有一半的土地用于牧羊，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2009年，澳大利亚肉类总产量407.0万吨，其中羊肉67.6万吨、牛肉214.8万吨，均排在世界前列；羊毛产量则达到37.1万吨，占全球羊毛总产量的1/5；牛存栏数为2791万头，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数量增长了接近60%；羊存栏数为7600万只，虽不及澳大利亚羊存栏量峰值的50%（朱继东，2014），但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这种羊存栏规模能够兼顾资源、生产、生态、效益的平衡，是一种相对合理的状态。

产业化发展模式主要是“专业合作社企业＋农业协会＋家庭牧场”的形式，专业协会的服务功能十分完善，例如澳大利亚国内的肉类畜牧协会、全国羊毛协会以及羊毛销售经纪人协会等。采用现代草场畜牧业模式的国家的畜产品特点，以澳大利亚为例进行说明。澳大利亚作为世界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其羊毛和肉类的出口分别占世界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由于缺乏劳动力资源，澳大利亚畜牧业从起步之初，就积极采用机械化生产方式，在提高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效益的同时，促进了许多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运用。经过多年的发展，澳大利亚畜牧业已步入了现代化、系统化，实现了畜牧业养殖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澳大利亚的畜产品结构主要以牛肉、奶、羊肉和肉类为主，其中牛肉和奶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分别占50%和70%左右（见表3-3）。1961—2014年，澳大利亚的肉类、牛肉分别增长了1倍以上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羊肉和奶制品虽然有所下降，但总量却缓慢增长，这与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发展趋势是吻合的。这主要因为：一方面，澳大利亚畜牧业有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积极采取各种优惠补助措施，注重提升科研水平，发挥合作组织作用，保证畜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另一方面，重视农牧民教育培训，科研和推广紧密相连。澳大利亚由于人口少，用工成本高、饲养规模大，加上近年来老龄化问题严重，畜牧产业的各个环节都必须依靠机械化，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用工成本，缓解适龄劳动力不足。不断提升畜牧业机械化程度，使得畜牧业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严格把控质量安全，促使肉类和奶制品供给量不断增加，从而促进畜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二 国外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的主要经验

（一）推进草原畜牧业规模化发展

草原畜牧业规模化与效益化并行是欧美国家的主要做法。美国畜牧农场规模越来越大，并且工业化程度逐步增强，生产成本逐步下降。特别是养猪业，专业农场的数量不断减少，但平均规模却日益扩大。由于对养猪专业农场进行大量投资，报酬率很高，足以抵消成本上涨的费用。美国每个奶牛养殖户一般养奶牛100头以上。全国有42000个肉牛育肥场，其中200个最大的肉牛育肥场集中了美国肉牛总数的50%。美国养鸡场平均饲养鸡的数量已超过10万只，规模100万只以上的养鸡场约70%采用一体化经营。（周应恒、耿献辉，2003）

（二）提升草原畜牧业的组织化程度

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畜牧业发达状况的重要标志。提高草原畜牧业的组织化程度，就是要发挥现代市场组织功能，以实现畜牧业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国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各类农业协会发达，能将农牧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有利于畜牧业生产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同时也提高了畜牧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三）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

草原畜牧业发达的国家通常都有专门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以保障产品安全。在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美国已建立了包括养殖、加工、运输、贮存诸环节在内的全过程的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以生猪生产为例，早在1989年，美国国家猪肉生产者委员会制定了猪肉质量保障体系（PQA）。目前，90%的生产者和占年屠宰量85%的生猪均已纳入PQA（汤洋、李翠霞，2013）。

（四）优化畜产品结构

近年来，发达国家国内畜禽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在肉类中，牛肉、羊肉的比例呈现下降局面，禽肉所占比重快速上涨；发达国家奶类产量所占比重近年来快速下降，但仍在各国畜禽产品产量中占据绝对优势，基本维持在70%左右；各国蛋类比重维持在1%—3%水平，相比于肉类与奶类产品，比重极小。

（五）强化立法保障体系

发达国家都具备较为完备的畜牧业法律法规体系，通过立法保障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了大量关于畜牧业的法律法规，规范畜牧业发展行为，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各项畜牧业法律还明确界定了政府干预畜牧业的合理范围。日本政府通过制定《租税特别措施法》《批发市场法》等法律法规合理规定畜产品市场交易的税收方式及经营规则，同时通过制定《食品卫生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畜产品的检疫及卫生防疫制度进行严格设定。澳大利亚畜牧业一体化主要以专业合作社作为桥梁，澳大利亚国内各州均制定了有关合作社的法律法规，合作社的一切经营行为都在法律法规的有效监督下。因此，澳大利亚合作社的规范运行是国内畜牧业成功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

第二节 发达国家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趋势

一 世界畜产品供需前景预测

根据联合国（UN）的预测，估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1亿，并且世界人口的70%以上将生活在城市，城市化将带来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加上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预计到2050年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几乎翻番（刘志颐等，2014）。

（一）畜产品生产量的增长预测

1961—2011年，草原畜牧业生产日益受到人们饮食习惯和食品消费模式转变的影响，呈快速发展势头，并且发展中国家增速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肉类、蛋类和奶类产量分别增长了5倍、8倍和3倍以上，发达国家的增长则分别在2倍、0.5倍和0.5倍以下。其中，在世界人口增长较快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肉类的消费量以每年约3 %速度增长，乳制品消费量以约5 %速度增长。1961—2011年畜牧业生产结构也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禽肉大幅增长，比重快速上升，成为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肉类，而牛羊肉比重正逐步下降（见表3-4）。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秘书处统计预测，到2022年全球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但由于饲料和能源成本的增加，以及其他价格相对较高的作物与其竞争土地、水和人力资源等，全球畜产品产量增速减缓，预计未来8年肉类生产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6%，低于上个10年的2.3%（见表3-5）。但发展中国家，由于现有技术的推广应用、规模经济、产业链管理的改善、生产率的提高，畜产品产量仍将迅速增长。预计2022年肉类产量增量中的80%、奶类产量增量中的74%都来自发展中国家。

（二）畜产品消费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人均畜产品占有量不断提高，尤其是蛋类和肉类增速较快，畜产品消费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见表3-6）。从肉类产品消费结构看，世界人均禽肉消费比重显著上升，从1961年的13.1%增长到2011年的34.95%，而牛羊肉消费比重显著下降，从50.7%下降到27.43%。另外，蛋类人均消费占有量在整个畜产品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从1961年的4.5%上升到2011年的6.34%，而奶类人均消费量所占比重较高，但其所占畜产品消费比重维持稳中有降的趋势。

根据1961—2011年世界人均畜产品占有量，选择回归预测法和趋势外推预测法，分别用指数模型、对数模型、线性模型、增长模型进行模拟，建立世界人均肉类、蛋类、奶类等指标发展趋势模型，得到2015—2022年世界人均肉类、蛋类、奶类占有量预测值（见表3-7）。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秘书处统计预测，从2015—2022年世界人均肉类、蛋类、奶类占有量预测值可以看出，未来人均畜产品需求仍会不断增加，到2022年世界人均肉类、蛋类、奶类占有量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0.78%、1.54%、0.9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认为，全球对畜产品需求持续增长，其中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是未来畜产品生产与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刘志颐等，2014）。

二 国外畜牧业发展的趋势

从畜牧业产出供需趋势来看，不仅需要增加牲畜生产，还需要加强饲料作物供应环节等畜牧业相关产业链的生产联动，来支撑和保障世界畜产品供需平衡。

（一）构建大规模专门化商品生产服务体系

伴随全球畜产品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大规模生产单位比小规模生产单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体现了现代畜牧业集约使用投入品、技术和资金的大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特点和趋势。

（1）大力推进规模化、工厂化饲养，是国外现代化畜牧业建设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和途径。国外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十分注重推进畜禽养殖的规模化和工厂化，以此来加速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变。以美国为例，近年来，因大量新技术的采用和设施投入的增加，美国养殖场的数量减少，但规模却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工业化、专业化和集约化。例如，美国规模在5000头以上的养殖场所饲养的生猪占全国生猪总产量的55%，三家最大的肉鸡公司已能生产美国42%的肉鸡（现代畜牧业课题组，2006）。

（2）草原畜牧业发达的国家都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国家、集体（合作社）和私人组织共同承担，各国的服务组织形式不同，但真正的主角是合作社和私营涉农工商企业，服务内容包含了从良种引进、品种选育到疾病防治、检疫监测、灾害预测防范、产品保险供应等各个方而，有力地支撑着畜产品规模化生产，促进了畜牧业的一体化经营。

（二）强化科研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畜牧业发展的动力有来自市场的拉动，也有政策的引导，但关键是科技的推动。高度重视畜牧科技的研究、扩散与推广工作是发达国家加强畜牧产业发展的核心环节和主要经验。近年来，国外发达国家通过科研机构和推广部门的相互配合，形成了农业技术研发、推广网络，使一大批高新技术得到有效示范、推广和应用，大大提升了畜牧业发展水平。

（1）品种改良和良种普及化程度的提高，大大提升畜禽的总体生产能力。值得借鉴的是，国外整合资源形成了联合育种范式和产学研合作的利益联结机制。发达国家在政府和协会的统筹协调下，实施全国范围的联合育种，充分挖掘利用优秀种质资源，实施统一的遗传评估，建立统一的育种信息共享发布机制，从而加快遗传改良速度。同时，利用跨国育种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寻求伙伴开展联合育种。发达国家育种体系不仅包括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公司和生产者等市场主体在育种过程中也高度参与，美国就以大育种公司为主导，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利益联结机制（李冉，2014）。

（2）高度重视畜牧业科技推广，促进畜牧业科技成果的普及和利用。国外发达国家政府注重加强畜牧业技术推广的队伍建设和科技推广经费支持，辅助畜牧业推广机构建立全国性计算机信息推广网络平台，通过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农场、企业和个人等多元化的畜牧业技术推广体系，确保更广范围的人们接受培训并加以实践，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畜牧业的发展。如，美国通过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推广体系，使美国畜牧业科技成果推广率达80%，农业科技对畜牧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达到75%以上。

（三）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物疫病防疫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畜产品贸易往来频繁，但畜产品产地环境的恶化、养殖过程中滥用药物、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添加剂以及动植物疫病的传播等，都为畜产品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对食品安全、动物疫病防疫问题的重视程度高，管理机制完善，检测技术手段先进，有力地保障了本国的食品安全和疫病的防控。

（1）畜产品安全追溯是一种国际经验举措，也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食品信息的可追踪系统等，包括从原材料的产地信息，到产品的加工过程，直到终端用户的各个环节，逐步起到了以统一标准为中心的畜产品质量安全配套管理体系。

（2）畜牧业标准化是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国际发展趋势，是规范畜产品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和消费安全的基本前提。在发达国家，畜牧业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与工艺、产品质量的标准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已经相对成熟，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达到高产、优质、高效的目的。

（3）注重提高动物疫病防疫控制能力。建立健全兽医防疫和监测预报体系，鼓励卫生专业人员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跨部门和机构合作，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与协调，确保动物健康，提高产品质量并确保消费者的健康。

第三节 发达国家草原畜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草原畜牧业发展正处于生产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型阶段，借鉴国外畜牧业发展经验，推动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和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牧区和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是牧业增效、牧民增收、加快草原畜牧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动力。

一 我国草原畜牧业发展潜力巨大

我国畜牧业发展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4—2023）》中指出2013年，人均肉类占有量62.7千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禽蛋占有量21.1千克，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人均奶类占有量26.8千克，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肉类和禽蛋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奶类产量位居世界第三。数量扩张已不再是首要任务，而且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供给过剩，买方市场特征明显。未来中国每年新增700万人口、新增1000万城镇人口，加上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农村居民对畜产品消费能力的提高，我国畜产品消费增长趋势明显。

我国畜产品消费增长的空间还较大。当前，我国畜产品生产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以禽肉生产为例，我国肉鸡上市比发达国家长5—8天，体重低0.3千克，成活率低8%—10%，生产效率是欧美的1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2014），这意味着我国畜产品生产能力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预测未来几年内我国要着重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效率，优化畜产品生产和消费结构，为城乡居民提供有质量保证的肉蛋奶等主要畜产品将是中国草原畜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二 加强畜牧业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国外发达国家由科研院所、农场、企业及政府等构成的多元化畜牧业科研及成果推广体系，大力提升了其饲料生产、育种、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科技含量和贡献率。目前，我国畜牧业科学技术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我国是二元经济发展结构，农村还是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生产条件尚不适应现代养殖业的发展。与国外畜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仍较低，许多领先科技没有得到有效推广利用，制约了畜产品生产水平和综合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为此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要加强对畜牧业科技的投入力度，掌握一批关键性技术。畜牧业不仅需要高新技术的引领，还需要基础应用技术的支撑。围绕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环节、技术，依托资金、人才投入，组织科技攻关，力争取得一批突破性重大科研成果，提升畜牧业的科技引领和支撑能力。

第二，加快畜牧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要不断提升各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的服务能力，支持和鼓励应用型畜牧业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的推大与转化，支持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专业服务公司、涉农企业和科研教学单位等多元主体参与技术推广服务，加快推广优质饲草料生产、舍饲半舍饲、品种改良、疫病防控、产品加工等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养殖者生产技术水平。

三 强化动物疫病防控和食品质量安全保障

动物疫病和食品安全问题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冲击和影响行业发展，损害政府公信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畜牧业生产及其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力。与我国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对动物疫病和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完善的疫病防疫和食品安全管理机制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一是建立健全动物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包括兽药研制、基层兽医防疫体系构建、疫病监测预报网络等。二是应制定标准统一的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整合现有追溯系统，按照猪、牛、鸡等品种特点或企业特点改进现有的可追溯技术，并予推广和示范，建立全国统一的畜产品安全监测体系。三是大力发展和推广标准化养殖。标准化养殖能有效避免或控制产地环境污染、养殖源头污染和动物疫病。美国的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和欧盟的良好农业规范（GAP）对我国推广和发展标准化养殖提供了有益借鉴。四是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借鉴国外市场准入制度，强制要求从事畜产品生产、销售的相关企业必须通过ISO9000、HACCP认证，限制企业数量的盲目增长，规范和提高政府监管（白裕兵、浦华，2013）。

四 建立健全商品化社会生产服务体系

从发达国家看，草原畜牧业商品化社会生产服务体系是随着草原畜牧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扩大的，直接从事草原畜牧业生产的劳动者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专门从事为草原畜牧业生产劳动者提供所必需的产前良种繁育，产后畜产品收购、储存、加工和销售以及生产过程中疾病防治、检疫监测、灾害预测防范、产品保险供应等各种生产性服务。当前我国畜牧业产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商品化程度不高，私营涉农部门发展薄弱，畜牧业商品化社会生产服务体系中养殖、加工、经营、销售等环节不配套，家庭经营制度下的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流通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制约了整个产业协调发展。为此，我国应加强草原畜牧业商品化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一是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的商品化生产。以市场为导向，应把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重点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畜产品商品化率上，从我国区域资源禀赋特征出发，发展适度规模化养殖，符合条件的地区扩大商品化生产规模。二是构建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发展格局，鼓励合作社和私营涉农工商企业参与畜牧业商品化社会生产服务网络分工体系，加强畜产品运销和加工等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最薄弱环节建设。

五 实施畜牧业“走出去”开发战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我国草原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压力正在日益增加，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资源和环保问题。根据《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4—2023》预测，目前养殖业每年消耗3.2亿吨配合饲料，其中65%左右是饲料粮，折合2.15亿吨谷物，粮食安全压力主要在饲料粮。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畜产品需求，亟须加快畜牧业“走出去”战略开发，立足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资源、环境、人口、技术等因素与畜牧业的发展相协调。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研究制定中国草原畜牧业“走出去”的开发战略规划，并制定重点产品和重点国家的投资合作规划，加强对国内企业赴境外无疫区开展草原畜牧业投资合作的宏观指导与引导；二是充分利用多双边农业合作机制，立足草原畜牧业生产资源和市场互补性要求，发挥我国畜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支持国内企业境外投资畜牧业育种、生产、加工、物流、贸易等产业链开发；三是建立草原畜牧业合作专项促进基金，以补贴或贴息等形式对一些重大合作项目，尤其是对草原畜牧业科技合作领域的合作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促进国内外畜牧资源更好地配置，实现我国与合作国草原畜牧业的优势互补，共同提升草原畜牧业生产力和竞争力，优化畜牧业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