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二国际思想家理论争论的“过渡性”意义
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规律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29]这种战斗主要来自：一是马克思主义敌对势力、资产阶级学者；二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第二国际思想家理论争论，包括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就属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斗争。前者是蓄意诋毁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科学性，而后者是在维护、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而导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修正主义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时代化、民族化、国家化的历史转换时期。第二国际思想家理论争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实践、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思想碰撞与冲突。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它是通达列宁主义阶段的一扇门。
一 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国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马克思主义都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而不管他们历史背景如何，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者。[30]由此进一步推断，第二国际思想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战友、朋友，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主体，就个人的学识、天赋、阅历等方面而言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他们生活的时代特点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时代发生了新变化。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主体及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这“两新”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表一可见，第二国际思想家在青年时期大多受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他们直接或间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教育、培养下，告别旧有的错误的世界观，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拉法格的个人身份最为特殊，他成为马克思女婿后，为他同马克思、恩格斯打交道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是其他第二国际思想家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长期共事和思想交流，是拉法格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31]的重要原因。虽然布拉戈耶夫、希法亭、梅林等人没有直接同马克思、恩格斯见过面，但他们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国际思想家完成世界观转变的程度不尽相同。从第二国际思想家主体及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视角看，反思他们的思想理路，卢森堡、拉法格等的世界观转变得比较彻底，他们始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而伯恩施坦则不尽然，恩格斯逝世后，失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监督与指导，伯恩施坦的错误的世界观就立即暴露出来，成为党内修正主义者，尽管他本人主观上不承认这一事实，拒斥“修正主义”这一说法。考茨基的思想处于摇摆之中，他曾一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是党内公认的大理论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驾轻就熟，就连列宁在批判其把马克思变成为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道：“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32]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帮助外，第二国际思想家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是与他们的成长环境和主观努力分不开的。第二国际思想家大多成长于和谐美满的家庭环境之中，经济条件较为富裕，除布拉戈耶夫出身于手工业家庭外，其他多为商人、官吏、教师、艺术家、农场主等家庭。他们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绝大多数还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知识面宽广，文理兼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通。所有这些为他们成长为个性鲜明的思想家奠定了有利基础。第二国际思想家主体特征的独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不多的。同时，他们同马克思、恩格斯特有的个人情感，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魅力的敬畏，强烈地吸引着第二国际思想家。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是第二国际思想家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33]。
第一，通过编译出版、诠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而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编译出版、诠释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性工作。第二国际思想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以进行这项基础性工作。第二国际思想家恪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表达方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在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理解方式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34]，他们在著作文本中直接用“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经济唯物主义”等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如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等。“经济唯物主义”术语最先由拉法格使用，在他看来，这一术语并非指“经济决定论”，而是表示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拉法格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意义上应用这一术语。梅林、拉布里奥拉等其他第二国际思想家未曾对这一表述提出过批评性意见。为了避免造成经济唯物主义同“经济决定论”相等同的误会，普列汉诺夫选择“辩证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科学地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内涵和意义，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35]马克思主义学说很好地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包含经济、历史、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几个基本部分。虽然他对各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不够明晰，但对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地位的认识相当得当。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处于基础地位，“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唯物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唯物主义是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36]，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是基础，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对其他几个组成部分起决定作用，它是这些组成部分得以产生的依据和方法。相对而言，其他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方面的研究薄弱，但对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的看法基本一致。梅林指出：“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原是马克思最大的科学业绩。”[37]梅林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意义比作达尔文进化论，其目的就在于以此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影响。拉法格也高度赞赏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意义。拉法格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必然性[38]。《历史唯物主义》这部巨著花费了考茨基约十年时间，它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时也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他本人的思想。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体现了考茨基与其他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思想是大体一致的。
综上，第二国际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是都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要领，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通过宣讲、传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而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形式上看，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被恩格斯指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接班人。而实质上，第二国际思想家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然继承者。理论接班人的重要责任之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即讲解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宣传工作相当出色。它拥有一支阵容强大、理论功底扎实、实践活动范围广的马克思主义队伍。此外，第二国际思想家善于利用期刊、党校、学习小组和群众性组织等多种有效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创了崭新局面，及时有效地契合了当时的工会运动。影响比较大的报刊主要有《前进报》（1876年创刊）、《新时代》（1883年创刊）、《莱比锡人民报》（1894年创刊）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色之一就是开办党校和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1906年11月，世界上第一所党校即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在柏林菩提大街开学，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先后开办过7期，每期半年，培养了大批报刊编辑、党组织负责人、工会或青年之家领导人。劳动解放社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俄国两个最有名的理论小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由它们译成俄文。如果说党校和马克思主义小组体现了集中性和理论专业性的话，那么工人群众性组织则更能够贴近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大量工人群众组织：国际工会组织、合作社运动、青年运动、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等。它们联系的工人群众人数多、行业广、地域宽[39]。在第二国际思想家的不懈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资本论》等为工人群众所熟知。
二 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
尽管第二国际思想家有着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良好愿望，但是，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诠释与理解来看，他们基本上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核心，有时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两种内涵的理解上没有明显区别。第二国际思想家集中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除普列汉诺夫外，较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哲学和辩证法的关注，不仅仅只是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实践问题。正如卢卡奇指出：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关系到理论和实践的问题”[40]。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同实践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正确理解，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批评第二国际思想家将马克思主义肤浅化、平庸化，其中很重要的理由就在于此。第二国际思想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本质和活的灵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晚年书信等著作中，较为集中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了阐述。第二国际思想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诠释模式看似延承了恩格斯的诠释路径，实则不然。恩格斯视界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整体内涵的同义语。恩格斯还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的做法，主张要进一步研究问题，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41]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生产方式的考察，总结出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运动的规律。在恩格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理论体系，又是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唯物论和辩证法、世界观和方法观等多种统一。以结构主义眼光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包括纵横两个方面：“在纵的方面，它揭示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横的方面，它剖开社会肌体，揭示其内部结构和相互制约关系。”[42]而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主要讨论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特征，具有片面性和实证主义倾向。尽管第二国际思想家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从“经验科学”方面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考茨基轻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导致在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他只局限于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不能指明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辩证法方面的实质性差别，没有认识到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变革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借助辩证法实现了自身的飞跃，也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而把无产阶级同马克思主义两者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1901年，考茨基在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在哲学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强者。”[43]正由于考茨基在哲学上具有不彻底性和机会主义，不懂得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根本作用，从而暴露出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存在的诸多缺陷，这就使得他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时表现出犹豫和不彻底性[44]。第二国际思想家既不能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实质，也无法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运动实践的结合，其理论原因在于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列宁批评第二国际思想家（包括普列汉诺夫）没有足够重视辩证法，在吸取第二国际思想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花了大量精力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程及其体系，从认识论、反映论、方法论相统一的高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研究，指出：“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45]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在列宁主义阶段再度得到彰显。
三 活生生社会实践面前的彷徨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实践性是其科学性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不断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新的活力，为其补给新鲜血液和新的营养。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批判、自我更新；另一方面，实践要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使其朝着理论指向的轨道前行，从而避免和减少实践的盲动性，使实践合乎科学性的逻辑。直面现实，解答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的根本所在。马克思恩格斯把毕生精力和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既学习、吸收前人及同时代人的积极理论成果，又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实现了人类思想的革命，并提出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伟大命题。马克思恩格斯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者，梅林称赞道：“无疑地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而且是相辅相成的。”[46]考茨基赞赏道：“马克思恩格斯绝不是完全埋头于过去，而不关心所获得的知识在实践上的应用的那种研究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在一起，使两者互相充实，互相加强。”[47]马克思恩格斯主体性这一特点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主观条件。
第二国际思想家争论的若干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资本主义实践所需要认识和回答的课题。马克思主义为适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正确回答和解决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说明，当时代主题和特征发生巨大变化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原有的统一性就会被打破，必然会提出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过时的争论也必然会被重新提及。马克思主义是“过时”与“在场”并存的辩证法，“过时”的是其中个别论断，而其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精神是“在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契合—断裂—契合的反复过程。所谓契合，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互动、共生成长，理论能够有效指导实践，实践接受理论指导的自觉性强。所谓断裂，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或错位。要么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失去指导价值；要么理论过度超越于实践，理论与实践间形成巨大鸿沟。尽管绝大多数第二国际思想家将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新变化作为关注的重点，对于金融资本的特点及其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但是，他们忽视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的现象，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也没有从经济必然性的角度来理解帝国主义的实质，尤其没有从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新变化中得出资本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斗争的结论。他们没有做到在真正理解新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斗争的历史任务。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他们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更谈不上去积极指导革命。拉法格曾断言，战争在当时不可能发生或者很少可能发生。梅林选择顺应革命形势。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则最终叛变革命。鲍威尔则加入国民议会。第二国际思想家是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个时代来捍卫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创造性地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方面，则显得迟钝乃至平庸。总体来说，他们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面前显得彷徨，无力解决时代变化提出的新课题，没有能够很好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使两者之间发生了断裂。在第二国际时期，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有两种基本理论表现形态：一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它借生生不息的实践责难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着“发展”理论的旗号，企图以新的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结果必然是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从其主观愿望来看，伯恩施坦尝试以一定的方式来捍卫马克思主义：“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想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寻得工人群众的解放，通过放弃远大理想目标来换取眼前的微薄利益。二是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第二国际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圣经”，尽管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熟练程度很高，都有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观愿望，但犯有拿着背得滚瓜烂熟的理论词句对照活生生的实践的通病。前者以实践吞噬理论，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后者以理论排斥实践，不能正视实践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使马克思主义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面前彷徨、矛盾、失语。继第二国际思想家之后的列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进行科学回答，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