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在第二国际时期，思想家们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站在不同立场上进行了理论大较量、大分化。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主义”，一种理论。无疑，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用理论的方式来进行，即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理论主题、核心观点等基本原理，以理论研究的方式，加以全面准确阐释。第二国际思想家与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特殊关系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他们都把自己的重大研究任务，放置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植根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即社会现实，它是在现实需求的促动下生成的，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是对现实发展趋向的理论预测和评判。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工人运动不断发展这一现实的促动下生成的，它选取商品这一现代社会的细胞，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具体“现实”，不断对其基本矛盾展开批判和分析，预测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人类发展大势。可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是同一的。可见，我们诠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理解，更包括实践和现实的维度。要在现实中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提出新观点，创新理论。对此，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思想家们也深有认识，主张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试图不断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形势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本土化。但总的说来，第二国际思想家没有很好地把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有机结合起来，要么沉醉于现实的多变性，例如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么忽视甚至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核心的观点和方法——辩证法，从而使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诠释陷入教条主义的窠臼。
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理论得失再次启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放置于时代境遇下，始终坚持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维度，否则，便会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沉痛的教训。在民主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把属于理论的东西都归结为本质，视为权威，把实践的东西当作不值得重视的表象，视为杂乱。他们要么只从书本出发，要么盲从实践，其实质就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要使得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和活力，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48]必须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在阐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立足于中国变化了的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用好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锋利的思想武器，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不断为群众所掌握，不断转化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于掌握它的基本结论，更在于把握它的鲜明的价值立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要求，否则，就会像伯恩施坦那样，错误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或像王明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那样，教条地、僵化地理解与对待马克思主义。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的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坚持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丢掉老祖宗，还要说新话，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赋予马克思主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理论特色、实践特色。就是说，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研究，不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变化着的国内外形势，对变动着的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当前与未来，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做出新的理论判断，加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同时，用这些新概括、新观点、新论断来进一步指导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党员群众深入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人民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发展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理论失误，以正、反两方面事实启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铁的规律是，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期做出的个别结论、个别词句僵硬化、神圣化，必须使丰富的理论与生动的实践辩证的互动，必须时刻牢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清晰认识：“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9]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标志，第二国际组织解体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队伍随之分流，马克思主义谱系便不断增添新枝。[50]如何评价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这段已远离我们的历史，观点不一，众说纷纭。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致认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片面地承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他们指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诠释为“经济决定论”，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列宁主义之间的思想横断，认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严重制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发展，否认列宁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间存在一脉相承关系，片面强调列宁主义的个别性和独创性。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不仅否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而且毁誉了列宁主义，它把列宁主义看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在于从根本上否定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最终分裂是马克思主义从一元分化为多派、从理论转向实践的转折点。列宁主义这一创新理论无可辩驳地表明，在历经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阵痛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在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作了专门深入的研究，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呆板的理论教条加以信奉，而是把它看作指导研究实际问题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解答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实践课题，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阶段——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扬弃，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列宁主义[51]。
[1]参见孙伯鍨、侯惠勤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3]参见徐崇温著《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
[4]［德］考茨基著、黎良校：《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6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7]亚历山大·埃蒂耶纳·米勒兰（1859—1943），法国社会党右派领袖之一，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律系，从1885年起，多次当选议员，并先后担任工商部长、陆军部长、总理等职。
[8]参见［德］伯恩施坦著、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199页。
[9]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498页。
[11]［意］拉布里奥拉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孙魁、朱中龙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3]保尔·巴尔特（1858—1922），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起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教授。
[14]保尔·恩斯特（1866—1933），德国政论家、批评家和剧作家，80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派”领袖，1891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后来归附法西斯主义。
[15]施米特·康拉德（1863—1932），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16]参见方章东《忠诚与背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载《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8]参见方章东《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载《理论建设》2009年第2期。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20]［德］伯恩施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8页。
[21]顾海良、梅荣政主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22]《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5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页。
[23]［德］希法亭著：《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9页。
[24]欧永宁：《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研究述评》，载《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7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23页。
[28]参见李春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成功典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2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0]参见［苏］Б.Н.别索诺夫著《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德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1]［德］考茨基著：《土地问题》，梁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9页。
[3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
[33]参见方章东《忠诚与背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载《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34]参见王金福著《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
[3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9页。
[3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7页。
[37]［德］梅林著：《马克思传》上卷，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3页。
[38]参见方章东《忠诚与背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载《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39]参见方章东《忠诚与背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载《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40]［匈］格奥尔格·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42]黄枬森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43]转引自［苏］斯·布赖奥维奇著《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李兴汉、姜汉章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44]参见方章东《忠诚与背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载《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4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
[46]［德］梅林著：《马克思传》上卷，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页。
[47]［德］考茨基：《历史唯物主义》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页。
[4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