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自由与国家核心利益

尹韵公 王凤翔

西方新闻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观的传播，服务与服从于国家核心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与价值观传播的“自由女神”。

认识西方新闻自由的实质内涵，首先要认识和研究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与价值观的传播，这三个“砝码”的分量和排序。因为，亨利·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书，对美国国家利益进行过精辟总结与经典概括。他把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与美国价值观的传播依次分为三个部分。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是国家根本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利益，绝对位于第一位与第二位，而美国价值观的传播是美国对国家品格、国际道义与人类崇高理想的一种信念追求，只能位于第三位。

新闻自由是美国最重要的价值观传播，也只能处于第三位。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是维护与推行新闻自由的传播基石，新闻自由是传播与构建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话语支撑点。当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任何一个现实利益和美国价值观的传播发生冲突时，美国政府与媒体就会扔掉价值理性，毫不犹豫地将后者彻底抛弃。这种国家利益秩序与价值顺序绝对不容也不能修正、更改与撼动。可见，真正的新闻自由是不存在的。

已沦为“州官放火论”“世界宪兵论”

从西方新闻自由的形成历史及其影响与贡献来看，其正义性与合法性彰显西方国家共同的核心利益与价值理念。资产阶级在欧洲大陆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中确立了西方新闻自由观，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打倒封建制度的传播利器，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试图以新闻自由等价值观弱化与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优化与强化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力图将整个社会统合到为资本服务。无论是商业媒体还是劳工媒体，大多都一味强调“非党派”“非政治派别”的媒体独立观，强调阶层而不强调阶级的受众观，善于隐性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标榜西方独立媒体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大多具有整一的欧洲文化背景与独特的种族历史传统，数百年的对外殖民掠夺和内部发展与完善使其彻底完成社会转型，形成了比较系统、稳定、科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性制度，以及群体性认同新闻自由的传播理念，历史性地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利益关联，构建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与新闻传播上的话语霸权。新闻自由观不只是西方国家共同利益链上的一个链节支点，而且获得了西方民众的传播认同，也深深契合其民族的心理文化。西方发达国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与发展中国家逐步把新闻自由理念奉为传播理想、人权圭臬与文明符号，具有全球语境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成为西方主导的法律原则、国家制度、自由精神与普世法则，成为西方引以为自豪的意识形态、津津乐道的文化遗产与普世全球的传播“佛光”。

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西方新闻自由被构建为一种全球公共传播产品，是自由精神、人权价值与普世理想的一种符号，推动了历史进步，营养了人类文明。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新闻自由的进步因素在西方传媒界越来越淡化，越来越变成一种布道的武器。

西方新闻自由是西方霸权推销的“州官放火论”，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宪兵论”。美国根据国家核心利益诉求可肆意扭曲与歪曲新闻自由，把美国在经济、政治、道德、哲学、宗教等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观念与原则推广到全世界，使西方新闻自由为我所用，唯我独尊。这种活见鬼的现实与鬼见怕的事实，在本质上揭示了新闻自由已完全沦为西方的国家利益符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每个现代主权国家维护自己国家核心利益与价值观的传播无可厚非，对三大国家利益的矛盾处理以现实利益让崇高理想滚蛋见鬼，虽然拙劣无品之至，却也可理解。但是，西方国家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而抛弃价值理性，不肯承认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加以掩饰，而且让崇高理想滚蛋见鬼的价值观的传播阴魂不散，居然高举新闻自由的“招魂幡”为自己的“灵魂”“涂脂抹粉”，以彰显其正义性与合法性。美国政府对中情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的泄密态度与迫使斯诺登逃亡天涯的措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二是西方新闻自由的自私性。新闻媒体充分显示环境预警功能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是新闻自由的根本内容、新闻道义与职业操守。美国华尔街金融次贷危机演变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风暴，引起全球经济的阶段性衰退，全球人民为此买单。然而在该危机爆发之前，具有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美国与西方强大媒体的环境预警功能在哪里？为此而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引起各国政府、广大民众与全球舆论的关注之时，而美国主流媒体在该运动爆发半个月后才给予报道，美国的舆论监督又去哪儿了？无论是环境预警还是舆论监督，被西方主流媒体自私地扔到了“爪哇国”！

三是西方新闻自由的两面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据其国家核心利益与意识形态需要采用双重标准，对盟国与利益相关国的专制独裁视若无睹（也进行无关宏旨的舆论批评），甚至可以单独或组织西方国家或盟国通过西方新闻自由为盟国与利益相关国的专制独裁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又蓄意指责所谓“异己国家”与核心利益不相关国没有新闻自由与基本人权，不仅横加制裁，武力威胁，还无所不用其极。对苏联与中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在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无不显示西方新闻自由的两面性与虚伪性。

四是西方新闻自由的独裁性。西方国家造成的全球新闻信息传播鸿沟使相关国家与地区在其国内外的新闻传播、市场发展、资本融合、技术更新、资源争夺与品牌竞争等方面失去传播力与竞争力，已严重地损害了世界新闻信息结构发展的不平衡，使相关国家的国家利益与新闻信息发展能力和参与国际事务应属的话语权受到极大打压。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与信息鸿沟主客观上帮助西方国家通过新闻自由实现了新闻独裁与媒介专制，表面上却彰显所谓的国际正义与人间正道。为颠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美国等西方国家污蔑伊拉克存在大量杀伤性武器，西方媒体大肆附和，全球媒体超常报道，而事实是西方对伊拉克实施的舆论信息心理战与媒介审判，制造了人类新闻史上最大的新闻谎言。然而，更可悲的是，这个最大新闻谎言的制造者却没有受到任何公正的审判和正义的惩罚，这难道不是新闻霸权吗？

斯诺登的曝光是对美国最大讽刺

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网络新媒体时代，无论网络时代是否可以实现新闻自由的理念，西方新闻自由观仍然是维护西方国家核心利益的工具话语与资本主义包装的意识形态。

首先，网络社会的大众媒体传播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广泛、最全面的新闻自由，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与最具历史价值的传播文明。

新闻自由在一个国家实施的程度怎样，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等政治代表体、大众媒体与公众等社会体等利益攸关方相互博弈的程度与结果。其中，由于政治代表体、大众媒体与社会体掌控新闻信息传播的不对称与不平等，使得占有人数绝对优势的公众成为处于相对弱势而对新闻自由最为渴望的一个利益群体，而公众的参与程度成为政府与媒体相互制衡与博弈的一个砝码，是新闻自由与文明传播进程中的一种平衡工具。广大公众是影响与实现新闻自由落地生根最为重要的一极，因此多数人对实实在在实现新闻自由的渴望，并以实现传播的终极关怀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共同理想与终极追求。

另一方面取决于媒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推动了报纸、电视与互联网等媒体形态的出现与发展，不同媒体形态实现新闻自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是单向度的新闻信息传播，新闻自由的程度取决于政府与媒体的各自利益与相互博弈，以及公众的参与程度。而网络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已经根本性地影响了全球各个新闻媒体的采编方式、传播方式、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也已深刻地改变着全世界几十亿不同种族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交际方式。网络媒体传播与自媒体生产实现了公众、媒体与政府等多个利益群体的双向多元传播与均等互动交流，是全民参与的、渠道畅通的、全球同步的、个性十足的、集大成的和强势的新闻传播。任何政府、任何媒体、任何法律、任何组织与任何个人在全球化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语境下都无法改变这种新闻自由的现实与事实。从公众参与的实践来看，尽管全球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技术发展与网络建设不一，而网络信息技术创造的网络社会、网络媒体、网络生产与网络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类一直梦寐以求的新闻自由梦与人们一贯孜孜以求的文明传播梦！

其次，即使网络社会与网络媒体实现了完全充分的新闻自由，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会通过倡导与传播西方新闻自由的价值观，以维护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核心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2010年1月在《互联网自由》的演讲中认为新闻自由始终是美国对外传播的软实力，显示了美国互联网自由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她把增进“连接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外交目标，把“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支持至关重要的某些基本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表达自由。另一方面，说美国“支持一个允许全人类平等享有知识和思想的互联网”之时，又提出“在世界上建立何种信息基础设施将取决于我们和其他人为之确定的性质”，同时批评中国等国家对互联网的审查是对信息流通与传播自由的威胁。2013年6月美国中情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媒体披露与曝光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监视项目，世界舆论为之哗然，也给希拉里所谓的互联网自由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斯诺登对《卫报》说：“我愿意牺牲这一切，因为我无法昧着良心允许美国政府侵犯全球人民的隐私、网络自由和基本自由。”而奥巴马总统回应舆论质疑时说：“这些是保护美国人民安全、对抗恐怖分子威胁的重要国家安全计划，完全符合宪法，并得到国会的充分批准和限制。”由此可见，所谓道德高地、人权理念与民主价值的西方新闻自由与隐私尊严就是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蕾色“遮羞布”，美国为了其国家安全利益，乃至以国家安全利益名义随意将美国价值观的传播弃之如“破鞋”。

对西方新闻自由要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的新闻传媒政策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美国等西方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战略对手。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布道”，西方国家都把新闻自由等价值观包装成为全球公共传播产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幌子，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把他国民众以自由与民主的名义“碎片化”，并以此进行思想控制。为此，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审视其价值观的传播，深刻认识西方新闻自由是植入了意识形态的“芯片”，避免世界与中国为此而深受其忽悠之害与创伤之痛。

对西方国家与媒体借新闻自由之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觉。一方面，对西方通过新闻自由报道中国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与网络传播问题要有充分的科学分析和认识，同时对其是否危害国家安全加以甄别，并加强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对西方国家通过新闻自由推行“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与“街头政治革命”等运动进行分析研究，以总结应对经验。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主流价值观与传播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舆论导向，推动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具有全球公共传播内容产品的传播，切实维护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大局稳定与长治久安。

（作者单位：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王凤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原载《紫光阁》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