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和西方新闻自由再审视
童兵
进入2012年不久，默多克新闻集团英国子公司旗下的又一份小报《太阳报》，四名管理人员因涉嫌腐败被英国警方逮捕。这又一次让人回想起2011年《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及其引发的持续讨论。
2011年7月10日，有着168年历史和280万份发行量的英国周报《世界新闻报》停刊了。终刊号头版印着这样的告白：168年之后，我们终于悲伤然而自豪地向750万忠实读者说出一句“永别了”。鲁珀特·默多克的国际新闻集团旗下的这家最大周报的逝去，英国、美国、中国以至全球对这家颇有争议的“黄色小报”的声讨也随之展开，并由此引发对默多克办报理念和西方新闻自由的再审视。
一 《世界新闻报》及其窃听行为
（一）《世界新闻报》的“经营之道”
创办于1843年的《世界新闻报》，起初只是一张单页纸，逢星期天出版，销量一度高达七八百万份，是世界上销量最多的英语报纸。1969年，默多克出资400万英镑买下《世界新闻报》，随后又收购了英国创办于1964年的另一份报纸《太阳报》。没有多长时间，默多克就使这两份报纸成为“最有活力”、最能赚钱的报纸。除了一般报人的精明之外，他还有“过人”的“经营之道”。“默多克使了一个花招，让《太阳报》迅速成为小报中的佼佼者。”BBC前制作人康艺说，那就是英国小报著名的“第三版”。所谓“第三版”，就是在这块已成为英国小报“通例”的版面上，放置整版篇幅的半裸美女照片。[1]《太阳报》的“第三版女郎”首次亮相于1970年，刊登的是当时20岁的德国模特斯蒂芬尼·拉恩。40年来，已经有2000多名“三版女郎”在《太阳报》上刊出自己的裸照。《世界新闻报》也如法炮制，所不同的只是，《太阳报》瞄准的是娱乐明星同谁睡，而《世界新闻报》则更关心政客同谁上床。[2]
有人认为，1997年是英国小报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八卦记者驱车围追堵截下，人们爱戴的戴安娜王妃在车祸中香消玉殒。惨剧发生后，引发了英国媒体的反思。民众认为，小报记者是杀死戴安娜王妃的凶手，对小报记者的这种极端采访手段提出了指责。一些小报记者自己也有所反省并开始自律。[3]
在这种背景下，大致从2000年开始，一些小报记者开始采用电话窃听手段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新闻信息。人们议论纷纷的所谓英国“电话窃听门”，其实指的是窃取电话留言密码，偷听留言，也即“语音信箱”。据揭露，《世界新闻报》对政客、名流私生活的打探，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成了这家报纸增加销量的重要手段。[4]
除了窃听电话，《世界新闻报》还截取电子邮件，以及时获知名流政客带有隐私性质的个人信息。在英国，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执法部门在针对高度敏感的犯罪案和恐怖案时，才能使用这些特殊手段以截取相关信息，且需获得特别批准。
当然，窃听也好，截取也好，不是《世界新闻报》一家独创，几乎英国的小报都这么干。当英国下院内政委员会对警方没能在几年前就报纸窃听案进行调查提出质疑时，2005—2008年领导窃听调查工作的警官伊恩·布莱尔说，“在那个时候，报纸搞窃听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对于《世界新闻报》来说，“他们唯一遗憾的事情，就是（他们）被抓住了”[5]。
为获得“爆炸性信息”，赤裸裸的金钱贿赂也成为《世界新闻报》的惯用手段。早期，如果在街头看到某个政客或某个名人同异性搭讪，你给报社打个电话，所谓“爆料”，也就是提供八卦新闻的线索，打电话的人可以得到几个英镑的酬金。而现在，这种“酬金”大幅增加。接受这种实质上的贿赂的人中，不仅有警方人士，也有英国女王身边的工作人员。据调查，《世界新闻报》近几年为获得“内部消息”而向警方人员行贿的金额至少有16万美元。更为恶劣的是，《世界新闻报》在实施贿赂的同时，还使用反制手段，“封警察的嘴”，以防止自己的违法行为被调查。早在2006年，英国警方就立案侦查过《世界新闻报》非法窃听行为，但参与调查的五名高级警官后来发现，他们自己的手机也被窃听了，其中两名警官因婚外情及滥用公款被报纸抓住把柄，这桩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6]
英国小报使用如此卑鄙的手段获取信息，是因为这些小报后面有一大批喜欢读这些小报新闻的读者。有研究者指出，英国特殊的小报时代背景造就了特殊的小报读者和阅读小报新闻的特殊心理。“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雾气茫茫，潮湿的小巷中发生着凶杀，色迷迷的牧师窥视着街头的妓女，行为不检点的政客出入青楼，牵扯到偷情的知名人士的妓院中的谋杀案是它最吃香的故事，趣味低级，效果煽情，它常常会全文刊登淫秽的口供，猥亵的法院报告，粗俗的警察记录。”再者，“《世界新闻报》的读者是那些刚刚脱盲的工人阶级，谋杀、奸情、暴力，普通的草根普罗大众的定位，三便士一份，也是当时最便宜的报纸”。正是这种特殊的传播环境、特殊的收受群体和特殊的“经营之道”，使得《世界新闻报》长盛不衰。[7]还有人指出，这份报纸号称《世界新闻报》，但从来对“世界新闻”没有兴趣，有的时候甚至连“世界”和“新闻”都不涉及，它在英国的绰号是“世界性闻报”。
（二）窃听事件导致《世界新闻报》垮台
曾有《世界新闻报》记者透露，为了获取独家绝密消息，记者会用尽千方百计，包括雇用私家侦探，入侵跟踪对象的手机语音信箱。《世界新闻报》前编辑保罗·麦克马伦交代，“电话窃听非常普遍，据我所知，四分之一的英国报纸都这么做，安迪·库尔森（《世界新闻报》前总编）肯定知道。只要去买一个接收器，拿着它待在监听目标的房子外面，就能窃听到电话内容。我记得有人这样抄录了查尔斯王储和卡米拉的谈话，戴安娜王妃与情人的电话也被窃听过，英国的电话窃听已有很长的历史。”[8]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行为早有案底。2005年11月，三名英国王室家族的高级助手发现，他们手机语音信箱中的信息可能被人窃听了。与此同时，《世界新闻报》刊出了威廉王子的私人信息，而这些很私密的信息应该只有少数人知道。不久，警方把调查目标锁定在《世界新闻报》专门跑王室新闻的记者克利夫·古德曼和私人侦探格伦·穆尔凯尔两个人。这两个人存有接入王室助手手机语音信箱的PIN代码。不久，《太阳报》以《哈里埋脸大波女，舞娘欢笑王子笑》的夸张标题，独家报道了哈里王子光顾脱衣舞俱乐部的新闻。伦敦警察厅追查到古德曼和穆尔凯尔窃听了哈里手机的事实，古德曼这时还发表了有关哈里女朋友的后续报道，其中引用了威廉王子与弟弟哈里王子私下通电话时开玩笑所说的话。警方搜查古德曼和穆尔凯尔办公室时，查到6大袋材料，里面有11000页手记，记录了近4000个可能被《世界新闻报》窃听手机的名人、政要、体育明星、警官及刑事案件受害者的相关资料。后来，这场风波以古德曼和穆尔凯尔向王子道歉和获刑入狱告终，当时《世界新闻报》和新闻集团坚持搞窃听只是这两个人的个人行为，与报社其他人无关。[9]
直到《卫报》记者戴维斯在2011年初揭露《世界新闻报》记者在2002年雇人窃听失踪少女米莉的手机，扰乱警方破案一事，才引起英国上下的震惊。2002年，英国13岁女孩米莉·道勒被绑架后遭“撕票”，由于她的电话语音信箱部分信息被记者删除，使道勒父母误以为女儿还活着，英国警方也因此失去破案线索。英国民众过去都以为记者窃听电话的对象只是名人政要，现在知道《世界新闻报》竟然连普通民众的电话都窃听，让他们十分震惊和愤慨。
愤怒的火焰直接导致《世界新闻报》垮台。如前所述，7月10日，这家以“世界上最伟大报纸”自居的报纸被迫关门。7月15日，新闻集团旗下国际新闻公司首席执行官丽贝卡·布鲁克斯提交辞呈。这个曾任《世界新闻报》主编，被默多克视同女儿的“小报女王”写道：“我们那么爱惜的公司的威信，以及所敬仰的新闻自由的精神，可现在这一切却都岌岌可危。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感到应该对那些被我们所伤害到的人们负有责任……”[10]同一天，新闻集团旗下道琼斯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斯·欣顿也宣布辞职，并对窃听事件的受害者表示道歉。
7月16日，一下子失去两员爱将的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默多克，在英国7家全国性报纸上同时刊登签名道歉信：“我们对所发生的严重错误表示道歉。对受影响的个人所遭受的痛苦深感抱歉。我们对未能采取更快速的行动表示遗憾。我知道简单的道歉是不够的。我们的业务理念是一个自由、公开的媒体应当成为社会的正面力量。我们仍需努力。”默多克还向米莉·道勒的家人亲自表达了歉意。
7月17日，英国警方逮捕了丽贝卡·布鲁克斯，她成为《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东窗事发后被拘捕的第10人。辞职潮同时开始波及英国警方。17日晚间，伦敦大都会区警察局局长保罗·史蒂劳森辞职。他表示，作为警察局长，他对目前警方的处境“负有完全的责任”。而此前已有报道称，警察接受金钱向《世界新闻报》提供内幕消息。
7月18日，《世界新闻报》前记者肖恩·霍尔被警方发现在家中死亡。47岁的霍尔曾透露报社前主编安迪·库尔森鼓励下属动用窃听手段。正是霍尔的揭发，导致库尔森被迫辞去首相新闻主管的职务，并把《世界新闻报》推向“窃听门”的深渊。警方没有排除霍尔被他杀的可能性，形势变得扑朔迷离。
7月19日，默多克不得不亲自飞往伦敦，同儿子詹姆斯一起接受英国议会的质询。听证会现场，一个喜剧演员手托一盘剃须膏泡沫准备朝默多克扔去时，默多克妻子、前女排队员邓文迪出手挡住，保护自己的丈夫。“这是我人生中最谦卑的一天”，傲睨一世的默多克低下了头。
随着《世界新闻报》的垮台和默多克国际新闻集团形象的贬损，这个全球知名的传媒集团精心构筑的政经、司法关系链条开始瓦解。就在“窃听事件”事发一个多月前，默多克还在伦敦金斯敦公园橘园举办每年一度的英国精英大聚会，遍邀英国政界、新闻界、司法界高层以及社会名流畅叙友谊。英国首相卡梅伦夫妇、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利班德夫妇以及多位英国政府高级官员都应邀与会。而如今，政治家们纷纷表示同默多克“划清界限”。卡梅伦严词抨击窃听行为“可耻”和“恶心”，并提议成立一个比“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更独立的机构来处理今后类似的问题。
默多克和他的《世界新闻报》终于吞下了他们自己酿制的毒酒。
（三）透析《世界新闻报》的“永别词”
2011年7月10日《世界新闻报》终刊号上印着硕大标题：“谢谢你，再见！”“永别词”中仍自诩为“世界上最伟大报纸”。尽管终刊号上也有一些自责的文字，并且表示这期报纸不登任何商业广告，所有收入将无偿捐赠给慈善机构和公益事业，但它对自己过去漠视法律、滥用新闻自由、以非法手段从事窃听等行为并无丝毫醒悟和反省。《金融时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默多克和他的继承人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或者不愿意就旗下英国公司的犯罪行为给予解释。
西班牙《国家报》从经济和政治动因分析《世界新闻报》窃听行为的必然性和恶劣影响。它指出，对于大规模、长期性的窃听丑闻，即便是最为宽容的社会都不能无动于衷。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媒体会在没有高层推动和许可的情况下，罔顾法律规定和道德制约，通过非法雇用侦探的方式获取信息。窃听丑闻不是一个孤立或者意外的事件，它与当今世界形势紧密相连，利益最大化成为当今主导的思潮。跨国公司或者媒体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消费者、用户、读者或者观众推销自己的商品。当面对批评时，它会说，我只负责出售，而购买的权利掌握在消费者手里。这就是《世界新闻报》的逻辑。
有学者分析媒体同政府、警察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他们指出，为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媒体不惜采用窃听、贿赂等非法手段获取独家内幕消息，为此必须求得有利的政策支持。而为得到媒体的舆论支持，政府对媒体的一些不当行为只能“无奈”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窃听丑闻暴露了媒体同警察、政府高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度的新闻自由，使西方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媒体绑架民意、民意胁迫政客、政客勾结媒体”这个难以解脱的恶性循环。[11]
针对《世界新闻报》的“永别词”，有学者指出，打着客观、真实、公正的招牌，不择手段的《世界新闻报》死了，“但死得很不甘心”，因为窃听丑闻本身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张报纸已经道德沦丧。他们分析说，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新闻业一向标榜，媒体注重自律，新闻从业者注重职业约束。从表面看，媒体内部有“从业规范”一类规章，新闻界则有“新闻委员会”“报刊投诉委员会”“道德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监督机构。在这些规章和委员会的各种文件中，不乏这样的条文：“任何可能的时候，都要指明消息来源。公众应该有尽可能多的信息来判断消息来源的可靠性。”“除非传统的公开的方法不能得到对公众至关重要的信息，不要采用秘密的或窃听式的方法获取信息。如果使用了这样的方法，在报道中应该加以说明。”实际上他们做得怎么样呢？《世界新闻报》的垮台是最好的说明。还有学者批评说，伴随着网络时代媒体间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西方媒体轻视新闻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全然不顾白纸黑字的道德规范和职业操守，滥用新闻自由，一味迎合市场需求。有的媒体将其信誉完全建立在商业收入之上，有时完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
还有学者把《世界新闻报》的垮台，看成是媒体间较量与竞争的结果。他们分析说，这次《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由大报《卫报》从2009年跟踪报道，两年来死咬不放，最终把它搞垮。《卫报》的记者这样做，为的就是要证明，在英国，不用下三烂的贿赂窃听手段，同样可以得到独家新闻，同样能够暴露腐败内幕，同样能够伸张正义。人们评论说，大报同小报竞争，是英国新闻界常态，这次是大报占了上风。[12]
二 新闻帝国的崛起和默多克的办报理念
（一）从地方报老板到传媒业霸主
鲁珀特·默多克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跨国新闻公司的大佬之一。他的传媒业发达史是令人自豪和颇有普遍意义的。
1953年9月，年仅22岁、在牛津大学读书的默多克经南非回到澳大利亚，可惜还是没赶上为父亲送终。吉斯·默多克为他唯一的儿子留下了两家报纸：《新闻报》和《星期日邮报》。小默多克以这两张报纸为起点，开始了其新闻帝国的大业。
年轻的默多克从起步就显露出管理企业的才华。经过不长时间治理，他使这两家长期处于亏损的报纸转亏为盈。接着，他从墨尔本转战悉尼，在这个澳洲最大城市创办了第一家全国性报纸《澳大利亚人报》。到1967年，这家新报纸发行量达到75000份。走出澳洲之前，他已经建立了一家大型传媒集团：澳大利亚新闻有限公司。
1969年，38岁的默多克击败英国传媒大亨罗伯特·马科斯威尔，成功竞得《世界新闻报》，作为自己攻入英国传媒市场的桥头堡。在同一年稍晚些时间，他又收购了另外一份八卦小报《太阳报》。接着，默多克买下美国《纽约邮报》，使他得以有机会进军世界最大的传媒市场。
继《纽约邮报》之后，默多克又一鼓作气买下英国号称“大力神”的大报《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这两家报纸虽然连年亏损，员工罢工不断，但仍受到英国人广泛敬重。两家报纸的编辑记者曾放话，如果报纸被默多克买下，他们就全体辞职。默多克没有退缩，换上一批新人，报纸照样每天出版。从此，他控制了英国40%报纸市场份额，成为英国举足轻重的舆论力量。
接连的成功收购使默多克赢得了“购物狂”的名声。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里，新闻公司（后更名为新闻集团）买下了不少于30笔国际资产，并且不再局限于报纸领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收购《波士顿先驱报》《芝加哥太阳报》、20世纪福克斯电影制作公司，买下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与竞争对手英国卫星广播公司合并成立BSKYB，买下美国哈勃·罗出版公司和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并将其合并为哈勃·柯林斯公司。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默多克开始进军电视市场。“9·11”之后，他创立福克斯电视网，超越CNN，成为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2007年，新闻集团买下道琼斯公司及其旗下的《华尔街日报》，又一次震惊美国和全球新闻界。但默多克的雄心并不限于西方，他开始把发展的目光转向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在过去十年，他花费数十亿美元在亚洲投资星空传媒公司，并使这个公司在其他外资传媒公司之前进入中国。默多克和儿子詹姆斯计划改造印度的有线电视业。他们通过同印度头号有线电视经营商哈斯威公司合作，铺设了这个国家第一个高质量的数字服务网络。[13]
对中国人来说，鲁珀特·默多克是我们所熟悉的当今世界最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国际传媒大亨，是全球传播业中最擅长经营和扩张的一个霸主。
（二）默多克的办报理念
我们手头缺少默多克关于当代传媒及如何运作传媒的理论资料，难以对其传媒理念作出全面概括和评价。作为传媒业业主，他的兴趣也不在此。但我们从他数十年办报实践及偶尔发表的不多的评论中，大致可以梳理出若干条他对办报、办传媒的基本思路、价值观和信条。
第一，既办严肃大报，又办通俗小报；既然办了小报，就必须实行小报路线和小报风格。有人指责默多克不懂新闻，不会办新闻大报。这一批评恐怕没有根据。新闻集团旗下既有严肃大报又有通俗小报。大报者，《泰晤士报》是也，《华尔街日报》是也，福克斯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也是专做新闻的电视网。问题是，他对办小报的理念有偏颇，片面强调小报路线，小报风格。默多克的小报路线和小报风格，就是为了营利可以不讲档次，超越底线。
第二，商业理性淹没报纸媒体的本性，以谋取利润为小报的唯一追求。既然默多克把《世界新闻报》《太阳报》这类小报定位为市场工具、营利工具，那就把媒体的本性：坚持客观公正、真实的新闻品质，完全置于脑后，把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彻底忘却。
第三，默多克办小报的思路只有一个：要提高报纸销量，必须降低报纸格调。他购得《世界新闻报》和《太阳报》之后，立即让它们搞“第三版女郎”，登半裸照片。这是一切谋利小报的“金科玉律”，深谙此道的默多克，自然玩得比一般报人更好。
第四，为搞到比其他报纸更有“分量”的东西，就要源源不断地获得个人隐私、性、暴力方面的信息，就必须罔顾法律运用窃听电话、贿赂警察、雇用私人侦探等非正当手段。否则，不断膨胀的读者的窥视欲就无法满足，小报的销量也难以提升。
第五，动用非法手段被抓住怎么办？平日就要建立良好的政界关系，加大“感情投资”。默多克擅长此道，被人称为“商业软体动物”。他在英、美等国如此复杂多变的政界环境中屡屡化险为夷，同各党各派打交道如鱼得水，同他能够有效地判断局势和同各路人马和善相处是分不开的。这次《世界新闻报》翻船，首相和警局都“翻脸不认人”，实属局势变化过于突然，《世界新闻报》做得太绝，叫人爱莫能助。
第六，默多克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定位是：既是报人，又是商人。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角色扮演，一直稳妥、安全、有效，八面玲珑，应对自如，事业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中国哲人有言：“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未必。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传媒集团的领导人，默多克既是报人，又是商人，“两手都要硬”。《世界新闻报》和新闻集团的教训是，报人成了幌子，商人成了实质。
可惜的是，直至《世界新闻报》倒闭和到议会接受质询，默多克对以上六点理念没有认真的反省。在质询过程中，默多克一边用手敲击着桌子，一边说“这是我人生中最谦卑的一天”。这期间或许夹杂着他的一些悔悟和自责，但却没有根本的反省与醒悟。
三 西方新闻自由的再审视
（一）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由来
“新闻自由”这一概念，从字面上看是指收集、发布、传播和收受新闻信息的自由，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和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意见和开展新闻批评的自由。严格说，新闻自由不是新闻传播者所独有的职业权利。新闻自由是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创办新闻媒介机构的自由、获知和报道新闻的自由、表达观点和批评政府的自由。
国际社会通行的新闻自由概念，其理论来源有两个：一个是17世纪英国革命前后启蒙思想家；另一个是18世纪美国独立前后的开明政治家。在《出版自由请愿书》中，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提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杀人只杀死了一个有理性的动物，而禁止一本好书出版，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目前使用的查禁制，实际上查禁了真理。这是“出版自由”思想的最早提出和首次论证。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在《革命法制和审判》一书中，将出版自由内涵归纳为两点：一是发表对立意见的自由；二是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实践，证实了他的观点的正确。这样，政府无权禁止公民发表不同的意见，批评政府无罪，成为出版自由的重要原则。以后，出版自由思想进一步发展，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宽容异教论”，即社会应容纳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美国政治家杰弗逊以“政治宽容论”发展了洛克的思想。19世纪，这一思想又深化为“思想的公开市场”。
美国律师汉密尔顿提出的保护新闻自由的原则，把出版自由口号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权利联系起来。这一权利的核心是，报纸批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构成诽谤罪。英国社会学家边沁提出公开所有官员的行为以便对权力进行监督的主张，进一步把新闻自由权利引入舆论监督的领域。20世纪初，提出了“绝对权利”的概念，意指公民享有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深化了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
视报刊舆论为除行政、立法、司法外的“第四权力”的观点，高扬了新闻自由思想。分权学说是由英国激进派领袖李尔本提出的，洛克发展了这一学说，提出行政、立法、外交三权分立，立法权为最高权的主张。法国启蒙思想家又将其发展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政体主张。杰弗逊则认为三权分立还不够，应将报刊的舆论监督功能作为第四权力。他认为，自由报刊应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
由于报刊依靠政府津贴的弊病日益明显，英国报人柯贝特提出了“报刊独立”的思想。另一报人德兰进一步发展了柯贝特的思想，提出政治家的任务是缄默，报纸的任务是说话。报刊独立的理论，拓展了新闻自由的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闻自由概念又有新的发展。美国学者和报人提出的社会责任论，主张新闻自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这一思想立足于承认新闻自由是人类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又主张新闻自由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义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一系列关于新闻自由的联合国文件和规约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人权公约》及其三个子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这些公约中，《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直接提出了各缔约国政府维护新闻自由的义务。中国政府已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签署参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公约一旦在中国生效启动，在新闻自由问题上，中国将正式同国际社会接轨。
（二）在窃听事件中西方传媒人对新闻自由的再认知
在《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中，西方新闻界引发了一场对新闻自由重新认知的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几乎所有传媒和传媒人都指责《世界新闻报》，批评该报滥用新闻自由而招致的恶果。《巴黎竞赛画报》副总编雷吉斯·勒·索密耶指出，“极度的自由让一些记者忘记了底线，不知道在黄线前需要停下。今天新闻集团的例子，就是他们超越了底线，同时也让媒体竞争的平等原则遭到践踏”[14]。曾经在英国BBC工作的资深记者马丁·贝尔把过去30多年称为“新闻界的默多克时代”，说，正是这30年，记者们为了报纸的盈利而牺牲了新闻报道的质量。贝尔又说，“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一切是个非常健康的发展过程，因为人们现在真的必须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为什么从事新闻这个行业？新闻记者就是要报道事实”[15]。
在批评《世界新闻报》的同时，不少学者和业者又指出，不能把这张小报过去所做的一切全盘否定。因为这张报纸在新闻自由的庇护下，曾经有效地监督政府和官员。还有人指出，在披露名人隐秘的同时，《世界新闻报》顺便也“清理了英国政坛”。它最让人喝彩的事，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揭露英国最大丑闻——普罗富莫事件。当时的保守党议员、国防大臣约翰·普罗富莫与演员克莉丝汀·基勒有染，而基勒同时又同苏联驻英大使馆高级海军武官相好，此人后来被证实是苏联间谍。1963年3月，普罗富莫在下议院撒谎，声称自己同基勒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但3个月后又承认自己误导了下议院，并辞去所有官职。过了几个月，保守党首相麦克米伦因为受这一丑闻打击而一病不起，辞去首相职务。不久的大选中工党胜出，因此有人说，正是《世界新闻报》“拉下了一届政府”[16]。
《世界新闻报》这样的小报，不仅敢于监督政府和官员，而且有时还敢于蔑视高级官员，充分展现新闻自由的威风和正面作用。20世纪90年代英国从欧洲汇率机制中退出，首相梅杰亲自打电话给《世界新闻报》的伙伴《太阳报》主编麦肯锡，了解报纸将如何报道此事。主编这样答复首相：“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桶大便，我要一下子全倒在你的头上。”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小报主编，敢这样对首相说话？因此，不能因为《世界新闻报》事件影响我们对小报舆论监督功能的全面评价。[17]
有人认为，这次《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的败露，实际上是大报与小报较量的结果。这是新闻传媒的一种自我净化功能，是媒介一次成功的自律。这同时又是传媒和传媒人享有新闻自由权利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典型案例。有人披露，《世界新闻报》的窃听行为，始终有其他报纸关注，从2009年开始更被大报《卫报》跟踪。有人指出，“这张最左翼的报纸对默（多克）家王朝最流行的小报咬着不放，《卫报》记者为的是证明，不用下三流的贿赂窃听的手段，他们也同样能得到独家新闻，能暴露腐败的内幕，能伸张正义”[18]。在西方，同业竞争，是一种有效的行业自律。
正是这种切切实实的新闻自由，支撑着小报的生存与发展，维护着市民阅读小报的权利，也使小报拥有广阔的市场。据调查，有80%的英国人阅读着英国的报纸，而其中，阅读大报的民众只占16%。也就是说，大部分民众喜欢看小报。对此，有人对英国民众的心态作了这样的分析：“英国人保守、内向，在社会交际上总是比较拘泥尴尬，不自在，而且，又特别重视隐私。不善交往，隐私至上，这必然会导致一种窥私欲，而窥视他人私密的最有效最合法的途径，就是通过花边小报。”“为什么英国的花边小报如此发达，是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读者群。”[19]
有人分析，当代西方商业社会中运行的媒体，面临着两大压力。第一大压力是要不断地满足受众对名流、政要的风流韵事之类的花边新闻的兴趣。新闻越来越娱乐化、“狗仔化”的倾向同受众的这种心理是分不开的。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理。第二大压力来自市场。现代传媒日益多元，纸媒面对网络、电视等媒体的激烈竞争，不少都是惨淡经营，有的干脆转为网络版。一些勉强活下来的纸媒不免搞些“奇招”“怪招”。当大报小报化、新闻“快餐化”，一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写什么，有没有独家爆料，有没有“人咬狗”之类的东西，就会直接关系到它的命运。对于《世界新闻报》这样的小报，更是如此。[20]
还有人从媒体同政界关系来观察新闻自由问题。英国有媒体指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同英国政界关系密切，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关系都不错。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政要对默多克是又怕又爱，既怕他的媒体舆论，又需要他的投资与赞助。甚至有媒体统计过默多克同首相有过多少次私人会晤。[21]据此，有学者指出，“所有的政治角色，从总统到议员，从利益集团到激进主义者，都统统将新闻看作他们走向政治的关键”。跨国传媒集团不仅直接控制和操纵新闻传媒，而且还通过传媒精英同政界、商界联结起来，形成特殊的、强大的利益集团，以维护各自的利益。政府同传媒之间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利用。窃听事件充分暴露了媒体同政府、警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些业内人士和学者担心政府可能借此事为由打压新闻自由，对媒体加压。《巴黎竞赛画报》副总编索密耶表示，“这一事件对我们媒体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对我来说最危险的一点，就是媒体潜入政治、政治干预媒体的境况，那些政治人物很有可能借着默多克事件和某些记者犯下的错误，要求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和约束。”[22]前BBC雇员马丁·贝尔说，“如果现在这个丑闻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新闻自由受到压制，那将令我非常伤心。我们（英国）长久以来就有揭发社会丑陋面这个令人自豪的传统。我们决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不认为我们（新闻业）需要外边的人用高压手段来管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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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世界新闻报》是中国传媒的一面镜子
在考察和分析《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深刻教训，审视西方新闻自由历史渊源和本质特点之后，有必要结合中国新闻传媒当下表现，作一些必要的反省和讨论了。
首先，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看到，中国有一些新闻传媒，走得够远了。一些电视传媒，包括很有影响力的电视传媒，有些栏目的运作，就是靠偷拍、偷录，甚至引诱对方犯罪（或犯错）运作的。这样操作不仅已经一二十年，而且在“理论”上始终认为是“合法的”，并称为“隐性采访”。还有人提出，“目的是首要的，手段是无所谓的”，只要能起到引导舆论、监督教育的作用，搞些偷听偷拍偷录也是应该的，可以理解的。已被“公开披露”的“纸馅肉包子”“金华火腿腌制加敌敌畏”，都是这样出笼的。这种做法同窃听电话、截留短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其次，我们有些新闻媒体，有些节目，常常靠假唱、代唱、替身“出彩”。“狗仔队”“狗仔”在我们一些新闻媒体不仅不臭，而且还是“正当职业”，成了“新闻工作的一部分”。
对照《世界新闻报》这面镜子，我们难道不该反省和自责？
当前，必须亡羊补牢，防微杜渐。要规范人力资源管理，统一人事制度，既要用好人，又要管好人。不能出了问题，简单说一句“他是临时工”就推得一干二净。要彻底废止“狗仔”制度，彻底铲除偷拍偷录产生的土壤，提倡文明采访，合法采访。要呼唤和推动新闻立法，强化新闻法治，运用法律武器反对和打击新闻造假，保护被采访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同新闻传播相关的各方人士的合法权益。
再次，有些新闻主管部门，漠视民众广泛而多样的新闻需求，不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致使一些传媒利用这种“信息饥渴”的市场心态抛售那些原本不该传播的内容，造成对新闻自由的滥用。还有一些传媒同官府、商家勾结，使那些“黄色新闻”“黑色新闻”大行其道，干了不少类似《世界新闻报》的行径。对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准则，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制度，充分保障广大民众和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权利，同时又有力地揭露与反对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使中国的新闻传媒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有力舆论工具，成为体现党的意志和人民心声紧密结合的社会纽带。
总之，面对《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的深刻教训，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原则，不断地推动新闻事业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 参见姜弘《窃听之后整风开始——英国小报四十年》，《南方周末》2011年7月21日。
[2] 参见姜弘《窃听之后整风开始——英国小报四十年》，《南方周末》2011年7月21日。
[3] 参见姜弘《窃听之后整风开始——英国小报四十年》，《南方周末》2011年7月21日。
[4] 参见姜弘《窃听之后整风开始——英国小报四十年》，《南方周末》2011年7月21日。
[5] 温宪：《窃听丑闻背后的道德沦丧》，《人民日报》2011年7月15日。
[6] 温宪：《窃听丑闻背后的道德沦丧》，《人民日报》2011年7月15日。
[7] 恺蒂：《英国不可能没有小报》，《东方早报》2011年8月7日。
[8] 邵乐韵：《谁窃听了我的电话？》，《新民周刊》2011年第29期。
[9] 邵乐韵：《谁窃听了我的电话？》，《新民周刊》2011年第29期。
[10] 邵乐韵：《谁窃听了我的电话？》，《新民周刊》2011年第29期。
[11] 王方：《窃听丑闻折射西方媒体制度困境》，《人民日报》2011年7月22日。
[12] 恺蒂：《英国不可能没有小报》，《东方早报》2011年8月7日。
[13] 此节部分资料取之于沈国麟《默多克新闻帝国的崛起与飘摇》，《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7月28日。
[14] 参见刘敏《他们践踏了媒体竞争的平等原则》，《南方周末》2011年7月21日。
[15] 参见董伦《英国窃听风暴：大报打小报》，《南方周末》2011年7月21日。
[16] 恺蒂：《英国不可能没有小报》，《东方早报》2011年8月7日。
[17] 恺蒂：《英国不可能没有小报》，《东方早报》2011年8月7日。
[18] 恺蒂：《英国不可能没有小报》，《东方早报》2011年8月7日。
[19] 恺蒂：《英国不可能没有小报》，《东方早报》2011年8月7日。
[20] 参见丁刚《媒体道德界线岂能含糊》，《人民日报》2011年7月18日。
[21] 参见《人民日报》记者李文云、温宪《英美新闻业面临严峻考验》，《人民日报》2011年7月18日。
[22] 恺蒂：《英国不可能没有小报》，《东方早报》2011年8月7日。
[23] 参见董伦《英国窃听风暴：大报打小报》，《南方周末》201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