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石义例学的兴起
元明两代，由于学术风尚的影响以及金石器物少有发现等原因，金石学呈现出衰落气象，这一时期，录文考订类著作可称道者仅有陶宗仪的《古刻丛钞》和都穆的《金薤琳琅》两种。但潘昂霄《金石例》与王行《墓铭举例》两部著作的出现，却开创了金石学的又一分支——金石义例学。赵宋一代，金石学研究或评其书迹，或释其文字，或述其时代，或考其制度，对金石义例较少关注，《金石例》《墓铭举例》的面世，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清代金石之学由复兴而达于极盛，这一时期金石名家辈出，金石著作繁若群星，康有为描述其盛况云：“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夫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侯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集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表》、《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书，殆难悉数。”[2]其流派亦涵盖了金石学所有分支，梁启超曾总结云：“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麐、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赓续有作。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3]
据现有文献，“金石”二字连用始于《墨子》“镂于金石”一语，自北宋以来成为学术之名词。金、石虽并称，但“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4]，“实则金以殷周彝器为重，石以东汉以下碑志为主，二者之时代与性质非有必然关涉也”[5]。正因其时代、性质不同，故金石之学实有金、石二途，金石括例及金石题跋诸书，虽名“金石”，其实是讨论石刻多，论载吉金少。故梁启超有“此皆石学也”的论断。在青铜彝器与金文之学已大昌的背景下，若研治石刻资料仍沿用“金石”旧名，确实名实不符，故有学者将研治石刻资料之学单独命名为“石学”[6]。照此思路，金石义例研究严格来讲更多属于石学的范畴。
金石义例之学成为金石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宋代金石学初兴，欧阳修已经注意到石刻义例。如《集古录跋尾》卷三《后汉高阳令杨君碑》云：“碑首不书最后官者，不详其义也。”[7]金石“义例”源自经学，传统经史学家将春秋义理概括为释例、凡例，在宗经的观念下，这种方法被金石学家所借用。所谓“例”就是指一些事同手法同且对后世有示范作用的记事规则，而这些记事规则背后一般存在着一定的内在依据，依据便是“义”，有义然后有例，故合称“义例”[8]。其实质讲的是“写或不写”“怎么写”“为什么这样写”等问题。欧阳修对“碑首不书最后官”产生疑问，关注的正是“怎么写”。其后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等书也尝论及，但均未单独成书，缺乏系统性。论金石义例之专著，或以《古金石例》一书为最早，但书佚，仅可据元潘昂霄《金石例》引文判断它的曾经存在。其后有徐秋山、郝经、潘昂霄诸人，皆颇致力于括例之学。
所见金石义例学的专书以潘昂霄《金石例》为最早。《四库全书总目》叙此书云：“是书一卷至五卷述铭志之始，于品级、茔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庙、赐碑之制，一一详考。六卷至八卷述唐韩愈所撰碑志，以为括例，于家世、宗族、职名、妻子、死葬日月之类，咸条列其文，标为程式。九卷则杂论文体，十卷则史院凡例。然昂霄是书以《金石例》为名，所述宜止于碑志，而泛及杂文之格与起居注之式，似乎不伦……其书叙述古制，颇为典核。虽所载括例，但举韩愈之文，未免举一而废百，然明以来金石之文，往往不考古法，漫无矩度，得是书以为依据，亦可谓尚有典型，愈于率意妄撰者多矣。”[9]提要对此书内容、价值及不足之处的评价皆详允。该书为写作示范而编写，所以具有碑志写作示例的性质。或编者以为仅通过括例即可示人写作津梁，或有其他原因，潘氏括例虽详，但皆未标例后之义，这也招致后人诟病。如黄宗羲《金石要例》即有“顾未尝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的批评。尽管如此，《金石例》的开创发凡之功仍不可没。
基于对《金石例》的补充，继有明代王行《墓铭举例》、清代黄宗羲《金石要例》二作。王行《墓铭举例》四卷，《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叙之云：“行以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其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取唐韩愈、李翱、柳宗元、宋欧阳修、尹洙、曾巩、王安石、苏轼、朱子、陈师道、黄庭坚、陈瓘、晁补之、张耒、吕祖谦一十五家所作碑志，录其目而举其例，以补元潘昂霄《金石例》之遗。”[10]王书仍以韩愈为正始，受潘书影响痕迹甚明；另，王行以十三事备者为正例、有所增损为变例，从碑志内容多寡而非文章美恶着眼，思路也与潘书相同。但括例范围增至十五家，比潘书明显扩大；就“例”而论“义”，比潘书详明深入。这些都是王书的超越之处。
黄宗羲《金石要例》一卷，卷前自序云：“碑版之体，至宋末元初而坏。逮至今日，作者既张王李赵之流，子孙得之以答赙奠，与纸钱寓马相为出入，使人知其子姓婚姻而已，其坏又甚于元时。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历而非履历，市声俗轨，相沿不觉其非。元潘苍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为例，顾未尝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党，有书有不书，不过以著名不著名，初无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领，稍为辩正，所以补苍崖之缺也。”[11]黄书沿用王行《墓铭举例》就“例”而论“义”的体例，并指出有要义然后有定例，强调“义”对“例”的决定作用；认为宋末元初为坏例之始，注重“例”在时间上的划分；括例范围不限于一代或一家之言，放眼汉魏六朝直至明代，于后来学者有重要启示。故四库馆臣赞其曰：“宗羲于文律本娴，其所考证，实较昂霄原书为精密。讲金石之文者，固不能不取裁于斯焉。”[12]
乾隆年间，著名文人卢见曾将三作编入《雅雨堂丛书》刊行，取名《金石三例》。此书一经刊出，世人如获至宝，抢购一空。嘉庆十六年，有感于“时贤之为八家古文者，极赏此书，且有购觅不获以为憾者”[13]，郝懿行与卢氏商议，后者欣然出其所藏，而重为付梓，进一步扩大了此书的影响。《金石三例》在理路、体例、视野诸方面不断拓展、完善，为金石义例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从而在金石学研究中开创出义例学的广阔园地。
在《金石三例》的影响下，清代学者曾经陆续多次深入讨论、分析金石义例，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梁玉绳的《志铭广例》、李富孙的《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吴镐的《汉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梁廷柟《金石称例》、冯登府《金石综例》、王芑孙的《碑版文广例》等。光绪十一年，朱记荣编成《金石全例》一书，收入相关十种著作，标志着金石义例之学鼎盛时期的到来[14]。清代这股注重金石义例风气的昌盛，除《金石三例》的影响外，也与著名学者朱彝尊的倡导有关。朱彝尊以元明学者论例断自韩愈，未溯碑志义例之源头，故跋王行书云：“窃意墓铭莫盛于东汉，鄱阳洪氏所辑《隶释》、《隶续》，其文其铭，体例非一，宜用止仲（笔者按：王行字）之法，举而胪列之。惜乎予老矣，不能为也。”[15]朱氏跋语的价值在于明确提示了义例研究的上溯一途，拓宽了碑志义例研究的范围，对当时学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于是嘉庆、道光年间，承朱彝尊遗志而作括例之书者，就有梁玉绳《志铭广例》、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郭麐《金石例补》等九家。故李慈铭云：“然近时为此学者，吴江郭频伽有《金石例补》、荆溪吴荆石有《汉魏六朝金石志墓例》、宝应刘楚桢有《汉石例》，皆本朱氏之言。”[16]与《金石三例》相比，后出这些著作，无论是所涉文献，还是立目、辨析、考据等方面，都丰富精审许多。至此，义例之学就论列之时代，则起秦迄清；就论列之范围，则品目、体制、内容、文例、称谓诸项；就辨析考据，则细致精审。盖石刻之事，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已蔚然成金石学一大宗矣。
除金石义例的专书之外，在许多学者的札记体著作中，也会有关于金石义例的零星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姚范《援鹑堂笔记》、赵翼《陔余丛考》、王鸣盛《蛾术编》、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都有关于碑志义例的考辨。这些都是研究金石义例的重要资料。对于义例学排比资料、广列品目的做法，以文章美恶立论学者往往表示不满，如李慈铭就有“例愈广而愈繁，采愈多而愈惑”的批评[17]。这些批评时时提醒碑志义例学者要分清定例、常例、特例，不应不当例而例之，从而促使义例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对金石义例的批评，也是金石义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金石“义例”学的术语和方法均源自经学，是研究金石，尤其是石刻文献中对后世有示范作用的记事规则的一门学问。金石义例的研究与金石学的兴起相伴随，但其形成系统却在元明两代，其最初动机是为了应对漫无矩镬的碑志写作现实。在《金石三例》的示范和朱彝尊的提倡下，清代嘉道年间，兴起了一股金石括例的炽热之风，最终成就了金石义例学的鼎盛。鼎盛时期的金石义例研究不再仅仅为了指导现实生活中的碑志写作，变得多元而丰富，俨然成为金石学的重要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