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首都地区生态产业化研究:以林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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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环首都地区实施生态产业化战略的必要性

环首都地区生态产业化战略,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实施脱贫攻坚计划等重大战略的共同要求。

一 生态产业化是提高京津冀生态建设效益的必由之路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该纲要指出,要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自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北京与河北山水相连,空气互通,是生命共同体。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赋予河北最多的就是生态。针对区域生态承载力薄弱、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的短板,急需在风沙源区开展植树造林和退耕还草工程建设,以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改善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生态环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首都地区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21世纪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等一系列重点生态工程,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率的较快增长,沙化和荒漠化土地分别减少417万亩和270万亩,局部地区的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传统的营林工程譬如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工程等,均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依靠地方政府来组织。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忽视农民的自主参与和民间资本介入,存在资金来源单一、效率低下、重建设轻管护等问题,导致出现“边治理边破坏”现象。长期以来,林业所有权虚置,林业建设的内在动力不足;单纯依赖国家投资,建设资金不足;责权利不统一,造林主体缺乏内在积极性;运行机制不活,不能调动全社会力量办林业等深层次原因,造成林业发展速度不快、质量不高,特别是大规模的荒山绿化进度慢、成效差。

目前,环首都圈生态环境总体上仍处在极不稳定的脆弱状态,仍需要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人工修复和自然修复,生态建设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国家主导的生态工程先后到期或接近尾声,造林面积大幅减少,同时采伐的高峰期到来;二是退耕还林补助政策的激励作用逐渐弱化,国家免征贫困县农业税和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的实施降低了营林的比较收益,退耕区农民普遍存在复耕意愿,多年生态建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三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建筑市场萎缩的影响,自2008年下半年起木材价格大幅度下降,部分人造板企业停产,进而影响到上游农民的造林积极性。

针对以上问题,必须转变思路,另辟蹊径,运用产业化的办法来抓生态项目。在国家经济补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要解决森林保育缺乏长效资金支持的困境,必须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投入生态建设之中。众多实例表明,受降低成本、获取新的收入、改善公共关系、减少自然灾害风险等多种利益的驱动,许多私营公司、个人、非政府组织及社区都有积极性参与到林业建设中来,这就为育林和森林维护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市场动力。通过生态产业化,将林草生态链转化为产业链和就业链,则退耕还林还草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就能迎刃而解。[12]以世界城市—区域为目标的首都经济圈,有条件也应当成为我国生态产业化的示范区。

二 生态产业化是破解环首都贫困带难题的必由之路

多年来,在环绕首都的承德、张家口、保定等地区,存在着一个贫困程度较大的呈C字形的连片区。环首都贫困带作为我国少有的生态脆弱区、特大城市水源保护区和生态涵养区、经济贫困区三重耦合区域,面临着典型的生态性贫困问题。2001年开始实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2000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加之“十一五”期间张家口、承德两市开展产业扶贫,分别解决了28.8万和20.5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然而,由于当地自我发展能力很弱,一些已脱贫的人口极易因灾、因病而返贫。目前,按照国家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最新扶贫标准,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9个县尚有贫困人口近百万。这些人口分布在首都周围,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个别不法分子甚至跑到邻近县区偷盗、抢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首都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抓好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是缩小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落差、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一项政治任务。

环首都贫困带的形成,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不可持续的开发方式共同导致的,是生态恶化型抑制和保护压力型抑制双重效应的结果。[13]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劣、服务功能低下,导致土地承载能力弱,现有耕地中绝大部分是旱涝难保收的中低产田,存在生态恶化型贫困现象。另一方面,因承担京津水源保护和生态涵养的需要,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限制,导致生态抑制型贫困。该地区经济落后和生态恶化的趋势长期得不到扭转,症结在于生态建设与产业开发相割裂,生态资源转化为物质财富的路径不畅。一方面,一些扶贫措施客观上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强调林业的生态功能,相对忽视其经济功能,导致林业发展乏力,难以调动起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积极性。

目前,环首都地区生态工程建设正处于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阶段。要克服双重抑制,必须摆脱扶贫与生态建设相割裂的惯性思维,努力探索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新路。环首都贫困带多处在山区,希望在山,致富靠林,林业在环首都脱贫攻坚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是资源优势。环首都贫困县大多分布在山区、沙区,土地瘠薄,粮食产量较低,而人均山地多于耕地,为“靠山吃山”提供了基础条件。其次是功能优势。森林具有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护农田等多重效益。森林的合理分布可以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生态保证,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和基础。丰宁县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实施“防风固沙”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项目区内的“三跑田”变成“三保田”,粮食产量翻倍,是一个范例。最后是产业优势。承德市是河北省林业产值最大的地区,张承两市是河北省干果生产的重点市。因此,政府部门应把林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通过木材、板纸、果品、食用菌等的生产和加工以及各类生态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脱贫。要解除对林业经营的体制性束缚,通过全社会广泛参与,通过对现代科技手段的充分利用,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高效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满足首都经济圈日益增长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需求。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 刘冰、洪家宜:《对三北四期工程实践生态产业化发展道路的思考》,《防护林科技》2003年第1期。

[3] 刘颖琦、邓元慧、郭名:《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产业联动模式研究》,《科学决策》2009年第2期。

[4] 诸如李怒云《中国林业碳汇》,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年版;于开锋、金颖若《国内外森林旅游理论研究综述》,《林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27(4)期;邹积丰、韩联生、王瑛《非木材林产品资源国内外开发利用的现状、发展趋势与瞻望》,《中国林副特产》2000年第1期;陈绍志《公益林建设市场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林业大学,2011年。

[5] 王卫、梁丽萍、高伟明等:《首都生态圈可持续发展透视:冀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状态、问题与对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 樊杰主编:《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7] 如阮本清、魏传江《首都圈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郑海霞《中国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以4个典型流域为例》,学位论文,中国农业科学院,2006年。

[8] 如孔令春《在“大北京”框架下努力建设“首都生态特区”——关于承德经济功能定位及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构想》,《经济工作导刊》2002年第16期;李岚、高智、罗静等《消除环京津贫困带 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国环境保护优秀论文集》,2005年。

[9] 如钟茂初、潘丽青《京津冀生态—经济合作机制与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研究》,《林业经济》2007年第10期;刘桂环、张惠远、万军《京津冀北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初探》,《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年第4期。

[10] 王岳森:《京津水源涵养地水权制度及生态经济模式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 张贵祥:《首都跨界水源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模式与机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12] 鲍文:《生态产业化与退耕还林还草》,《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0年第3期。

[13] 张佰瑞:《我国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研究——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分析》,《生态经济》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