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长安为中心的文人汇聚与文化交流
不同政治文化圈之间的文化交流在统一之前就经常进行，有研究者认为当时“南北”文化交流主要有六种形式：书籍的交流、使者的往来、佛道的播迁、人员的附降、户口的流动、边境互市与南北馈赠[57]。除了第一项和第六项以外，其他四项都是人员往来。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文化交流当然要有人来完成。即使书籍的交流和互市馈赠实际上也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实现的。但是政治的对立和地缘的隔绝，毕竟使人员的往来交流受到极大的限制。逐步的统一才能最终消除这种限制，为文化和文学交流提供充分的时空条件。
前文提到隋代“辞人才子，总萃京师”的新局面，都城长安成为全国文人汇聚的中心。在中央政府任职者自不待言，即使那些在地方任职者也有进京述职的机会，并且他们大多数人与长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寻找时机调到中央政府。各地文人逐步入关，尽管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又确实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切磋交流的机会。卢思道等人唱和的《听鸣蝉篇》能够立即得到庾信的评论，这在原来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北方的统一使他们入关，也许这批山东才士中的绝大多数，此生根本没有机会与这位当时最优秀的文人直接接触。
除了因为同朝为臣而形成大规模文人汇聚，文帝朝还有两个规模较大的文人集团。在太子杨勇和晋王杨广身边分别聚集了一批文人学士。如上文所说，杨氏兄弟都喜爱文学，所以愿意与文学之士交往，同时还可以此为契机，培植扩充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此二人是皇位继承人中最具竞争实力者，依附于他们，对那些文人来说等于为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进行的投资。杨勇集团成员构成相对多元化，来自三大文化圈的人都有。而杨广集团人数众多，却相对较单纯，主要是江左士人，包括后梁和南陈两个群体。杨氏兄弟各自的僚属囊括了相当大一部分文人学士，是隋代文坛最有代表性的文学集团[58]。其中杨勇集团在其被废后即告瓦解，而杨广集团的活动一直延续到其即位之后，成为炀帝朝文学活动的主体。就这两个团体而言，杨勇等人一直在长安活动。杨广虽然曾较长时间在江都任职，但后来也回到京城。
汇聚在长安的各地文人之间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比较重要也比较突出的是学术和文学交流。学术交流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是共同参与朝廷组织的官方学术活动，也就是上一节曾经提到的各种典章制度的建设；另一种是私人性质的文人间学术交流，就某个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在雅乐体系的建设中，虽然多数参与者来自江左，但无论是定声还是改辞，负责人一直是出身关陇的牛弘。牛弘作为关陇集团罕见的具有深厚传统学术素养的学者型官僚，自始至终参与了隋代各项典章制度的创建，并在其中承担实际的主持工作，所谓“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59]。他代表着关陇学术界，同时以政府代表的身份与来自各地的学者交流，其权威性不可置疑。难得的是他的学术素养使他能不局限于关陇本位主义的文化倾向，认识到南朝文化的先进性，从而采纳之。在典章制度的南朝化过程中，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主导因素，牛弘的个人见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牛弘等人主持的五礼（吉、凶、军、宾、嘉）修定工作，集中了三地文化精英，最能反映当时官方学术活动中的文化交流。仁寿二年诏曰：“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辑，实允佥议。并修定五礼。”[60]参与此事的七人中，杨素、牛弘、苏威是关陇本土出身，薛道衡、王邵乃山东名士，周武平齐时即已入关，许善心、虞世基出身江左世家，陈灭入隋。其中杨素不过以首辅身份监领此大典而已，可置而不论[61]。其余六人，三地各有两名代表，这样安排不知出于有心还是无意。但无疑此次修礼是三地礼学的一次全面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统和。
由于文献的缺失，最终颁行的五礼如何统合三大文化圈的礼学精华，其具体情况不可得知。但各人所代表的不同学术渊源还是可以了解到一些基本脉络。苏威、牛弘继承了关中西魏—北周一系的文化学术传统，其中尤以苏威为代表[62]。武功苏氏本是关中世家，河陇地区世家之学术遗传不坠。苏威的父亲苏绰“为宇文泰创制立法，实一代典章所从出”[63]。北周创始人宇文泰乃鲜卑族军事豪强，于文化建设力有不逮，此项工作全委之于苏绰。苏绰所制定的六条诏书为关中政权立国之本，各种典章制度皆出其手，可以说是西魏—北周一系文化制度的创建者。所谓“太祖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修治定之礼于鼎峙之日。终能斫雕为朴，变奢从俭，风化既被，而下肃上尊；疆场屡扰，而内亲外附。斯盖苏令绰之力也”[64]。苏威子承父志，《隋书》本传云：“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踳驳，上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为能。”虽然说的是苏威修定律令，但是“礼律关系至密”[65]，苏威于礼制的创建也必有其见解。而这种见解与其父一脉相承，“乃以关中地域观念及魏晋家世学术附合鲜卑六镇之武力而得成就者也”[66]。要言之，苏威之学术最足以代表关陇本土学术传统。薛道衡既以文学扬名于北齐，也有很深的学术造诣，时人比之于郑玄。在北齐时，薛道衡就曾参与三礼的修定，“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三礼”[67]。他所继承者乃北魏—北齐一系的礼学传统，这一系的礼学传统是由刘芳、崔光、王肃等南朝士人带入北魏的，其中王肃作用最大。王氏前辈王俭是南齐大儒，“弱年便留意三礼”[68]，乃一代礼学宗师。王肃承其余绪，为北魏孝文帝所激赏，“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69]。自此以后“山东之人，浸以成俗”[70]。薛道衡代表的就是这一传统，其实质是“东晋讫南齐，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也”[71]。许善心的学术也是家世相传，“家有旧书万余卷”[72]。其祖父许懋尤精礼学，参与了梁武帝时五礼的重建，“凡诸礼仪多所刊正”[73]。南朝典章文化制度在梁代又有了全新的面貌，以礼仪而论，天监时，梁武帝“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玚，嘉礼则司马褧”[74]。这套体系陈代因之，即为许善心等所继承者。经过此番梳理，仁寿二年修定五礼诸人的文化渊源和学术传统就比较清晰了。通过这次修礼，三地的礼学思想和礼仪制度也就有了一个交流融合的机会。
虽然参与修礼的七人之中关陇地区有三个代表，但是隋代的礼仪制度却是以北齐和梁陈之传统为基础。这与上节所说的“南朝化”趋势是一致的。早在开皇二年，文帝就“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75]。此二人皆为关陇之人，辛彦之即《隋书·儒林传》中唯一的关陇代表，而他们采用的却是梁及北齐的《仪注》。此问题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乐论稿》之“礼仪篇”已论之甚详，不再赘述。
除了官方组织的大型学术活动外，来自各地的学者也经常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就某些感兴趣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陆法言等人关于音韵的推详对后世文学之发展影响甚大。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三之《〈洪武正韵〉提要》引陆法言《切韵序》云：“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论及音韵，以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清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削除疏缓。萧、颜多所决定。”又“同定八人姓名曰：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徳源、薛道衡”。这九人中陆法言、卢思道、薛道衡、魏渊[76]、李若、辛德源是山东士人，另三人为江左人士。他们对古今音韵的变化，尤其是不同地区声调的优劣差异都作了分辨。很显然正因为各地文人学者聚集一堂，这种讨论研究才能进行。同时也因为统一的政治局面，才需要形成标准统一的语音规范。陆法言《切韵》取材于吕静《韵集》、夏侯该《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夏侯该乃梁人，其余四人皆山东人。由此可见，陆法言《切韵》综合了山东、江左关于声韵的学术成果和语言实践。具体说来，南朝建康之音，实际上源于永嘉南渡前的洛阳。高齐邺都亦承太和南迁后的洛阳。所以《切韵》的语音系统与洛阳及其附近地域有关[77]。从陆序中所说的“萧、颜多所决定”来看，尽管是以洛阳语音为准的，但统一之后的声韵系统是“参合南北而后定之”，南朝之音韵更占上风[78]。陆法言之《切韵》日后成为唐代编写官方韵书的基础，近体诗和其他有韵之文的写作皆以之为标准，如此看来，这次非官方的学术集会对后世文学之发展功莫大焉。
参与音韵研讨的这些学者大多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韵书的编写也与齐梁以后文学渐重声律有关。统一之后的文人聚集为文学的交流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尽管不同政治文化圈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在隋代政治权力分配中存在严酷的斗争（详见下章），但是许多作家之间还是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诗歌成为他们交流的工具，最典型的要数杨素和薛道衡。杨素既是关陇军事豪强，又是本地区最优秀的两大诗人之一（另一人为隋炀帝杨广）；薛道衡是山东文学三俊（卢思道、李孝贞）之一。出于对薛道衡才学的欣赏，杨素不仅“厚接薛道衡”[79]，还经常赠诗于他。现存杨素诗作共二十首（含残句），其中十七首题名赠薛。分别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赠薛内史》一首，《赠薛播州》[80]组诗十四章。另外两首乐府《出塞》，薛道衡也有和作，也就是说，杨素现存所有的诗歌几乎都与薛道衡有关。《赠薛内史》诗曰：“耿耿不能寐，京洛久离群。横琴还独坐，停杯遂待君。待君春草歇，独坐秋风发。朝朝唯落花，夜夜空明月。明月徒流光，落花空自芳。别离望南浦，相思在汉阳。汉阳隔陇岑，南浦达桂林。山川虽未远，无由得寄音。”全诗清拔流丽，于诸诗中最见深情。薛道衡现存诗作中也有两首回赠之作：《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诗》、《重酬杨仆射山亭诗》。相对来说，薛诗风格蕴藉，不如杨诗畅快情切。《赠薛播州》组诗作于炀帝朝，薛道衡任番州刺史之时，既为自己一生的功业自豪，又流露出功高遭忌的悲凉；既直言思友之情，又暗寓知音难觅的孤独。史言杨素作此组诗后，“未几而卒，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81]领悟到这组诗实际上是杨素一生的心声，总算没有辜负杨素的知音之托。
文人聚集，诗酒唱和在所难免。统一之后，不同文化圈的文人才得以经常有机会在一起唱和，彼此之间肯定会产生影响，推动文学的交流发展。上文提到杨素曾作乐府《出塞》二首，此二诗薛道衡和来自江左的虞世基都有和作，并明显受到杨素的影响。杨素在开皇十八年和仁寿元年两次率军攻打突厥，均大破之。《出塞》诗应作于出征之时，他选择这个乐府旧题很合当时的情境。其诗一首写雄师征战的壮观场面和凯旋建功的豪情，一首写关塞萧瑟愁绝的景色，着意塑造自己忧国忘身的良臣形象。薛道衡现存五首乐府诗，另外三首《昭君辞》、《昔昔盐》、《豫章行》也涉及边塞题材。由于受南朝主流诗风影响，薛诗以刻画闺中思妇怀人的心态为重点，以女性视角映带边塞战事。但是在和杨素的两首《出塞》中，惯常的写法改变了，转而将描写的中心和重点完全放在边关的景象、军旅的阵容、将领的功业这几个方面。这种变化很显然是受杨素原诗的影响。从虞世基现存的作品来看，他极少涉及边塞内容，此次因和杨素之作，才尝试这一题材。其作集中于对杨素军威和功业的称颂，写边塞之景象多从书中来。虽然不算成功之作，但也拓宽了自己诗歌题材的范围。当然薛、虞诗中某些元素也是由于杨素特殊的地位，以及唱和诗特定的语境规定的，不能绝对地认为全属诗人的艺术自觉。
文人之间每逢宴游集会，往往同题赋诗，以展示各自的才情。统一之前各文化圈内也经常有类似的活动，尤其是北齐后主之时和梁陈君臣之间。这主要属于各自文化圈内部的文学交流。统一之后，交流的范围扩大了，相互之间的对比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开皇十二年，江总、薛道衡、元行恭等人共游长安昆明池，三人都以《秋日游昆明池》为题作诗一首[82]。
灵沼萧条望，游人意绪多。终南云影落，渭北雨声过。蝉噪金堤柳，鹭饮石鲸波。珠来照似月，织处写成河。此时临水叹，非复采莲歌。（江总）
灞陵因静退，灵沼暂徘徊。新船木兰楫，旧宇豫章材。荷心宜露泫，竹径重风来。鱼潜疑刻石，沙暗似沉灰。琴逢鹤欲舞，酒遇菊花开。羁心与秋兴，陶然寄一杯。（薛道衡）
旅客伤羁远，樽酒慰登临。池鲸隐旧石，岸菊聚新金。阵低云色近，行高雁影深。欹荷泻圆露，卧柳横清阴。衣共秋风冷，心学古灰沈。还似无人处，幽兰入雅琴。（元行恭）
薛、元是山东人，江总生长江南，对他们来说，长安是异乡，表达身处异乡的“羁心”是这三首诗的共同主题。但是仔细辨析，不难发现他们在表现上的差异。较之薛、元二人，江总对羁旅之情的表达更为曲折深沉。第二句“游人意绪多”，似有无穷心事，但下面三联收住不言，只写所见之景。从远到近，从大到小，逐层推进，最后才似乎蓦然想起江南水乡的采莲曲。整首诗深沉舒缓而不露痕迹，尾联荡开思绪，两相对照，用语平常却触目惊心，无限伤心尽在其中。薛、元二人都在诗中直接点明“羁心”和“羁旅”字样，这就反映了北朝诗人在抒情姿态上与南朝诗人比起来，还是显得更直白些。相对而言，薛道衡在北朝诗人中还算是以蕴藉见长者，不然也写不出“暗牅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这样的句子。他这首诗的结构布局与江诗颇为相似，第二句“灵沼暂徘徊”引而不发，下四联写景，收尾点明诗心所在。正是在最后这一细微之处，没有南朝诗人那样的细腻和婉曲，率朴之气表现出来。元行恭之诗首句即将沉痛之情尽显，“羁”、“旅”、“伤”三字集中在一句之中，浓郁得都有些化不开了。但他这首诗后边似乎就在不断化解这种浓郁的愁绪，最后消散在幽兰、雅琴两个富于象征性的意象中。除了抒情方式的不同，南北诗人的精神追求也有差异。江总之诗止于思乡之情，而薛、元二人最后都表达了一种高蹈的超越情怀。就做诗的匠心和感染力而言，江诗更胜一筹，但就艺术的终极追求而言，薛、元二人诗中所反映的超越情怀似乎更值得关注。尤其是当时南朝文风有陷于雕虫歧途的危机，而南朝文人普遍缺乏生命体验的深度和力度，这种精神的追求有可能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而当他们能够在一起直接感受对方作品时，彼此之间的潜移默化就已经在进行了。对于文学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横空出世的划时代巨变，潜移默化的积累才是历史的真实步履。
就整体而言，南朝文人的语言运用水平要高于北方文人，一直是后者师法的对象。但是随着北朝文人文学素养的提高，入北后的南朝文人也偶尔会受北朝文学作品的影响。像薛道衡、卢思道这样的山东文人，文学成就早已为南北文坛认可，他们经常与南方文人在一起交流，后者也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前者。元行恭《过故宅诗》有“唯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之句，江总由于与之在长安时相往来，回江南后所作《南还寻草市宅》诗中有一句“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明显受到元诗的影响[83]。江总南归后另一首佳作《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花几开”，很难说没有薛道衡《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84]的影响在里面。
前面所列举的文学交流事件，大多发生在山东与江左文人之间，或者关陇与山东作家之间。至于关陇文化圈的作家与江左文人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集中体现在炀帝与其文学集团的活动中。要了解隋代文人的群体性活动，这一文学团体也是无法绕过去的。
炀帝文学集团形成于他任晋王期间，以他为中心，汇集了一大批江左文人，其成员分别来自后梁和南陈。后梁萧氏与炀帝是姻亲关系，萧皇后就是开国之主萧
之孙女。开皇七年废梁国，后梁君臣入隋。原后梁文人柳顾言成为晋王属员，“王以师友处之”。两人关系一直非常亲密，炀帝即位后恩宠愈隆，史言：“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
（顾言名——引者注）。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85]柳顾言在文学上对杨广影响很大，使其文章改变了早期“庾信体”的风格。《隋书·文学传序》称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很可能就是受柳顾言所代表的后梁文学思想影响所致。后梁系昭明太子萧统之后，萧统的文风是“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86]，他的文学主张是“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斌斌，有君子之致”[87]。这与《隋书·文学传》对炀帝的评价很相似，从中可以看出渊源之所在。
开皇十年，杨广以晋王镇扬州，王府盛集南陈文学之士百余人。其中知名之士有虞世南、虞绰、庾自直、诸葛颖、王胄、蔡允恭等人，炀帝登基后虞世基也加入进来。这些人包围着本已热爱南朝文化的杨广，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江南文化的痴迷。作为一个西北人，杨广居然学会了江南的主要方言——吴语[88]。他的乐府诗中，采用南朝旧有曲辞和反映江南风情的自创新曲占了多数，这在北方出身的诗人中是绝对的另类。《春江花月夜》乃亡国之君陈后主所创，《杨叛儿》产生于南齐隆昌之时，《江陵女歌》本吴地歌谣，《四时白纻歌》乃沈约所制。他自创的《泛龙舟》、《喜春游》、《江都宫乐歌》等曲专言江都巡幸游乐之事。北朝诗人学习南朝在当时十分普遍，但炀帝对南朝文化浸淫之深已经使他超越了摹仿学习的层次，进而对其作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贡献。《泛龙舟》诗云：“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南朝乐府里何曾有如此宏阔的气度？他所写的《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四时白纻歌》还是七言律诗形成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这一成就的取得仅凭对江南文化的兴趣是不够的，一般意义上南北文学交流也难以实现，只有当统一提供了充足历史条件，再加上炀帝的特殊身份方能达成。
文人的汇聚不仅繁荣了文学创作，也必然带动文学批评。炀帝和他的这群文学侍臣在一起吟风弄月，彼此风格的差异也会自然表现出来。由于炀帝的崇高地位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他当仁不让成为最权威的诗歌评判者。特别是上有所作，下皆和之的场合，简直就是沙龙式的诗歌竞赛。炀帝对身边的几位重要作家曾经作过精彩的点评，他说：“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89]这段话不仅是对三人风格的概括，还体现了炀帝本人的诗歌美学理念和当时主流的诗歌风气。因此，尽管炀帝朝的这些君臣唱和之作中，除了炀帝本人的作品外佳作不多，但它们的文学史意义不尽于此。
本章结论
第一，隋唐统一后，文化整合的主流趋势是南朝化；这一点陈寅恪、唐长孺二先生的表述虽有不同，但观念是一致的；而且从实际情况看，这种南朝化倾向在文学等意识文化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二，隋唐文化整合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对当时存在的两个相互交织的二元文化系统的选择与吸收；在这两个二元文化系统中，南朝汉文化在意识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属于强势话语。这一点在隋代音乐体系的建构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文化整合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直到唐代方始完成。
第三，统一为原来被政治与地缘因素隔绝的各地文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交流机会；在学术领域，他们通过共同参与国家修典、沙龙性的文人聚会等形式进行学术沟通；在文学领域，这种相互间的直接交流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 此说出自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源说”，作为地域文化区的关陇、山东、江左三个文化圈历史悠久，南北朝后期的政治格局强化了它们各自的向心性，所以笔者称之为“政治文化圈”。
[2] 魏徵等撰：《隋书》卷三五《经籍志·集部总论》，中华书局1973年版。本书所引《隋书》均为此版本，以下不再一一注明。与此相似的表述还有《隋书·文学传序》所言：“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
[3]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6页。
[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在此书中，陈先生使用了“典章制度”、“典章文物”、“文化”三种说法，其所指是一样的，没有作明确的区分，可以视作同义词。本章第二节将对文化之诸层面作必要的区别。
[5] 唐先生并没有用“北朝化”的说法，此说是笔者根据唐先生的“南朝化”仿制。北朝又有东西之别，对应于“南朝化”，姑且以“北朝化”总名之。
[6]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87—488页。又，陈寅恪先生认为唐朝的府兵制与北周不同，前者兵农合一，后者兵农分离。参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134页。笔者认为这属于府兵制内部的发展变化，不影响其传承性质。
[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5—6页。又，山东文化中包含了汉、魏、西晋的部分传统遗产，这一点第四章《隋诗渊源论略》中将会从文学层面详细讨论。
[8] 李百药撰：《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本书所引《北齐书》均为此版本，下面不再注明。
[9]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90页。
[10] 李延寿撰：《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09页。
[11]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皮氏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北人对南朝文化的仰慕和盲目追求。因为他自己的路数是汉学，所以他更推崇笃守汉学家法的北学，对北学被南学统一持不满态度。
[12]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第196页。关于隋代学术以南学为主的问题，还可参看《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二十篇第二节《南北学术的沟通》，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版，该书还论及佛学与音韵学的南朝化；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90页。
[13] [美]莱斯利·A.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2页。
[14]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90页。参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7—1418页。
[15] 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16] 《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
[17]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集部总论》。
[18] 《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
[19] 《隋书》卷五八《魏澹传》、《柳
传》。
[20]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页。该书下编第六章《隋唐：隆盛时代》第二节《有容乃大》专论此问题。
[21] 此节的论述将北方关陇与山东之文化统称北朝文化，从受胡族文化影响和汉文化在北方的留存来看，二者具有某种相似性。
[22] 受到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意识形态影响，有些学者将胡族文化与域外文化分开来。实际上，相对于华夏文化的主体——汉文化而言，两者都属于异质文化。当时的域外文化主要来自西域，这些民族及其文化与先期进入北方的胡族就其在与汉文化的异质性上并无差别。如果强加区分，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中华文化史》之《有容乃大》一节就分为“胡气氤氲”和“外域撷英”两部分。
[23] 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这种地域文化差异也不仅局限于南北，还有东西之别，并且各文化区内还存在着更小的地域文化亚区。所以文化研究者一般认为：本着文化地理区的划分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精的原则，姑且以南北代言之。胡兆量、阿尔朗斯、琼达等编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24] 本书采用文化三层论。第一层，意识文化包括心理心态信念观念思想等纯意识领域，也包括哲学、伦理、道德、宗教、美学、音乐、诗歌、文学、绘画等理论化和对象化的意识领域。第二层，制度文化。第三层，物质文化。其中意识文化是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参见胡兆量等编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第2页。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说的“文化典章制度”主要集中于制度文化层面。
[25]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山东、关陇两地文化的具体演变路径又是不相同的。简言之，五代十国时期，关陇地区尚有河西文化存在，保存北方汉文化之血脉，而山东之地尽入胡族之手。北魏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山东地区汉化程度加快，河西文化也被吸收进来，山东之地较之关陇，汉化水平反而更高。东西魏分裂，山东之北齐继承了北魏的汉化成果，尤其是河北汉族士族的文化创作力已在北魏时被激活，此时更显活力。但洛阳和邺城也保留了大量的胡人胡俗，且胡汉矛盾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关陇之北周以本地区内之旧有汉文化适应鲜卑习俗，君臣一心戮力耕战，制度文化有所创建，意识文化水平较低，不过他们的胡汉矛盾解决得比较好。
[26]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4页。
[27] 有文化史研究者认为：由于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制度文化十分完备而且相当稳固，所以中国的制度文化只向外输出，而没有从外输入的。这里的中国不妨理解为汉族更准确。参见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从制度文化层面来看，北朝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选举制度。北魏、北齐开始尝试推荐与考试并行的制度，后周则打破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隋文帝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进一步改革选举制度，至炀帝之时，开始设立科举考试制度。南朝人士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也有认识，西晋时刘毅就指出：“今之中正定九品，髙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参见杜佑《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其后各朝也曾经对这一制度进行改良，但始终未能形成如后周那样的强制措施。北朝胡汉杂处的文化环境对其制度之改革力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8] 相传《敕勒歌》本鲜卑人斛律金所唱，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六云：“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中华书局1979年版）如果没有汉字的记录，鲜卑族的口头文学根本就不会保存下来。而汉语在记录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改造，包括词汇、音节、换韵、句式等。所以，尽管这首诗保存了浑朴的民歌风味和苍茫的塞漠风光，但已经是一首纯粹的汉语诗。
[29]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志一》，《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72页。
[30] 仅《世说新语》中涉及南渡之人用胡床者就有五处。
[31] 这方面的情况，前辈学者及时贤已论之甚详，故不再赘述。可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2] 参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八章《北齐的鲜卑化及西胡化》。
[33] 《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应该指出，对于南来音乐，文帝也是区别对待的。《音乐志》同时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可能正因为其古而不同于后来南朝之制，才得到文帝的赞许。
[34] 据《新唐书·礼乐志》云：“自周陈以上，雅郑淆杂而无别，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雅、俗乐的区分，是主观而相对的，不是从音乐本身着想，而只能从应用方面划分。雅乐通常应用于典礼仪式。一般说来，郊庙祭祀所用的音乐，都被视为雅乐。宴飨所用的音乐，有含有典礼意义的，也有偏重娱乐意义的；前者被视为雅乐，后者被视为俗乐。其他典礼所用的音乐大都不被正式视为雅乐。见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音乐出版社1955年版，第84—85页。简言之，雅乐强调仪式象征功能，俗乐偏重生活娱乐功能。
[35] 《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
[36] 南朝也有雅乐、俗乐，像吴声、西曲这样的江南民间音乐也流行于上层，形成与雅乐相对的系统。
[37]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
[38]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39] 《隋书·高祖纪下》称：由于文帝倡导节俭，“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杨勇传》载，太子杨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语重心长地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导。
[40] 文帝对南朝文化的排斥可能包含两个方面：第一，认为南朝文化是南朝国势不振的一个重要因素，出于政治需要而反对。这一点从所举其对陈朝古器和梁朝音乐的态度可以看出。第二，其文化兴趣受北周鲜卑化影响，本性如此。同时，文帝对南朝文风也不满。据李谔上书所言，开皇四年，曾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关于这一问题，由于牵涉更深层的原因，将在下章讨论之。
[41] 史家对隋文帝不重视文化学术建设颇为诟病，尤其是仁寿元年六月诏令废除学校之举，导致“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但是文帝并非没有意识到原来北周的文化制度需要改革。西魏—北周一系的文化制度，是“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强命汉族改用鲜卑姓氏（杨氏就被改姓为普六茹氏）和仿照周官设立官制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文帝控制政权后，首先对这两项制度作了拨正。“（周静帝）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曰：已前赐姓，皆复其旧”，恢复原来的汉姓。紧接着开皇元年二月“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改变了不伦不类的周官制度。在提高文化教育方面也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开皇三年三月，应牛弘之请，“诏购求遗书于天下”；四月，“诏天下劝学行礼”；五年四月，“诏征山东马荣伯等六儒”；九年四月平陈之后诏曰：“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痒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各条均见《隋书·高祖纪》。其中开皇九年诏令，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要，为防止其他武装势力崛起而号召偃武修文。
[42] 《隋书》卷三七《李敏传》。又见《音乐志下》。
[43]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44]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
[45]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
[46] 仁寿改辞前的歌辞由李元操、卢思道等人完成，并由北齐乐人教授。这一历史现象需要说明：根据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卢思道卒于开皇六年，那么他参与创作清庙歌辞时，南陈尚未被统一。由于山东士人的文学水平明显高于关陇之人，卢思道、李元操和薛道衡是周隋间山东士人中最具文学声望者，《隋书》卷五十七史臣曰：“二三子有齐之季皆以辞藻著闻，爰历周、隋，咸见推重。李称一代俊伟，薛则时之令望，握灵蛇以俱照，骋逸足以并驱，文雅纵横，金声玉振。”自然由他们担任这项工作。仁寿改辞时，南陈文人已经取代山东人物成为先进文化和文学的代表，又有太子杨广的支持，加上卢、李已亡，所以此次工作顺理成章地落到他们身上。
[4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118页。
[48]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第88页。
[49] 文帝对这种现象也表示了担忧，他对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乐感人深，事资和雅，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音乐志下》）文帝虽然自己也喜欢胡乐，但论及音乐之功能，纯然是儒家乐论的调子，越发反映在意识文化层面汉文化的渗透力之强。所以说，胡乐等胡族艺术在现实生活中与其他胡族器物一样，属于奇技淫巧，更多地承载了物质文化的功能。
[50] 《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关于隋代胡乐的详细情况，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五《音乐》。
[51]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85页。本书所引诗歌，除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书，后不一一附注。
[52]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
[53] 五代十国时期，凉州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偏安局面，主政之人又是汉族人士，许多不及渡江的文人纷纷来奔，遂成为北方汉文化的避风港。前凉张氏虽属独立性质之政权，但是却奉司马氏之晋朝为正朔。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其官职爵位均由东晋封赐，双方保持名誉上的隶属关系，也有密切的文化往来（刘勰《文心雕龙》提到过的三个北朝文人都是前凉之人）。其后人亦辗转回到南朝。详情见《晋书·张轨载记》，参见拙文《论南朝文学批评视野中北朝文学的缺席》，《三峡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关于河西文化的渊源影响，可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诸章节。
[54]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第88页。
[55]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
[56]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5页。
[57] 徐宝余：《庾信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58] 参见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第十二章第二节《太子文学集团与晋王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成员具体状况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的介绍。
[59] 《隋书》卷四九《牛弘传》史臣论赞。
[60]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6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20页。
[62] 前文已言之，牛弘的文化学术态度非常开放。音乐尚梁、陈，礼仪则以山东北齐为准[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18—19页]。所以牛弘的学术根基源自关陇，而后来的取向呈多元化。
[6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20页。
[64]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三《苏绰传》史臣论赞，中华书局1971年版。后同。
[65]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20页。
[66]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21页。
[67] 《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
[68] 李延寿撰：《南史》卷二二《王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69] 司马光编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后同。
[70] 《隋书》卷八《礼仪志三》载牛弘语，谓王肃对北魏—北齐礼制的影响：“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
[7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14页。
[72] 《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
[73] 姚思廉撰：《梁书》卷四十《许懋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
[74] 《隋书》卷六《礼仪一》。
[75] 参见《隋书》卷四九《牛弘传》，卷七五《辛彦之传》。
[76] 魏渊疑为魏澹之误。因为隋代无魏渊其人，而陆法言序文又称之为“魏著作”，魏澹开皇中授著作郎。陆法言之父陆开明与这批山东人都是北齐灭亡后一起入关的名士，渊源颇深。
[77]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339页。
[78] 《钝吟杂录》卷三，冯班语及何义门评，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3—44页。
[79] 《隋书》卷四八《杨素传》。
[80] 隋代没有播州这一行政区划，薛道衡时任番州刺史，《文苑英华》误为播州，后人沿用。参见中华书局《隋书》第1414页，校勘记[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亦作“播州”，本书引先唐诗均据逯书，故一仍其旧。
[81] 《隋书》卷四八《杨素传》。
[82] 此次宴游之时间见附录《隋诗考》所作之考证。
[83] 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2页。
[84] 据唐刘
《隋唐嘉话》记载，薛道衡此诗是在其出使南陈时所作，此时南北尚未完全统一。
[85] 《隋书》卷五八《柳传》。
[86] 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载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87] 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载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331页。
[88] 《隋书·五行志》云：“（炀）帝又言习吴语，其后竟终于江都。”《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载：炀帝“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胡三省注曰：“吴人率自称曰侬。”炀帝能说吴语跟萧皇后的熏陶和指导也是分不开的。
[89] 《隋书》卷七六《文学传·王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