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机会之窗”分析苗族经济困境与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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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背景

民族聚居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也是我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鉴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为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以支援民族地区的发展。这一思想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义务有十三条规定。同时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国家还有计划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安排一些重点工程,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得以调整,从而发展多种产业,使民族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得到提升。

进入21世纪,国家大力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部署了三项主要工作。

第一项是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为贯彻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面向21世纪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西部大开发成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从2000年开始,西部大开发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变化。2012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了第三个西部大开发五年规划——《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从开发理念、开发方式、开发布局、开发重点、开发机制、开发政策六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的基本思路。国家民委落实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为加快边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实施的具体举措。覆盖范围包括分布在我国2.1万公里陆地边界线上的135个县(区、市)。主要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大力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机制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三是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二项是开展“兴边富民行动”。2000年正式起动,至2002年,“兴边富民行动”全国实际投入资金已达150亿元,兴建和兴边富民项目达到数万个,已使2100万多人从中受益,较大地改变了民族地区交通,水电,通信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3]。至2010年,云南已启动实施了两轮兴边富民工程,完成各级各类投资425亿元,支持边境地区实施了6大工程和30件惠民惠农实事,受益群众达18.2万户,76.4万人。深入开展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共投入各项扶持资金27.2亿元,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优势产业项目,至2010年年底,全省175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全部实现了“四通五有三达到”的扶持目标。另外对拉祜族支系苦聪人,瑶族支系山瑶人,彝族支系僰人、山苏,白族支系勒墨人,布朗族支系莽人、克木人,新归属傣族人、布朗族的八甲人、老品人等聚居的自然村,通过实施整村推进和特色产业扶持,使这些深度贫困少数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第三项是将22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属于人口较少民族,全国共有22个,人口总量不足60万人。这22个少数民族由于居住的地理环境恶劣,至今部分还进行着原始的农耕生产方式,发展水平非常低。国家计划在2010—2020年,将投入总额50亿元,平均每年投入5亿元扶持帮助这22个少数民族的发展,国家这些措施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少数民族摆脱了贫困,为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 选题缘起

苗族是一个起源于中国,并在中国、东南亚、欧美等地区十几个国家跨国而居的少数族群。历史上,由于战争等原因,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苗族先民被迫不断迁往大西南地区,例如,滇黔边的乌蒙山,黔南的大小麻山,黔东南的苗岭、月亮山,湘黔川边的武陵山和广西的大苗山等。迁徙并未止步于此,有的甚至越出国境,迁往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以及欧美、加拿大、阿根廷、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苗族文化体现了苗族人民的精神和智慧,也客观反映了苗族民族经济活动的历史与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苗族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其他先进民族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诸如白族、回族、纳西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很早已经从事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随着科学技术的传入,他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比较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生产技术,生产力呈现出比较高的水平。而云南苗族的部分地区至今仍带有原始农业的痕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刀耕火种”的古老生产方式,靠天吃饭的现象非常突出。在比较偏僻的高寒山区仍有未解决温饱、未通电、未通公路的村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基础,不要说和汉族、白族比较,即使是与相临而居的壮族相比,苗族居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相当落后。

作为来自高寒山区苗族山寨的苗家子弟,我一直在苦苦思索自己民族的振兴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一直都生活在自然条件极度恶劣的地区,先民们坚强地与自然进行着抗争。可是由于交通闭塞等因素的制约,自然界形成的天然屏障,隔绝了对外的沟通交流,落后的文化产生了落后的观念,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经济又阻碍了文化的进步,固守着陈旧的观念。加之苗族历史上不断地大迁徙,生活积累艰难,因而造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阻碍了苗族在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负效应甚至出现叠加。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4]而知,经济生活的运行与物理世界一样,都遵循着一种机制即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发展的事物,就可能产生对这种路径的依赖,在之后的发展进程中遵循这一路径并逐步得到强化。如此,苗族旧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苗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

机遇在于把握,更在于创造。对于苗族聚集区来说,由于历史的局限,自然条件的局限,贫困的积重难返——亦即旧有的“路径依赖”,使其在更多情形下是处于被动等待救助的境地。因此,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为破解苗族经济发展对旧有路径的依赖,适时打开“机会之窗”,从而摆脱苗族贫困循环的发展困境。

破解苗族经济瓶颈的前提,是全面掌握其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因此,笔者对云南省文山市170个苗族村进行实地问卷调查,获取了第一手数据资料,通过实证分析,基本掌握了苗族这个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贫困落后的实际状况。从民族发展的视角,尝试运用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着重探讨人力资本投资对苗族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问题,揭示云南苗族农业发展的瓶颈与路径依赖的问题。由于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涉及民族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本书还尝试从民族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上,探讨民族价值观、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因素对苗族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借以展开苗族农业生产的客观影响因素以及农业发展滞后的深层成因的探求研究。最终希望能够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为苗族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学理上的支撑。

二 有关苗族经济的研究现状

当前关于苗族研究的理论著述很多,但对当今整个苗族社会经济概况做出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并以专著形式面世者,尚不多见。

国外有学者将苗族和犹太族并称,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两个灾难深重而又坚韧不拔的可歌可泣的迁徙民族。由于频繁而长期的迁徙,苗族的物质文化成果所剩无几。现在的苗族研究热点多集中于人类学、社会学领域。至于研究苗族经济的著作尤其是对苗族农业理论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农业经济文献资料的整理与挖掘阶段。限于时间和笔者目前能力,对后者从三种类型做出大致概括。

第一种类型,苗族聚居区地方志和以苗族为对象的社会调查报告。这些研究都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苗族的生产生活进行的一定记录,为本书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地方志作为一种记录我国各地风土人情的文献古籍资料,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概貌。文山地区现存的《开化府志》《马关县志》和《广南县志》三本地方志成书于清代。此时正是苗族迁入文山的特殊时期,因此为了解文山苗族的迁徙历史,以及探究文山苗族聚居区最初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提供了很重要的原始资料。除此之外,苗族作为我国人数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文化的独特性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902年日本著名学者、世界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曾深入我国西南腹地做民族学田野调查,1905年写成《苗族调查报告》并出版,该书主要以贵州的苗族为研究对象。可以说这是第一本介绍中国苗族的田野调查著作,也是外国民族学家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之一,对了解20世纪初贵州苗族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状态非常有参考价值。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国内学界开始重视民族学研究。1933年5月,凌纯声、芮逸夫到达湘西苗区实地调查,历时三个月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该书着重描述和反映了当时湘西的社会情形和社会文化状况。其后,著名的苗族学者石启贵也到达湘西进行实地调查,1940年完成了《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从地理概貌、历史纪略、经济梗概、生活习俗、婚姻家庭、政治司法、教育卫体、文化娱乐、诗赋辞章、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苗疆建设等12个方面,对湘西地区的苗族社会进行了全面阐述。上述两本专著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湘西苗族在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状态,成为当前研究苗族的原始生存状态和经济水平的重要文献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至1964年兴起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我国学术界首次有计划地针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而进行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的少数民族《简史》,为我国少数民族名称确认和民族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虽然说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民族划分,但也提供了一些当时的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状况。其中的苗族卷,从苗族的人口分布、历史沿革、文化信仰和经济生活等方面,对20世纪60年代的苗族生活状况进行了系统描述。从第一次民族社会调查运动以来,我国学界对于这样的民族调查一直非常重视,经常不定期地组织一些相关调查,例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云南苗族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就通过实地调查,从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生产生活、信仰禁忌等方面对云南苗族进行了记录,真实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云南苗族的生产生活、文化信仰等方面的情况。以上的调查都是围绕苗族的整体状况进行的。

在20世纪末,学者们开始把调查的角度调整到苗族的经济领域,开启了苗族社会调查的经济学视域。1995年由云南省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组织的云南回族苗族百村社会经济调查,对云南回族、苗族聚居村的基本情况、族源、居住历史和社会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社会经济生活(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商业到现代乡镇企业、交通运输业等)、文化教育、卫生、人口、计划生育、民族关系、宗教信仰、民族语言文字、服饰、婚姻、丧葬等进行了实地调查,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的建议。云南经济学者高发元组织的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在2000年1月19日至2月22日,组成25个调查组,分别在红河州、文山州、玉溪市、曲靖市、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临沧地区、大理州、丽江地区、迪庆州、保山地区、德宏州共13个地州市的23个县市25个村(乡)进行了时间相对来说集中的实地调查。133名调查者在5000人以上的25个少数民族中,选择有代表性、典型性的25个村寨,对其历史沿革、生态环境、民族人口、民族经济、民族政治、民族法律、民族社会、民族文化、民族教育、民族科技、民族宗教等进行了专题的调查访谈。其中关于苗族的调查《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苗族),2001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反映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金平铜厂乡大塘子村苗族的调查成果。该书也是当前数据最新的关于苗族经济的调查研究报告。除了学者的研究之外,在20世纪初苗族聚居区也曾有很多传教士深入,他们也根据见闻写出了一些著述。其中以柏格理著的《在未知的中国——柏格理日记》为代表,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萨维那的《苗族史》也是著名作品之一。

第二种类型,关于古代苗族农业状况的描述。民族史研究,大多以历史为主,关于经济状况的描述只是为民族发展进程研究的一种铺垫,虽然无法深刻地体现民族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的特殊性,但毕竟有所涉及。苗族研究在中国学界一直以伍新福和李廷贵为代表。伍新福的研究着重从民族史的角度进行,著作有1992年与龙伯亚合著的《苗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同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历史探考》,1999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苗族通史》,2000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文化史》等可谓是我国关于苗族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李廷贵的研究则更加侧重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行,1988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与胡起望合著的《苗族研究论丛》,而1996年与张山、周光大合著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苗族进行剖析的代表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苗族进行的相关社会调查的一些成果。其中具有表性的著作有:黔东南州民族研究所著《中国苗族民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岑秀文著《苗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罗义群《苗族文化与屈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熊玉有著《苗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云南省民族学会苗学研究委员会编《苗族的迁徙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石朝江著《世界苗族迁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苗学发展研究会编著的《文山苗族》(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等。这些著作在以苗族意识形态研究为主体展开的历史性民族研究中,或多或少涉及了苗族的经济情况,对了解苗族的农业状况和整体意识形态具有启发性。

第三种类型,通过具体个案对苗族经济进行的局部探索。这些著作以某个地区的苗族经济或是其中的某些具体方面为研究对象,是对苗族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些有益的尝试。以杨从明的《理性农耕——大德苗族村的发展与变迁》为例,该书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大德苗族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与变迁。部分地研究了苗族农业生产、苗族农村耕地和农民生计的选择过程,是当前关于苗族经济研究的著名范例。文新宇的《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本土资源问题研究:以贵州苗族传统法文化为例》(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分别就苗族地区的法律状况,乡村治理的传统本土资源,苗族婚姻礼俗与国家法律,苗族村寨的村规民约与纠纷解决,苗族社会组织及其自然领袖权力,家族复苏背景下的纠纷解决,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冲突,传统法文化在苗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苗族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转型的思考与对策等9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有力的论述,从而力图达到对苗族传统法文化深入剖析,即以贵州苗族传统法文化为例,论述、阐明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本土资源问题。该文侧重于苗族传统法文化探讨,对苗族农业经济或生产生计等的研究也较少;赵玉燕著《惧感、旅游与文化再生产:湘西山江苗族的开放历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该书颇为详尽地描述了湘西一个苗族山寨社区的日常生活世界,在民族志叙述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展开专题性的讨论,亦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之“旅游场域”中苗族文化传统的维系、复兴、变迁及其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等问题。从一个微观基层社区的诸多文化动态,试图探讨苗族乡土社会从相对封闭而逐渐走向开放格局的艰难历程。一个边远苗族社区所经历的种种心路转换,某种意义上,是和整个中华民族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面对外部世界和全球化大潮汹涌之时的心态历程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或可说是一种“同构”性的关系。该书以对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西北部的山江苗寨10个月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参照该村寨进行旅游开发而建的苗族博物馆和周边苗寨旅游开发考察苗区内部的原生文化与展演文化,着重描述和分析了苗区的巫蛊之风和它们在当下兴盛的旅游背景下的变化。故,本书的研究也可被看作能够映照中国社会这一种总体进程的少数民族个案。《西南苗族家庭的发展变化与文化变迁——以宣恩县小茅坡营苗族村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1),该文通过对宣恩县小茅坡营苗族村的田野考察,探究苗族家庭在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发生的变化,认为这些变化反映了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也必然会引起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变迁。并且鄂西南苗族的婚姻生育观念已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传承逐渐弱化,传统因素的重要性在年轻人的意识中逐渐下降,苗村的开放性逐步增强。该文主要从民族学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涉及苗族经济的分析甚少。这些著作基本上是就具体苗族聚居区的具体生产部门或者相关产业,进行实地调查的成果。对苗族农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也仅限于简单的局部个案分析。但这些文献资料为研究苗族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较系统的民族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学理研究意义。

本书在吸取这些成果的同时,为真实掌握当前苗族经济的现状,对云南省的文山市170个苗族自然村进行了田野调研,通过调查问卷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以此为基础,采用计量实证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苗族经济滞后和苗族农业发展困境的传统路径依赖,成因及其解决之道。

三 研究界定

苗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属于民族经济学单个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民族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由我国学者提出并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理论学科,其理论直接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5]。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加入WTO、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等背景之下,开展对单个少数民族主要经济产业的研究,有助于政府从微观层面把握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异同性,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依据。

本书从区域民族经济发展的视角,基于云南省文山市170个苗族自然村的样本数据,采用统计描述、数据包络分析以及随机前沿分析等分析方法,揭示了苗族农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探索苗族农业发展滞后的深层成因。尝试借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注重民族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研究苗族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结合苗族自身的发展现状、产业结构、区域影响、优势互补等方面,为苗族农业经济发展构建具有现实意义的指导理论,促进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