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哲学所建所初期的一些回忆

李曦

我是1956年到哲学所的，开始时先让我到自然辩证法组。那时给我安排了两位老师，让关肇直教我学数学，林万和则是我的物理老师。教我学哲学的人就更多了，哲学所的许多大学问家都成了我的老师。“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调进了中国哲学史组（以后才改为研究室），从那时开始直到退休，我一直都在这个研究室工作。我的回忆。涉及刚建所那几年的事和中国哲学史室的一些情况。

一 关于建所初期的一些情况

潘梓年是哲学所的第一任所长。刚建所的时候，所内特别注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所内调进了一大批有名的教授和学问家。中哲史组组长由冯友兰兼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由贺麟担任。这里面还有一个笑话。那时，贺先生也有下乡劳动的义务。可能是为了安排房子，给他登记的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干部？”贺先生说，我是组长。那个地方的人认为，组长算什么，就随便打发了。后来，他们才知道，他这个组长比你那里的部长都要大。贺先生认为，说是组长也无所谓，反正该干什么干什么。当时，人们认为，所内的人都是平等的，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潘梓年本人就是党内的一个大知识分子。他表面上看起来很朴实，像个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北京大学毕业出来的一个年轻人，原来以为潘梓年是个工农干部。后来这个年轻人犯了错误，到图书馆去整理图书，结果发现了潘梓年写的《逻辑》那个大孤本。潘梓年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那时他已是大学教授，已出版了个人专著。潘梓年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当过《新华日报》社的社长。有一次胡绳到哲学所来开会，马德荣碰见他，说你怎么来了？胡绳说潘老让我来，我敢不来吗？因为潘老当《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时候，胡绳是编辑。全国解放后，胡绳担任人民出版社第一任社长，是全国唯一的一级编辑。

潘梓年是所长，又兼任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组的组长。这个研究组有一个副组长叫王慎失。他原来是工人，因反国民党被关进监狱。他是在监狱里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还有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他跟我讲过，他在监狱里怎样学哲学。他后来当了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的哲学教授。调到哲学所后，他当了副组长。后来，因为他说了几句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话，被戴了右派的帽子。再后来就调到河北大学当教授去了。

刚建所的时候，特别注意基础建设，包括图书资料室，就是一项为哲学所的建设打基础的事情。当时，刚进所的人，不管你是大学毕业生还是研究生，都要替哲学所图书馆去买书。这个任务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就是你当过大学教授，也不一定能买来适合哲学研究专用的书籍。当时容肇祖先生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买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到了东安市场，人家那么多书，到底哪一本是哲学所需要的？这的确是需要动脑筋的。普通大学生，除了自己专业需要的之外，你对哲学研究所需要的书，能挑得中，这很重要。

二 关于吕澂先生的佛学学习班

建所初期，重视学习哲学基础知识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开办各种哲学讲座和学习班。最有名的一个学习班，就是把张春波送到南京跟吕澂先生学习佛学。

当时国内有三大佛学家：一个是吕澂，一个是汤用彤，一个是欧阳竟无。潘梓年所长深知，要搞好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佛学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门槛。写中国哲学史，要是通不过佛学这个领域的话，你那个书就是不完全的，所以佛学这个领域的知识必须补上才行。开办佛学学习班，这是潘梓年对吕澂先生提出来的要求。吕澂先生对派到他那里学习的学生的条件要求很高。首先是你的中国哲学的功底，要有副教授以上的水平，比如说要求像任继愈那样。其次是你得有两种外语水平过了关，得会英语或俄语，或者其他两种外语。按照这样的条件，当时是不太容易找到人的。任继愈刚刚当了教授，而且毛主席都夸他在佛学方面是凤毛麟角。潘梓年告诉鲁孝文，说你给吕先生写一封信，告诉他现在的情况，任继愈去不了，他的地位已经很高了；现在能给你派出张春波这样的人已经不容易了。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毕业的，在那里学习过两年。为了派他到吕先生那里去学佛学，还专门让他到外语学院学英语。

到吕先生那里学佛学，哲学所只能派出张春波一个人。其实这个佛学班不仅他一个人，同时还派出了杜继文。杜继文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了内蒙古工作。潘梓年派人把杜继文调来，让他与张春波一起到南京上吕澂先生的佛学班。后来，杜继文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还当上了所领导。吕先生办的佛学班，当时还培养了南京的一个学员，这个人是金陵刻经处的，可能原来也是吕先生的门下。吕先生办班，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把谈壮飞调去。调谈壮飞的过程说来也是一个笑话。这事本来是吕澂先生提出来的，潘梓年也不大了解情况。潘梓年对哲学所人事处的同志说，山西师范学院有个谈壮飞，吕澂先生要调他去。哲学所的人到了山西，人家说，我这里没有谈壮飞这个人。后来才知道，谈壮飞是广西师范学院的。吕澂要调谈壮飞，这也是有原因的。他原来也是金陵刻经处的，是吕先生的助手。吕先生给张春波他们讲佛学，张春波记录下来，到底记得对与不对，要让谈壮飞来看，这样才知道张春波等几个学生听没听懂。张春波有一个特点，对他老师吕先生特别敬重，他老师的字你一个都不能改动。张春波每次听完吕先生的课，一字一句地整理成几页，他先拿去给吕先生看，然后再让谈壮飞看。谈壮飞先看张春波他们听没听懂，然后再看看他们笔记里有哪些东西记漏，还可以将一些内容补上去。所以，虽然吕先生只有薄薄的两本书《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出版，学佛学的人必须好好地学那两本书。这两本书，是根据吕先生的讲稿整理而成的。吕先生讲课是非常认真的，哪怕只有一个人听讲，也要认真备课。吕先生的佛学班，只有张春波是从头学到尾的。作为学生，他是受益人，而作为吕先生讲课的记录者，他对吕先生出的两本书，也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

关于谈壮飞这个人我还要多说两句。这个人也是个人才，他做学问是比较认真的；就连写毛笔字也是挺认真的，哪怕是一笔一画都很认真。他写毛笔字，稍微有点草，那是不规矩的草书。吕先生为什么喜欢他，我觉得这跟谈壮飞的学问和为人很有关系。我也很欣赏谈壮飞，虽然他来所后才评上研究员；他以前只做过吕先生的助手，当助手人家也享有高级待遇。

三 关于编辑《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哲学所图书馆藏中国哲学史组编辑《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的部分卷册首印版本

编辑这套丛书的任务是怎样提出来的呢？据我了解是这样的。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到苏联访问，苏联哲学研究所里有个在中国出生的人，叫杨兴顺，当时是个副教授级的高级知识分子。杨兴顺在中国是裁缝出身，属于工人阶级；当时他在苏联哲学研究所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当然要有资料，可是杨兴顺懂得的不多，这就需要中国人为他们提供资料。郭沫若答应给苏联人提供资料，这事就落到了哲学所中哲史组的头上。当时郭老找潘梓年所长商量，要编一套多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这套书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不管什么人讲中国哲学史都离不开这套丛书，大学哲学系讲中哲史当然需要参考这套丛书。记得我的这套丛书是梁存秀送给我的。他是从北大哲学系来的，他告诉我，这套丛书很重要。后来我到中国哲学史组工作，一辈子都离不开这套丛书。

关于这套丛书还有不少故事。编这套丛书时，冯友兰是北大教授兼任哲学所中哲史组组长，可是这套丛书出版时，并没有冯友兰的名字。原因是，冯友兰当组长时主张研究工作归北大搞，资料工作由哲学所来搞。实际上，中哲史组的老先生谁也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冯先生没管这个事，这套丛书完全是由中哲史组的老先生们自己搞出来的。

改革开放后，这套丛书早脱销了，所以又搞了一个增订版。增订版扩大为七册，让我负责注释《孟子》。当时中哲史组的许多老先生如吴则虞、梁启雄等早已辞世，但是容肇祖、王明先生还健在，于是，我去王明先生处求教。我问王先生说，咱们这套丛书，原来那个第一版是简注，为什么不采取繁注的方法呢？王先生说，简注就是只要你说清楚问题，不要再夹谈别的东西，你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千万不要多言。我们不懂的，照原文说完，将来有人读到这个地方，人家懂了的，自己可以补上这个课的。这实际上是个指导思想。对于古典的东西，谁也不敢说自己百分之百地完全懂得了；你懂了一点，就注明一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千万不可以不知为知。我觉得，当时中哲史组的一些老先生，还有哲学所的一些领导人，都是嘱咐你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自己刻苦钻研，自己弄懂后再去搞，不要给后人留下什么遗憾，这是哲学所出版这套丛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四 关于治学方法的几个问题

首先，搞中国哲学史的人，一定要懂得训诂学、文字学方面的东西，你至少要懂一点。比方说，《老子》这本书，当时人家写这本书时，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得先弄懂原意，原意你不懂，研究成果就是胡扯，你的文章是站不住脚的。我看过研究《老子》出名的一些人，包括任继愈先生在内，他们的功底不那么过硬。我说现在的年轻人，要有训诂方面的修养。不然，人家告诉你这是张三，你就说他叫张三，又有一个人说他叫李四，你就说他叫李四，这样的话是搞不成学问的。有人说，《老子》书中的小人就是小孩，这不是胡扯嘛！还有人说，“生之途十有三”是百分之三十，老子那个时候没有百分之三十这个概念。你用现代人的百分之三十的概念去理解老子，那当然就错啦。

其次，我听潘梓年所长说过，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要有观察力，再一个是要有表现才能。对社会的观察力，就是要从各种社会现象中抽象概括出本质问题，要善于提出问题和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所谓表现才能，当然是指能写出文章和写出专著来。这就像画家，要学会写生并会素描和着色。写生要有观察力，要善于抓住景物的特点；素描和着色是表现力，要把观察到的景物表现出来。

再次，办好哲学所，院所领导一定要放眼全国，要把那些真有学问的人调进来。当年毛泽东要建立哲学研究所，调来潘梓年；潘老知道金岳霖、贺麟、容肇祖、王明等人懂哲学，就把他们调进来。潘老知道吕澂懂佛学，就派人跟他去学。哲学所的年青人大多数也是从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生中挑选来的，进了哲学所就创造各种条件，对他们进行培养。办好哲学所的第二个方面是真正实行百家争鸣，要提倡学术民主和思想自由。刚建所时，学术界有许多争论，研究中哲史的人也有几大争论，几大辩论，那是很有意思的。当时学术界的气氛还是比较好的，当然也有不足的地方，这是应引以为戒的。

最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搞好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建设非常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哲学所能够拿出去跟外国人交换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就是那个多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第二个是《哲学研究》杂志，这是大伙公认的。别的东西拿不出手啊！你写国外的东西，人家比你不知道要深厚多少了，人家不可能再看你写的那个东西。但是，外国人对中国的东西他是了解不多的，他要仔细看看中国人研究中国思想家的东西。

另外，中国的领导人，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不懂的东西要问问搞中国哲学史的人，他们怎样理解这个东西，绝不能望文生义。比如说，《孙子兵法》中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外国人认为，不战就是和平；其实，不战不一定就是和平。中国人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能吃透中国古代哲人思想的人不多，包括冯友兰、任继愈他们在内，你完全吃透了吗？恐怕也还是个问题。比如说，“以人为本”这个话，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是什么？这是要讨论的。还有的专家跟我讲，《孙子兵法》的思维水平比《老子》要高。因为老子的辩证法没有看到对立面的转化是有条件的，而《孙子兵法》看到了。

（此文根据李曦的口述，董谊思整理而成）

（李曦，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