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1]
董志凯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在30多年中从无到有，成长壮大，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硕果累累的重点学科，承担了国家、院、所大量的重大科研项目，占据了本学科的前沿阵地。30余年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得到了周恩来、姚依林、胡绳、胡乔木、朱镕基、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得到了于光远、薛暮桥、许涤新、刘国光、董辅礽等老一代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和历届院、所领导的指导和关心；得到了王明哲、王刚等数届中央档案馆馆长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几代科研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与忘我奉献。
一 周恩来授意，齐燕铭主持筹备新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
1975年，在邓小平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施全面整顿的方针下，中共中央成立了政策研究室，成员有邓力群、胡绳、于光远、胡乔木等。于光远提出，要开展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这时周恩来安排总理办公室原主任齐燕铭到计委和中国科学院担任顾问。当时，计委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所，由齐燕铭、于光远、许涤新、薛暮桥四人直接抓这项工作。周总理还指示齐燕铭要对中国的经济多搞一些调查研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筹备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所领导曾向齐燕铭、薛暮桥和许涤新三位计委研究所的顾问和所长于光远汇报有关情况，得到他们的指点和帮助。
后来，许涤新从国家计委正式调到经济所当所长。再由许涤新出面，请齐燕铭抓。从此，齐老就把新史组的筹备当成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粉碎“四人帮”后，齐老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的筹建工作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认真。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挂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由许涤新担任新中国经济史组组长和学科筹备组的负责人。当时研究组有5人，1978年又增加了2人。
齐燕铭在一次研究组的会议上谈了他初步构思的研究计划。计划的内容很丰富。关于研究组的名称，大家曾经设想过用现代史组。齐老说不行，因为现代史也包括国统区，而我们的新史组只研究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也有人曾设想过用当代史的名义，齐老也否定了此意见。因为当代史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新史组比较灵活，跨度可以长一点，可以延伸到民主革命时期。最后齐老一锤定音。他说：“咱们就叫做新中国经济史组吧。”
可以说，没有齐老满腔热情、孜孜不倦的投入，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的建立和发展就不会这样顺利；当然，没有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的谋划，也不可能有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
二 从研究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经济史入手
按照齐燕铭的计划，新中国经济史组决定把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史研究作为对整个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序幕。包括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以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史。
新中国经济史组研究的时间上限是井冈山时期的经济工作，这是齐燕铭定的，大家都同意了。齐老说，一步一步地搞，先搞井冈山，再搞其他根据地，并且决定要先走出去。齐老让研究组的成员到江西去。他指示：还不能你们几个人单独干，要吸收江西有关的人参加。研究组到江西后吸收了江西省委宣传部和省委党校的同志，并搬到井冈山下面的遂川县工作。那个时候经济所研究经费充足，完全可以负担房租、伙食等费用。
1977年3月27日，我们起程去江西。又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财政部的6位同志，其中包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所长许毅。踏上江西的土地，意味着新中国经济史组研究的艰难起步。为什么说艰难呢？第一，当时档案馆的资料没有人整理，究竟有多少资料？心里没数，没有人手。第二，没有复印条件，所有材料都要手抄。后来到图书馆找了一些地方志。齐老认为地方志可以当作研究历史的参考。由于工作需要，当时除了经济研究所、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的人以外，还吸收了江西财经学院、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还有赣州档案馆的人参加。搭起来班子以后，齐老开会讲了怎么收集资料，还亲自到档案馆、图书馆，请他们整理资料。齐老在遂川的时候，一再说，不只搞井冈山，还有中央根据地，还要搞陕北，然后接着搞其他根据地。新史组的成员，要分头找资料，你是哪个单位来的，就负责把哪个单位的资料给借来。当时同志们来自好几个单位，都分头去找。后来，齐老向江西省委提出要找一个当地熟悉情况的负责干部。江西省委考虑后，推荐了星光（江西省的财政厅长，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下放到上饶），齐老通过江西省委，直接把他调到南昌。他来了以后，和许毅、沈经农三个人负责这个事情。齐老工作心思很细，每次开会怎么准备、哪个人坐什么位置、怎么接、怎么送，甚至连会议用餐按什么标准，他都亲自管。
在井冈山，齐老为了了解这段历史，去黄坳的圩场调查集市贸易，调查商品的品种和价格。井冈山的市场很活跃，什么东西都有。接下来调查的是井冈山的工商业，当时没有正规的铺面，商品摆在地摊上卖，像卖油的、卖纸等正规的工商户，都这样做。
齐老回京后，在北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亲自访问了曾经在苏区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当时访问的有谭震林、刘型（毛泽东的秘书，后任湖南省委书记，农业部长）、刘瑞龙（1932年中央苏区宣传部长，后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王观澜（中央苏区时期管农业，中央政府的农业部长）等。当时这些老同志都是刚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复出，有的没有正式复出。这些访问都很细致，访问了大概七八个人，他一边访问，一边审核下边编的资料。
对赵效民等撰写的《井冈山的经济斗争》，齐老作了认真详细的修改。后来，开始编中央苏区经济史长编。同志们从1977年3月27日出发收集资料，到1978年2月份回家，用了将近一年。齐老让我们分头进一步收集资料。赵增延和诸班师去了福建档案馆；沈经农等去了赣州、福州、厦门。我们从源头收集资料，去了龙岩、上杭、瑞金。到了瑞金就安营扎寨，开始初步编写工作。在瑞金又增加了两个厦大的老师——孔永松（搞党史专业）和刘振鹏（财政专业）。编纂的具体工作由星光、沈经农、赵效民三个人负责。我们租了瑞金宾馆，从1977年9月一直编到过春节。我们把编出来的东西准备印成16开的八本书，叫做“白八本”。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运行分类，分成所有制、农业、工业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方面。大家一直忙到春节，回北京前，“白八本”印了出来。我们从瑞金坐火车到赣州，校对清样，住了10天。校对完后，从赣州坐车到南昌，从南昌坐火车到上海。当时还没有南昌到北京的专线。
回京后，印出的样书出来了。然后许毅（时任建设银行行长）送给张劲夫（财政部党组书记），张对党组成员说，你们看一看啊，这是宝贝啊，建党这么多年，还没有人搞过。他问许毅，怎么奖励你啊？许毅说，我们想要一点钱，还想接着搞。张劲夫说，好啊，30万够不够啊？许毅一听高兴极了，当时30万元可是一个大数目啊。
1978年春节后，课题组成员又齐聚杭州继续研究，在杭州待了两三个月。
后来的书的名字叫做《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主编是许毅。书的体例是齐老定的。为什么定长编呢？因为它既是资料，又不是资料，既带有资料性，又带有学术性。长编的名字学习司马迁，按编年体的办法，从历史到理论，从理论到历史，可以交叉。长编的指导思想是齐老转达邓小平的意思定的。邓小平的意思归结为四个字：“直书独论”，希望不要人云亦云。这是第一本反映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的书。为什么叫财政经济史呢？因为许毅考虑到整个过程是财政部出资，加个财政，师出有名。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书出来以后，很快就卖光了。这本书出版时，齐燕铭同志已经过世了。齐老对我们新史组的建立、起步和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三 陈翰笙指导土地改革史研究和农村调查
20世纪80年代，在研究土地改革史的过程中，我们幸运地得到了陈翰笙的教诲。陈翰老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1982年5月31日，我们去陈翰老家第一次听取意见，当时他已86岁高龄。6月4日、5日，又第二、三次去听取意见。此后大约每周去位于东华门附近的陈翰老家二至三次。陈翰老常说：我爱帮助别人。革命时期如果不是许多同志的帮助和掩护，我不知死了多少次。我帮助你们，是为了读者。
1982年3月28日陈翰笙提出由董志凯同李炳俊、陈庭煊同志合写《五个时期的中共土改政策》，前后共写了四稿。为了这篇稿子，我们三人一起在近五个月时间中12次到陈翰老家求教，从头至尾逐字逐句修改了两遍。
陈翰笙强调文章要讲究结构，讲究文字。写文章的人要时时想到读者，用词写句要客观，要把读的人放在脑子里，否则马马虎虎就不会进步。“你们不想想读者有什么印象，这对自己不好，对读者也不好。希望你们三位经过这次写作文笔好些，将来写东西就进步了。”我们开始觉得2万字也放不下这许多内容，什么都想放在里面，恨不得把掌握的资料都塞进去，结果样样说不清楚，中心意思反而模糊了。陈翰老说：“婴儿吃饭要一口一口给他喂，不能给他一下塞许多。……路线问题要只讲土改，不要复杂化。”最后用13000多字，将文章写完了。
陈老强调，写文章要注意文字连贯，“为什么要没收小地主的土地，要放在政策改变之后紧接着讲。正如医生为受伤的人治病，不要等血流光了再治”。题目要清楚，生动，有吸引力，使人容易了解，不能呆板。用辞要准确，要具体，形象，连贯，不要多写一个不必要的字。
陈老尖锐地批评了我们文章中存在的标语口号教条式的文风。他说，不要只从理想出发，要从实际出发。“文章浮浅、平面、没有深度，没有谈缺点，谈其然不谈所以然”，“用辞不要乱用，写文章不要拾人家牙慧”，“反对一边倒，一言堂，一刀切，一阵风”。关于引原文，要在两种情况下引：1.恐怕读者不相信是事实；2.自己说得不如原文清楚。否则不用原文。“不要以为引原文就可以回避自己的责任。”引用原话文章中要写明出处。最后，陈翰笙总结出四点要求：1.题目要清楚，生动，有吸引力；2.章法要清楚；3.文字要连贯；4.用词要得当。他同时勉励我们：“要用好档案，从档案中找出问题，从问题去翻档案”，“妇女怎样参加，贫农怎样参加，要描写一两个人，写优秀党员，写其历史背景”。在工作方法上，“要集体工作，养成好习惯，大家讨论，各搞各的拼起来不行的”；“自然科学研究靠实验室，社会科学靠图书资料和讨论”。
陈翰老不仅教写作，而且时时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活着要有价值，不要投机，投机是为了升官发财，我们要有点抵抗力，不要跟风跑。”
1985年3月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我又几乎每周两次去陈翰笙家请教对《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一书的修改。除了修改文章以外，这一次他讲了许多历史和做人的道理。他的书橱的玻璃上贴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的话：“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泰乐”。
陈翰笙对我的稿子给予很多鼓励，他说：“这是爱国主义教育，我赞成早些出版，翻译成外文。”“你文笔流畅，写得快，但是推敲不够，这也难怪，过去很少这种训练。”这部书1976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陈翰笙亲笔写了书的评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他还说：“我的三个烈士朋友，特点不同，李大钊（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军阀统治下建党的人，注意党的组织发展；蔡和森，搞政治的，每次见面都大谈阶级斗争；邓演达，最关心教育，在黄埔军校、武汉政府都注重教育，不光注意军事教育，也注意各方面教育。我和邓演达是1927年在莫斯科第一次见面，1930年到上海经常见面，成了好朋友。三个人死得也不同，都很惨。李大钊是被绞死的；蔡和森是被钉成十字，一刀一刀割死的；邓演达是被暗杀的。今天有的人只顾自己做官，怎么对得起这些烈士啊！”
他对修改文章总是采取建议和商量的方式，常说：“如果让我来写，我就说……”使人感到平等，受到启发，同时开阔视野和思路。
1987年4月2日《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一书出版后，我将书送到陈翰笙家中。他谈及四大家族的财产时说，宋子文的中央银行发行债券、股票，其中大部分股票由其自己买后卖给外国人，将收入的外汇存在美国或瑞士，积蓄了大批财产。陈老认为，商业资本泛滥，工业资本受制，财政赤字，教育经费不足等问题令人担忧。他作为历史学家，善于将今日同历史比较。他说，人都是父母所生，总带有父母的遗传。国家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总带有历史的中国的痕迹。而历史是由领导和人民结合形成的。陈翰笙家书橱玻璃上还贴着龚自珍的两句话：“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反映了老人忧国忧民的心情。6月23日，谈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一书，他说，农民在平分土地中有绝对平均主义要求，因此，剥夺了中农的地权和工商业者的财产，犯了错误。共产党领导农民纠正了平均主义错误。只是后来，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思想意识又抬了头。他指出，目前物价上涨，工资跟不上物价，要闹事，中国还要经历磨难，不要太乐观。从袁世凯起，中国政军一体，孙中山没有军队，让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蒋介石以后，学了苏联的一套，党政军一体，历史都是连续的。现在是重商主义，经商的人爱行贿，把钱存在外国银行，影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
1987年无锡、保定第三次农村调查上马，我同张丽、朱文强等同志去看他。他问道，你们调查是为了什么目的？解决什么问题？目的不清楚调查搞不好。
1997年无锡、保定第四次农村调查上马，课题组的同志又多次登门向70年前这一调查的开创者陈翰笙请教。这时他已是百岁老人，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了，但精神依然很好。他对第四次调查能够上马十分高兴。2000年，当把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第四次无锡保定调查报告送给他时，他已经103岁了。虽然看不见书上的字，但是摸着书，听着我们给他讲书中的内容，竟然高兴地唱起了家乡无锡的小曲，以表示对这项调查研究成果终于有了第一部书问世的祝贺。
陈老去了。他的精神不朽。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间。
四 无锡保定调查成为深入研究、锻炼队伍的重要方式
为了充分利用老一辈学者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创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学术财富，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在1958年、1987年和1998年对两市的22个村庄经济做了三次跟踪调查，形成了我国国内唯一以户和村为单位连续70年的跟踪调查资料，对研究20世纪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中第四次调查是以我所两个经济史研究室为主搞的。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始自1929年，其后在1958年、1987年、1998年先后进行过三次，是中国近现代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的对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这一系列调查所积累的南、北两地数千农户长达近70年的家庭经济数据，是可供观察中国近现代农村和农户经济发展演变历史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热潮中一次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调查活动，也是首次由中国学者发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配合党在农村中土地革命任务为目的的大规模农村调查。第二次调查是在首次调查之后近30年的1957年年底议定、1958年实施的。通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察年度的调查，形成了两地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演变历史数据的链条，这在中国农村调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以后的继续追踪调查开了头，打下了基础。第三次调查距第二次调查的时间也将近30年。这次调查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重点项目和农村发展研究所的1987年第14号课题。先后为课题服务的有100多人。前三次调查由于种种原因，均未形成正式出版物，但留下了大量资料。
第四次调查是在荷兰教育与科学部的资助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人力进行的，以经济史学科（包括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和经济史研究室）为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梅尔博士（Dr.Eduard B.Vermeer）参与了课题的设计并亲自考察了无锡。江苏无锡和锡山两市市委农工部、河北保定市农调队及清苑县农调队对调查活动给予了大力协助。这次调查于1996年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荷兰教育与科学部签署协议后开展。课题组的领导小组成员为吴太昌、董志凯、江太新、武力、史志宏、朱文强及荷兰方面的费梅尔。调查的问卷设计初稿由史志宏、武力在荷兰与费梅尔共同完成。
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于1998年3月初至4月初进行，先后在无锡、保定展开。这次调查的村庄，由于仍然沿袭上次调查的22个行政村，总户数超过1万，人口4万多，课题组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继续沿用抽样调查的方法。由武力、史志宏设计问卷，并分别带队到两地调查。大规模调查结束后，主要由董志凯负责，组织了调查资料的上机和统计分析。
在调查资料上机的同时，课题组组织了22村调查概况的写作。调查报告于1999年12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以《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22村调查报告（1987—1998）》为书名汇集出版。这部50余万字的集体著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无锡、保定两个调查地区及22个调查村的历史及现实概貌，特别是自第三次调查以后10余年间它们各自的经济发展变化及存在的问题得到了重点反映。进一步研究、分析本次调查数据并写作调查总报告的工作后来由于经费及数据库的运行等问题耽搁下来，但课题组始终未放弃努力。《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统计分析报告（1997）》于2006年4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书的完成和出版，意味着与前三次调查一样充满了坎坷的本次调查，最终总算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满的结局。但是申请项目之始就确立的，将几次调查的资料连贯起来，写作一部全面反映和分析两地农村和农户数十年中经济发展演变历史的学术专著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
近两年来，国情调查、社会调查进展比较突出。我室一方面对无锡、保定两市以往调查的村庄做跟踪调查，以及时掌握变化动态；另一方面建立新的调研基地，扩大调研领域，完成了对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山西省阳城县西河乡、河南省新野县上岗乡、山东省陵县边临镇等乡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调研，正在开展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镇、黑龙江省通河县乌鸦泡镇经济调查。这些乡镇调研既使科研人员了解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动向，也促进了现代经济史中有关“三农”方面的研究。
五 在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30余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经济史组完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以后，就转入了专题性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土地改革史搞得比较早。从收集资料、编辑资料，到写专著，搞了好多年。那时没有电脑，写一本专著收集的资料卡片有几大箱，都是手抄的。从1978年开始，我们就从各个档案馆、革命纪念馆、大专院校图书馆收集资料。1979年开始到中央档案馆收集资料。中央档案馆不仅资料多，而且比较准确，大多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协商，得到当时的馆长王明哲同志的支持。这位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明确地说：档案保管不是目的，保管是为了应用。那时候档案馆还没有复印机，而经济所有一台。那是许涤新所长去香港访问时人家送的。许老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经济所副所长徐绳武的批准，我们就从所里借了复印机，把它搬到档案馆，并请科研处的小黄同志去档案馆帮助复印。中央档案馆特地派人到陕西后库调来有关资料。复印机一天到晚不停地转。编好后，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斗争资料选编》。中央档案馆也相应编辑出版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资料选编》。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后来又参加编写中央组织编写的《当代中国丛书》，并写作了《中国的土地改革》。因为是“官书”，由我们执笔，杜润生、李友久署名正副主编。以后由董志凯、陈廷煊缩写为《土地改革史话》列入王忍之主编的丛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编辑工作开始之前，新中国经济史组已经收集了不少资料，编了几本专题资料。如《土地改革资料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资料选编》、《中原解放区资料选编》等。
赵效民筹建起新史组后不久，就调财贸所当副所长了。接着诸班师任组长，王同兴任副组长。诸班师、王同兴退休后，李炳俊接任组长。之后不久，他于1988年在黄山度假时不幸溺水去世。董志凯接任组长，赵增延为副组长。1991年正式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室研究室，董志凯为首任室主任（直至2004年，前后计16年），赵增延为副主任，赵退休后由武力接任副主任。
在我们研究土地改革史期间，董志凯即开始在中央档案馆联系利用档案资料研究中国工业化史。在调阅档案过程中，时任中央档案馆国家处处长的张志同志依据档案工作改革开放的精神，提出了与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合作编辑国家经济档案资料的建议。并经中央档案馆领导批准，报中办与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审批。很快得到了胡乔木、姚依林、杨德中、胡绳等领导同志的批示，同意将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档案资料先行整理成学术专题资料出版。在中央、院、所的大力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作为大型科研项目，于1988年正式上马。在实施过程中又得到了薄一波、朱镕基、李铁映、王刚、令计划等领导同志的支持和指示。薄一波同志为全书题词，给予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在编辑第一批档案资料时，我们请了一批当年亲历土地改革的老同志担任顾问，为这项工作出谋划策。他们中有薛暮桥、宋劭文、徐雪寒、吕克白、吴承明、季崇威等。这项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补充了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其对于改变以往历史中一些片面的认识、空泛的条文叙述和苍白的说教，纠正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均起到了不受时空限制的作用；对于人们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探索其中的规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被学界誉为“功德无量”的事业。2002年，在国务院总理朱基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的批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出版获得国家财政的资助。历时24年，到2011年，已经完成了1949—1965年的档案资料选编出版工作，共出版了31卷，约3500万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项目曾经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从2011年开始，我室又着手进行1966—1976年经济档案资料的选编工作。
俗话说“好事多磨”。1988—2008年，我们室的全体科研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历时20年，完成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共12卷，已出版）、《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共10卷，已出版）和《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共10卷，2008年年底出版）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中央档案馆地处远郊，当时交通不便，班车每周开1—2次，因车少，档案馆工作人员乘车尚很拥挤，我们作为“外单位人员”只得乘公交车。一次往返要3小时以上。冬天早晨5点出门，晚上7点多才能到家，“两头摸黑”。后来在档案馆招待所租房子住，每周住在档案馆5天。但是由于能够看到档案中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大家都坚持下来。集体工作和生活中并不全是枯燥。除了查阅资料外，我们在晚餐后常常去不远的山上采酸枣，到农民家中访谈，到果园采购苹果、桃。王礼琦身体不好，我们听说一个偏方：蚂蚁可治，就在晚饭后到大杨树林荫道为他捉大蚂蚁。工作之余大家乐在其中。尽管如此，由于工作量大，经费不足，条件艰苦，特别是科研人员的学术得不到充分的尊重，这个学科仍然成了人员流动最大的地方。
在档案资料陆续出版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系列：（1）分时期的档案资料；（2）分时期的经济分析；（3）分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每个研究人员从编辑档案入手就有分工侧重点。在研究序列中有专攻，有特长。在集体攻关中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在个人研究中发挥优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目前已完成了1949—1952年、1953—1957年两个时期的档案资料、分析、史稿的编写工作；完成了1958—1965年的档案资料编辑工作；即将开始第三个时期的分析、史稿和1966—1976年的档案资料编辑工作。
六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成为我院重点学科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在编辑经济档案资料的同时，开始了大型、多卷本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撰写工作，第一卷于1996年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院重大项目，并于2000年胜利完成，2001年出版后获得普遍好评，2004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卷于2002年被列为院A类项目，于2011年完成，即将出版。
在此期间，我室还进行了大量的学科基础建设，承担了一些有关的专题研究。出版了诸如《中国土地改革史》、《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的土地改革》、《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奠基——新中国经济50年》、《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问题思想政策史》、《新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四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研究报告等。正在进行的项目还有20世纪5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研究、中国就业问题研究等。每年均有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问世。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经过36年的建设发展，已经形成了国内外本学科领域的学术优势和特色。拥有大量史料，成为国内外第一家系统查阅、整理中共中央和国家档案的新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
自1990年起，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即由原挂靠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转到我室，每年的年会由本室牵头组织。我室还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等研究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成为它们研究现代经济史问题的重要合作伙伴。此外，为了便于联合所外和院外的专家，携手共同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工作，1997年，院里以我室为依托，成立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每年都举行学术交流活动。中国经济史学会自1986年成立以来由严中平、吴承明、经君健为历任会长，董志凯于2004年接任第四任会长至今。
在国家、院、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20多年的学科建设，目前我室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科研能力，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研究方向明确、学风扎实、研究后劲较足的科研队伍，成为我国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基地。我国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博士点就设在我室；本专业在国内第一个设立的博士后流动站也在我室。
2003年，在国家、院、所的领导和支持下，为巩固和发展本研究室在本学科的研究与学术优势地位，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目前，已建设成为我国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基地。
（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1] 本文汲取了黄志刚整理的赵效民访谈录、石建国整理的赵增延访谈录等本室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