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徐逢贤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就作者亲历的宏观经济领域几个重大问题的创新发展作简要回顾。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成为党政领导科学决策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自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新阶段。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为此，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

20世纪80年代初，理论界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尚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的论点。1981年在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但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始终未有完整系统的论述。

根据党的决议和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发展规划”。作者于1988年2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讨会》上，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十大特征：一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尚待逐步理顺的阶段；二是逐步摆脱贫困、逐步摆脱落后的阶段；三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以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发展的阶段；四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转变为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阶段；五是由文化教育落后、科技创新滞后的阶段，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阶段；六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转变为全国人民比较富裕、收入水平极大提高的阶段；七是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发展差距扩大，转变为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阶段；八是由不断改革和探索，建立起生产力高度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九是由中国人民牢固树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创新、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化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阶段；十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综合国力，逐步走向世界经济一体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上述十大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劳动生产力，逐步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为此而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为此，在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号召。论文宣讲后，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促进WTO规则的共享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平等享受WTO规则的重要因素。其核心是如何科学正确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有何不同，以及由于运作机制不同而引起经济发展规律的变化。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一种进步，它改变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定式，确立了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形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最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从而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但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及运作机制未能作出科学、准确、全面、深刻的论述，从而导致世界发达经济体政界和经济理论界的质疑和否定。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乔治城大学教授、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麦克·亨利等官员时，他们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搞市场经济，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同志回答说：“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利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践证明，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计划经济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条路子是对的。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听后，联合国两位官员仍表示疑虑。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讲话精神，作者于1993年4月19日至4月30日，在《城乡经济报》“新视野”版，连续发表了《资源配置与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上、中、下）》三篇论文，系统叙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社会主义市场运作机制的六大特点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大关键。

2006年10月12日，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作者接待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欧盟委员会常务理事一行三人；2006年12月18日，作者又接待了意大利左民党（执政党）政治局委员莫盖丽尼代表团一行六人。两次会见，他们都提出同一个问题：“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论述了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却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世界各国政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都不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说法。所以，中国申请加入WTO，经过15年谈判，虽然在2001年同意中国加入WTO，但是，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虽然加入了WTO，但是，不享受WTO规则的优惠待遇。”

对此问题，作者详细而系统地作了回答：“不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四大要素是相同的；即一是要有生产商品的企业；二是要有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三是要有买卖商品的场所；四是要有购买商品的中介，即货币。市场经济的这四大要素都是相同的，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是不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具有六大特征：

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市场自发地配置资源，从而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单一的资本家所有制，从而形成两大阶级的对立。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培育壮大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形成两极分化、两大阶级对立，最终抑制生产力的发展。

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每一项政策、法规、制度、措施，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央政府提出方案，广泛吸收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经过充分协商，形成科学决策，指导市场经济发展；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决策实行两院制，谁在台上谁就是决策者，决策缺乏科学性，从而导致决策失误，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发生。

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对外开放、合作交流、共同发展、实现双赢作为基本国策，从而获得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认同；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掠夺、剥削、侵占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为目标，从而导致世界人民的不满和抵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和经济危机发生”。

作者的介绍，受到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一行和意大利左民党政治局一行的肯定，并真诚地说：“教授先生您讲得太好了，您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请您转告中国政府，我们将会把您上述科学而精辟的介绍，转达给欧盟各国领导人和欧盟委员会的领导人员。我们相信，欧盟各国一定会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自此将会享受WTO的优惠政策”。至2007年5月前后，欧盟20多个国家宣布：“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三 财政体制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

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国家为执行其经济职能，对社会产品和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宏观调控手段。这对于正确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对调控经济社会结构和落实惠民政策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分配结构中的主导环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制止由国民党政权造成的通货膨胀局面，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平衡财政收支，实行了有中央集中统一的财政制度。1950年3月，政务院做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一切收支项目、收支办法和支出标准都由中央统一制定，一切财政支出纳入国家预算，预算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全部逐级上交中央，地方支出均由中央统一核算，逐级拨付。这种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导致地方政府缺乏财权。

从1953年起，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由高度集中改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体制，县级财政作为一级独立财政”。

1958年我国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的尝试，其核心是扩大地方财政的权限，建立公社一级财政，实现“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政策。

1961年，中央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新的调整，中央对地方实行“收支下放、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

1970年在四届人代会上，国务院提出了“基本建设、物资分配、财政收支”三大包干。从1974年起，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

1978年2月17日，财政部《关于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具体办法》，增收比例确定为“一定三年不变”。

自1980年起，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实现“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总额分成，五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后又改变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三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财政包干体制”。

财政包干体制存在的弊端是明显的，由于留给地方的比例过大，使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下降，财力恶化，严重缺乏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至1991年，国家财政收入仅占GDP的8.98%；中央财政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2%；地方财政收入却占68%；而贫困县的财政收入却很低，处于不协调状态。

针对这一状况，作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2年4月，在《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县级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一文。文章指出：“社会主义财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用以组织、影响和调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促进地区经济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以及全面深化改革。为此，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由“财政包干体制”改革为“分税制”，组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财税局；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力争花10年左右的时间，逐步提高财政收入由目前占GDP的比重8.98%提高到占GDP的22%—25%；国家财政收入由目前的32%逐步提高到62%—65%；地方财政收入由目前的68%，逐步下降到35%—38%；同时，根据科学的产业政策和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形成强有力的财政宏观调控机制，以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和社会、科技和教育、文化和福利、国防和惠民等领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文章发表后，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李鹏总理和姚依林副总理于1992年7月，召集全国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有关领导，就财税体制改革由“包干体制”改革成“分税体制”，“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的两个比重”问题征集地方意见。在此基础上，于1993年7月1日起中央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分税制”。自此，“中央财政的两个比重”逐年提高，至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约占GDP的比重为22.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2%，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8%。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由于财政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急剧下降，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极大提高，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2010年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仍然达10.3%。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

四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取得新突破

区域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于悬殊，必然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研究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现状，分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科学制定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对策，创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体系，理应成为党政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自1994年起，作者与经济所副所长王振中一起，将这一课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深入东、中、西部地区20多个省、市、区，历经4年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于1995年1月16日、1月23日在《中华工商时报》先后发表了阶段性研究成果：《警惕：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已经越过警戒线（上）》、《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对策选择（下）》。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国际版》《人民日报理论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研内参》《时事、政策、宣传》、国务院《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城乡经济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等十多家报纸、杂志全文转载；也引起了党政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在此基础上，于1999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一书，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高度重视，在2年时间内再版4次。特别是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委派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取去10册作为参考，并于1999年12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2000年12月28日，国务院根据《专著》提出的科学对策和党中央的《决定》精神，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加强“五大战略重点”的政策倾斜的原则、增加投资、改善生态环境、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发展科技教育、吸引人才的政策措施，使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展开、顺利实施、重点突出、成就卓著。

《专著》“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和实践出发，深刻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规律性变化的原因；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在实施‘向东倾斜、梯度推进’战略后，出现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已经越过警戒线的现状和特点、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作了分析；进而指出：中国地区间自然资源、气候资源、国土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分布不均，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基础因素；地区间人才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区位优势、政策资源、产业结构、发展战略资源等分布不均，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助推力，是影响区域经济走向国际市场的动力源。上述科学结论，既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也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具有规律性”。这一探索无疑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专著》以大量事实和数据资料，以较长的篇幅具体而生动地论证了“中国区域间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城乡结构、投资结构、基础设施，外资分布、对外贸易、农村经济等领域都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从而导致区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间收入差距扩大、各阶层间收入差距悬殊，以及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储蓄差距悬殊，从而导致区域间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悬殊。按照国际认同的标准已经越过警戒线，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必将影响到21世纪头20年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为此，要及时调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科学实施‘东部地区跨越发展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上述战略的提出，无疑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学》领域取得了创新发展。

《专著》还就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热点问题、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到1996年就整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已经实现小康目标，正在向富裕阶段前进；中部地区已初步摆脱贫困，向解决温饱阶段前进；而西部地区贫困问题还相当严重，增大了《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难度。”因此，“实施上述‘三大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目标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2000年起，至少需要30年时间”。这一预期目标，从目前来看，是能够实现的。

《专著》以辩证唯物论的原理，深刻分析了导致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向东倾斜、梯度推进’战略步入误区：一是东部地区区位优势突出，是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客观原因；二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缺短，制约了经济发展；三是产业结构单一，且分布不合理，影响西部地区资金积累，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西部地区科技水平低，劳动力素质差，且缺乏创新能力，导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五是‘一刀切’的宏观经济政策，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六是所有制结构单一，导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七是改革开放滞后，机制、体制不完善、不配套，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八是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导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和对外开放度低。”

《著作》进一步指出：“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需要采取如下对策措施：

一是适度改变‘向东倾斜、梯度推进’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二是加快实施‘东部创新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优势发展战略；

三是西部地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施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和特色农业战略；

四是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大力推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合作工程；

五是加快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步伐，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

六是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

七是培育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新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技水平；

八是加速区域间市场接轨，促进国内外统一市场的形成；

九是加快环北部湾经济圈建设，增设西部边疆对外开放口岸；

十是坚定不移地实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十一是西部地区加快五大重点工程建设：即加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完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大江大河综合治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资源深加工产业；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工程，优化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加速培养各类科技创新型人才；配套完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区；

十二是国家财政向西部地区倾斜，在现有中央财政拨款的基础上，每年增拨2000亿元，以加速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力争到2030年前后，将西部地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进步、人民生活富裕、民族团结和睦、山川秀丽、环境优美的新西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一书的出版发行，是一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学的创新学说，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

五 “金砖国家”促进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形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形成了三大经济体，即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经济发展联盟（欧盟）、东亚经济合作区（后发展为东盟10+3）。自此，区域经济合作风起云涌，其中G7集团、G20集团的经济实力几乎主宰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200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盛银行资产管理总裁吉姆·奥尼尔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四国联在一起并提出“金砖四国”一词后，至2011年已经10年了。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2007年美国抵押贷款风险爆发以来，导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全球股指下跌，引发国际经济危机。至2010年IMF发表预测称：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将出现在2011年至2018年，2014年其财政赤字将占GDP的9%，政府负债将超过GDP的100%，比经济危机前高35%。在债务危机面前，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前景并不乐观。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将逐步由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转化为由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为主导。其中：“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主要动力。国际经济发展的规律也证明：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起来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才能摆脱危机，逐步走上繁荣发展的轨道。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指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发达国家必须去顺应、去参与，而不能逆潮流而动。”

自2001年形成“金砖四国”以来，先后举办了两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及商贸论坛，2011年第三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及商贸论坛将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举办。201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与南非国际关系合作部部长马沙巴内通电话，邀请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此致函南非总统祖马，邀请祖马总统出席2011年4月在中国海南三亚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正式会晤。对此，南非国际关系合作部部长马沙巴内回应说：“南非政府、祖马总统和他本人衷心感谢胡锦涛主席邀请，南非期待着与四国加强交流和合作，扩展互利合作的新局面。”

南非的加入，使“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这一科学决策理应得到世界各国经济体的支持和欢迎。但是，受到“金砖四国”创议人——高盛资产管理总裁奥尼尔及联合国有关人员的责疑并表示不同意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主张将“金砖四国”扩展为“金砖八国”，增加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四国。并以南非的GDP总量太低，且经济增速太慢，不属于增长型市场经济国家为由，不同意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行列。

面对这一局面，作者受外交部领导人的邀请，利用经济学家的视角撰文，说服联合国及奥尼尔等人接受“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行列”。

为此，作者接受了这一邀请于2011年3月初（中国“两会”召开期间）撰写了《“金砖国家”促进世界新格局的形成》一文。文章指出：“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经济体已具备5个条件：

一是南非的经济总量位于非洲国家首位，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将能带动非洲各国经济的发展。

二是南非区位优势明显：位于非洲南部，是印度洋通往大西洋的海上交通要道，南非经济的发展必将推动非洲诸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三是南非是联合国理事国之一，在非洲诸国，甚至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较高，对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是南非资源丰富，这对推动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将起重要作用，其经济增长潜力较大。

五是南非经济的崛起，必将有利于亚非拉经济的崛起，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话语权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

总之，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不仅有利于中国和南非在国际政治外交上的相互扶持、经济上的彼此互补，而且对推动资源的开发、对外贸易的交往和合作都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推动非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而亚非拉新经济体的崛起，有可能到2030年前后，其经济总量将超过以美、英、法、德、日、意、加组成的‘七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对奥尼尔建议的将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加入“金砖国家”，形成“金砖八国”。文章指出：“这一建议目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墨西哥、土耳其、韩国的经济量分别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03%、1.34%和1.73%，但其人均GDP均超过2万美元，属于发达国家行列，而不属于发展中国家。

二是墨西哥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韩国是亚洲‘四小龙’的重要成员，如再参与‘金砖国家’，其在经济运行中必然会发生冲突，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合作与共赢发展。

三是‘金砖国家’的特征之一，是在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中起‘龙头’带动作用，协调其所在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经济平稳协调发展，而‘金砖四国’已分别成为带动亚洲、南美洲、亚欧大陆、西南亚诸国经济发展的龙头，提议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的目的，是使南非成为带动非洲诸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和扩大对外开放、拓展‘两洋’通道的动力源作用，而建议新增的四个国家都起不到这一作用。

四是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看，新增加的四国，除印尼外，其他3国均为商品输出国，其内部需求有限，同金砖国家的原有定义有别。

当然，提出‘金砖八国’只是个良好愿望，在近年内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从长远来看，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提高，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成为‘金砖国家’的成员。”

文章提交给外交部后，由外交部译成英文以文件形式递交给联合国及奥尼尔等经济学家。阅后，同意并支持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从而使“金砖国家”第三届领导人会晤及国际商贸论坛如期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召开。该文也全文转载在2011年4月“金砖国家”会议论坛特刊上，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和评价，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极大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得到提高。

六 通货膨胀理论的深化及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和措施

通货膨胀是困扰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的重要原因。各国经济学家都在探讨，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但实际效果很不明显。西方国家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危机仍然周期性地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此，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

1996年11月18日至22日，受法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邀请，赴法国斯特拉斯堡参加《国际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者作了《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对策》的学术报告，对通货膨胀的特征、危害性、产生的原因，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宏观对策等问题作了报告，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好评。论文用中、法、英三种文字发表，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同时，还吸引了30多个国家的学者或政府领导人组团来访，一致表示：“要以该理论为指导，促进各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论文内容摘要如下：

（一）通货膨胀一般呈现五大特征

一是市场商品的涨价幅度过高，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

二是城乡物价同步上涨，涨幅经济发达地区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高于城市。

三是消费品价格涨幅高于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四是经济高增长往往伴随高通货膨胀，经济处于泡沫状态。

五是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社会犯罪率上升。

（二）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九大危害性

一是通货膨胀必然导致市场商品价格信号失真，对资源配置起误导作用，造成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

二是通货膨胀导致原定计划失控，合同难以兑现，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行。

三是通货膨胀破坏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使债权人遭受经济损失，债务人占便宜，从而导致国际债务危机严重发生，引发国际社会动荡不安。

四是通货膨胀加剧国民收入在地区间分配不公，导致地区间贫富差距扩大，进而加深地区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不安定因素增加。

五是通货膨胀导致国家内部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扭曲，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实际收入下降。

六是通货膨胀推动经济过热，助长“泡沫经济”膨胀，导致经济发展高速而低效和无效，货币严重贬值。

七是通货膨胀助长各种非法寻租活动和投机活动，滋生社会腐败，为少数人聚财致富提供方便条件，导致两极分化。

八是通货膨胀恶化外商投资环境，不利于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引起国际贸易矛盾加剧。

九是持久的恶性通货膨胀会导致国家金融体系崩溃，严重时导致政府垮台。

总起来说，通货膨胀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必须引起各国家政府和社会民众的高度关注。

（三）产生通货膨胀的十四大原因

一是货币发行量过多，形成供大于求的金融市场，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失控和消费资金在市场泛滥，是产生通货膨胀的本质原因。

二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经济发展失衡，供需矛盾突出，是拉动通胀的重要原因。

三是信贷结构及投向不合理，导致金融秩序混乱，资金大量流失，安全性减弱。

四是社会上集资热、炒股热、债券热、房地产热等席卷全国，多元化融资渠道造成市场资金超量流通，泡沫经济膨胀，严重助长通货膨胀压力，且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五是产业结构失调，农业和实体经济领域投资不足，产品市场，尤其是农产品市场有效供给不足、调控能力缺乏，推动物价上涨。

六是价格改革力度过快过大，农产品、能源、原材料调价幅度过大，影响下游产品成本上升，推动物价上涨。

七是行政人员工资涨幅过大，导致消费资金增长过快，社会购买力增强，拉动物价上涨。

八是税制改革失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者的税负，提高了成本，商品价格随之水涨船高。

九是汇率改革、美元贬值、欧元贬值等推动物价上涨。

十是外贸体制改革，进出口贸易出现大量顺差，外汇储备增加，推动物价上涨。

十一是流通市场秩序混乱，牟取暴利成风，导致物价上涨而失控。

十二是在企业转制、转轨过程中寻租现象突出，滋生腐败现象，形成通胀机制。

十三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失灵，引发通货膨胀。

十四是理论误导：“通货膨胀有益论”“财政赤字无害论”“市场价格自发调节论”等谬论泛滥，导致决策严重失误，是产生通货膨胀、扰乱市场秩序的祸根。

（四）治理通货膨胀的十二项宏观对策

一是严格控制和调节货币发行总量和信贷规模，使货币发行量同GDP增速相适应。

二是充分合理地发挥信贷的杠杆作用，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抑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

三是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倾力扶持农业及重点高科技产业发展，丰富和扩大市场的有效供给。

四是理顺银行与企业的关系，解决企业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严控社会集团消费。

五是建立和完善金融的自我调控机制，规范经济、金融行为，建立完善货币政策预警监测体系，严把货币和信贷投放的两个“闸门”。

六是加强宏观调控，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新机制。

七是深化和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外贸及企业体制改革，使各国经济有序融入国际市场。

八是对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泡沫膨胀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加大打击腐败力度。

九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中国商品的综合竞争力，切实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挖掘潜力，提高生产率，增加各类商品的有效供给。

十一是按照产业政策，高质量吸引外资，并按照WTO规则，实行国民待遇，同国际市场接轨。

十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出理论误导的怪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科学、完善地建立起来。把国民经济增长与投资增长建立在合理水平上。

该文的发表，初步形成了反通货膨胀的理论体系，为科学治理通货膨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科学的对策建议。

（徐逢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