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发达国家步入“大稳健”时代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研究发现美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与通胀波动下降的趋势，这一时期也因而被研究界称之为“大稳健时代”（Great Moderation）。例如，卡恩（Kahn）、麦康奈尔（McConnel）和佩雷斯-奎罗斯（Perez-Quiros，2002）研究表明，自1984年以来，美国产出与通胀同时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1969-1983年间的真实GDP年度增长标准差接近5%，核心CPI标准差为3.3%；而1984-2000年间的真实GDP年均增长标准差接近2.2%，通胀率的标准差为1.1%（见表3-3和表3-4）。萨默斯（Summers，2005）对美国、G7以及澳大利亚等主要工业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大稳健”时期宏观经济变量波动降低的现象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存在。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世界经济展望》（2006）认为，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波动也在减小，但这些经济体的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并没有展现出同样的特征。

表3-3 美国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情况

表3-4 美国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情况

对于产出波动下降，诸多研究将成因归结于以下几方面：第一，好运气。这是指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未受到较大冲击（Smets and Wouter，2007；Justiniano and Primiceri，2008b）。第二，政策改善。这是指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降低了宏观经济波动（例如，Kim，Nelson and Piger，2003；Glarida，Gali and Gertler，2000；Boivin and Giannoni，2006）。第三，结构变化。这是指，影响经济周期的冲击传导机制发生了改变。例如，戴维斯和卡恩（Davis and Kahn，2008）将产出波动性的下降归因为耐用品产出波动的下降，而这源于存货管理的改善。第四，金融创新。例如，戴南等人（Dynan et al.，2006）认为：市场驱动的金融创新——例如证券化为更多居民和企业提供了获得信贷的机会，这使得居民和企业能够更加充分地平滑支出。Mertens（2007）则认为存款利率上限的取消有利于增强资金供求的平稳性，从而对产出产生平稳作用。Guerron-Quintana（2008）则利用前瞻性的货币需求模型解释金融创新对经济行为平稳化的作用。

Stock 和 Watson（2003）综合考证了以上各种因素对产出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改善的货币政策对GDP波动下降的贡献率为10%-25%，可识别的好运气（诸如生产率和商品价格冲击的波动下降）对GDP波动下降贡献率为25%-40%，其他未能识别的好运气对GDP波动下降的的贡献率为50%。斯托克和沃森（2003）、Justinaiano和Primiceri（2006）以及Arias、Hansen和Ohanian（2006）认为：“大稳健”时期的冲击传导机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冲击变小。格林斯潘在评论斯托克和沃森（2003）“大稳健”成因时指出，诸如放松的管制、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灵活性的增加等因素大大提高了经济的灵活性，使用小国宏观经济模型进行的分析往往最终归因于无法识别的因素，而事实上这些因素恰恰是经济结构性变化。这样的评论说明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大大改变了经济变量的行为模式，使得经济运行变得更加的复杂，因此，任何单一视角的解释框架都无法全面地把握通胀和产出波动性降低的动态变化。

对于通胀波动下降，诸多研究将成因归因于美联储采取了时变通胀目标制（Cogley and Sargent，2005a；Bjornland，Leitemo and Maih，2007；Cogley and Sbordone，2008；Castelnuovo，Greco and Raggi，2008）。时变通胀的概念最初出现在Ascari（2004）的研究中，他认为在延伸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中，稳态的通胀水平应当为正值而非零值。Sgherri（2002）计算出美国经济的高通胀时期（1970-1982年第一季度）和低通胀时期（1982年之后）的货币政策模型中的参数估计，以及其他具有独立货币政策的工业国家的参数估计（加拿大、德国和英国），参数估值表明自1982年以来货币政策对通胀的敏感度加强，而对产出缺口并不敏感。

对于产出与通胀波动性下降是否成因一致的问题，Castelnuovo（2010）将货币政策下的通胀变化纳入新凯恩斯的商业周期框架下，分离了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冲击对通胀和产出的影响，通过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实证分析、理论和反事实模拟，发现随时间变化的通胀目标制的政策扰动是导致通胀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产出冲击减小则构成了经济周期波动下降的主要原因。

80年代后期，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的通胀和产出波动下降的“大稳健”现象，曾被一些支持结构性变化因素的研究者认为是持续性的、永久性的。然而，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致了金融危机，出现了经济萧条状况，由此，一些学者又开始怀疑这一命题的准确性。认为“大稳健”时代已经结束。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克拉克（Clark，2009）对美国有关经济部门指标的波动性进行了全面的测量与判断，发现商品生产部门与投资部门产出的波动性增大，主要是由于石油价格冲击以及金融条件的变化等“坏运气”而引起，而服务部门产出及总体通胀波动性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还无法认定“大稳健”时代已经结束。尽管研究没有进一步提供理论框架，但是认为，对于宏观经济波动性下降的结构性因素，例如，存货管理技术的提高、金融创新的持续以及货币政策的改善等这些条件并没有消失，因此，“大稳健”时代没有结束，当前的宏观经济正在经历低波动下的偶然的上下波动阶段。

次贷危机的影响令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担忧美国是否可能出现经济萧条与通货紧缩，这是因为美国在经济下滑和失业率激增的同时，通胀水平并没有依据菲利普斯曲线的规律出现明显的下降。如果菲利普斯曲线是正确的，那么，美国将要迎来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吗？巴尔和梅祖姆德（Ball and Mazumder，2011）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两个必要是修正：一是运用价格变化的加权平均作为核心通胀衡量指标，他们认为这一指标较之原有的剔除能源和食品的核心CPI更加准确地反映通胀变动；二是接受自巴尔、曼基夫和罗默（1988）开始确立的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失业的系数是变动的这一结论。在采纳大多数研究认为自1980年以来的低通胀时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变平的观点的基础上以及加权平均通胀指标的基础上，对于2010年的检测结果与实际发生通胀率是基本一致的。在设立上述条件的基础上，按照CBO对2011-2013年的失业率的预测，研究谨慎地认为如果不考虑通胀预期问题，预测通胀将持续下降并出现通货紧缩。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通胀预期对于通胀未来发展的影响。在预期通胀的测量方面，研究没有接受理性预期的假设，他们认为，通胀预期的锚定应当分为冲击锚定（shock anchoring）和水平锚定（level anchoring），前者是指预期不对供给冲击作出反应，后者指预期保持在某一固定水平而不受实际通胀的波动影响。结果发现，自1980年以来，预期几乎完全属于冲击锚定，而水平锚定产生的影响是逐步形成的，但仍然较为重要，核心通胀的变化自2010年并没有完全进入通胀预期中。因此，在考虑通胀预期影响的情况下，预期的通胀有可能使正向的通胀继续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