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鼎盛发展时期的吉祥纹饰和绘画
北宋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反映其思想的文学、艺术也十分活跃。描写城乡各阶层人物活动的风俗画大量出现，北宋晚期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最为著名，画的主题是描写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城郊的交通和市内商业场景，据统计，画面各阶层人物五百余，牲畜五十多，船二十多，车轿二十多。城内有商业一条街，有茶棚、药店、戏楼、商贩、运夫，以及游闲逛市者……[18]这类以写实为主的风俗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与写实风俗画同时，吉祥寓意纹饰、绘画反映的是民众的内心精神世界，把它作为市民阶层的艺术更具有典型性。风俗画是描绘社会现实生活，而吉祥寓意纹饰、绘画的艺术表现是借物表情寓意，创造者有意识有目的地借物反映内心的志向、希望，祈盼美好的未来。吉祥寓意是其描绘的中心内容，故吉祥寓意纹饰、绘画正是社会现存的物质文明与内心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明清时期是吉祥寓意纹饰、绘画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城市商品经济活跃，水陆运输通畅，各地联系较为方便。活字印刷术和竹纸制造的进一步推广使用，也为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物质生活的相对提高，各阶层的精神享受也就相应有了更多类型，更多层次的要求，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是各层次人群的共同心愿，吉祥寓意纹饰、绘画正是这种共同心愿在艺术方面的体现，在装饰艺术上形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时代特点。在各种质地的生活器皿、纺织、建筑等诸方面，都广泛应用吉祥寓意纹饰，此时吉祥寓意纹饰和绘画普遍发展，吉祥图案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吉祥寓意纹饰和绘画进入鼎盛期。吉祥图案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的发展与社会内部经济变化、社会时尚更新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更希望自己所经营的事业能进一步发展、政治地位提高、长寿、交好运，在艺术表现上要求乐观、吉祥、通俗、易懂，这也是在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中，社会文化艺术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发展的历史必然。
吉祥寓意纹饰和绘画以表现吉庆、祥瑞为其核心内容，其艺术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丰富多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借物的象征或取物的谐音组成各种具有特殊寓意的纹饰或图画。如把“戟”和“如意”画在一起表示“吉祥如意”，画猴骑在马上旁有蜜蜂，寓意“马上封侯”，画头戴高冠者立于鹿前表示“高官厚禄”，等等。这些合乎人情众意的装饰纹饰和绘画、版刻等皆喜闻乐见，出口吉利。
第二，表达形式不拘一格。借物表情寓意，不论儒、道、佛等各家器用物品，皆可随意组合，只要寓意吉利，出口通顺即可。取义于佛教的如“八吉祥”：即法螺、盘长、天盖、宝伞、法轮、莲花、双鱼、宝瓶。取义于道家的如“八仙”，传说八仙各有所宝，汉钟离持宝扇，张果老抱幽鼓，铁拐李背葫芦，韩湘子握箫管，蓝采和提花篮，何仙姑把荷花，吕洞宾负宝剑，曹国舅握拍板。取义于儒家的如文士的表征物笔、墨、纸、砚、琴、棋、书、画。儒、道、佛三家的表征物常常同时出现在器皿或建筑上，它们可以随意组合成多种吉祥图案，如画三支戟于宝瓶中表示“平升三级”；以笔、银锭、如意组成“必定如意”；等等。
第三，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创作者以通俗手法构思装饰纹样或绘画，与民俗传统认同，如以牡丹象征富贵，以石榴象征多子等。绘盛开的石榴以示“榴开百子”，绘牡丹、水仙和花瓶表示“富贵平安”，等等。创作者以通俗易懂的艺术表现手法，表达鲜明、欢快的主题，民众喜闻乐见，具有独特民族艺术风格。
第四，应用范围广泛。吉祥图案在明清时期的生活器用如竹木、漆器、陶瓷、刺绣以至建筑、雕刻等装饰中广为应用，作为独立艺术形式的绘画中亦常见之。
吉祥寓意纹饰和绘画有着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古代寓意纹饰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它不断地向民众基层发展，到明清进入鼎盛期，特别是在装饰艺术上形成了“图中有意，意必吉祥”的独特民族艺术。它以通俗易懂的艺术手法，最敏捷地反映社会各阶层内心的感情和愿望：追求向上、进取，向往幸福美好生活。此外，吉祥寓意纹饰和绘画有着巨大的融汇力。它没有严格的创作模式，儒、道、佛等各家专用纹样可任意组合成有吉祥寓意的图、纹，因而有着巨大无穷的融汇力。以物表情寓意，任创作者自由构思，其作品能使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我满足。这种艺术创作思潮，反映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特点。
成长于封建社会的吉祥寓意纹饰和绘画，毫无疑问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有封建、保守、落后，甚至迷信的一面，但我们也应当承认吉祥图案在传统装饰艺术中具有代表性，它是民族艺术中的一枝奇葩，我们应该批判地吸收其中的精华，弘扬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增添新的社会内容，使其进取向上的艺术感染力永放光芒。
傅同钦，1932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龙子”，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190—191页，事又见李东阳《怀麓堂集》。
[3]《山海经》（袁轲校注本）卷一《南山经•南次三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页。
[4]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文物》1973年第7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5]《宋书》卷二十八《符瑞志中•凤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92—793页。
[6]吴作人：《读马王堆西汉帛画后》；商志香覃：《马王堆一号汉墓“非衣”试释》，《文物》1972年第7期。
[7]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8]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图211，文物出版社1984年新一版，第59页。
[9]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年第4期等。
[10]罗颀辑：《物原》，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
[11]马缟集：《中华古今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页。
[1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译：《礼记•玉藻》卷二十九，第545页。
[13]（西汉）刘安：《淮南子》，许匡一译注：《淮南子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3页。
[14]（晋）王嘉：《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9页。
[15]（宋）刘义庆撰，米奇志校注：《世说新语校注》，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495页。
[16]《云仙杂记》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考工记》，周博琪编：《古今图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
[17]胡继高：《记南京西善桥六朝古墓清理》，《文物》1954年第12期。
[18]徐邦达：《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