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选题旨趣
政治符号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副产品，也是装饰品，更是解开政治奥秘的密码。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既是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又是解答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工具；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因而，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十分明显。
（一）理论价值
1.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政治符号及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概念、发展历史、特征、类型、功能、影响、经验等都是研究中应该诠释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特别富于象征表现的文化传统。通过各种记号手段传达思想和感情，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因此不妨说，用文字的和非文字的记号系统来表情传意，正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现象，所以符号式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处不在的。”[1]因而，符号在人类社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作用，且这种作用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符号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起步很晚，学科建设也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形成一支理论研究队伍，更不用说政治符号的研究了。工具主义政治观认为政治符号只不过是政治活动的装饰品，而新制度主义则反对这一说法，强调政治符号的政治意义。新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就是符号”，“在‘政治符号’中浓缩了人类的经验、行为准则和社会秩序，符号不是现实政治的装饰，而是解开现实政治之谜的密码，它不仅包含着历史事件的道德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由于新制度主义者认为，符号、礼仪、习俗和教条是潜在的社会秩序力量，只有通过符号才能解释政治生活的前后一致性，才能界定政治活动和政治经验，才能理解政治策略，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对符号的研究，宣称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揭示出符号创造社会秩序和组织生活的方式，以及符号得以形成的动因，它们影响社会行为的过程，等等”[2]。因而，在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政治符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民主革命时期，由于特殊的革命环境造就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因而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进行系统理论研究。
2.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权力技术手段和权力运作方式，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共产党历史，为深化党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世俗王权以各种名义获取神圣的政治符号资源，从而在世俗政治权力的网络中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3]由于政治符号在中国的符号世界里占据了主导地位，是区别朝代、身份地位、政党以及建构权威的重要载体。政治符号是政治社会化的一个载体、政治沟通的桥梁、政治认同的标志、政治整合的工具、历史记忆的印迹以及政治动员的力量，因此，政治符号具有政治象征作用，能起到保存历史记忆，形成政治态度，激发群众情绪，产生政治信仰，引起政治认同，支配政治行为，促进政治沟通之作用。具有中国共产党特征的政治符号，起着同样的作用。然则，政治符号的乱用也会引起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政治符号的神化与奴化，政治符号的泛滥与盲动，政治符号的模仿与教条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在历史上也产生过一些负面影响，如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神化导致了党内个人崇拜、政治符号的模仿造成了革命的盲动主义冲动、政治符号的泛滥引起了革命中的教条主义蔓延等。因而，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拓宽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为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探索。
3.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提供分析视角。目前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并未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这一重要载体，如从“列宁符号”到“毛泽东符号”、从“苏维埃符号”到“人民符号”等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历程。因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
虽然政治符号在各国政治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不多。正如李恭忠所说：“仪式、符号、形象、纪念物之类的内容，则往往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成为政治史框架中的碎屑或者‘边角料’，难入主流史家的法眼；偶有涉猎，也被视为‘拾遗补阙’。”[4]然则，“面对非议和挑战，政治史也在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而伴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而出现的政治符号、仪式、形象、纪念、集体记忆研究，不仅开拓了政治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进一步揭示了政治运行和权力运作的机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政治和权力的认知，推动了政治史研究走向新的繁荣”[5]。诚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的权力技术手段和权力运作方式，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共产党历史，为深化党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此外，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变迁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相对隐晦的一条线索，不仅是一个美好的历史回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历史中的奋斗轨迹。
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的理论意义十分明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国内学术界一直很少涉猎。本书试图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类政治符号作分析，在其政治符号发展历程、类型、特征、传播以及作用作总体上的概括和把握，尝试探讨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发展规律和历史意义，通过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与符号学相结合的视角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研究。
（二）现实意义
1.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提供借鉴。政治符号是传播政治形象的重要载体。政治符号传播中的形象建构是本书研究中应该诠释的基本理论问题。借助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提供可鉴之处。比如，旗帜符号不仅展现出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状态，而且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标示形象的历史积淀；领袖符号最为明显的“列宁符号”和“毛泽东符号”，不仅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形象，而且通过这一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苏维埃”符号则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经验教训，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历程中的辛酸和努力；作为政治符号的革命纪念日是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同时，每逢革命纪念日之时，很好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形象。此外，“人民”符号的使用不仅很好地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而且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民主形象。
2.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为新形势下应对大众传播提供思路。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借助时间、空间、物体等一切能利用的传播载体，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对于如今应对各种新型传播形式提供参考。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整合革命力量、引导革命潮流以及动员革命群众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的政治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权力力量，是动员群众革命的工具，是人们信仰认同的一种标志，是建构社会革命话语及传播革命思想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象征的力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建设传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成为当前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建设发展的一个参照和借鉴，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
3.通过本课题研究，有助于拓展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研究的新领域。如今的党建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败建设等项目上，没有拓展新领域，因而，在党建科学化的前提下开拓党建研究的新领域则成了必须面对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从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为党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如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成为引导社会主流话语、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社会主义符号世界的工具。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也是政治教育、政治认同、政治整合、政治沟通、社会记忆的桥梁和纽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国共产党无形的政治资源，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少不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整合与引领。因此，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话题，更是一个现实课题。
二 文献综述
（一）关于符号及政治符号的研究现状分析
符号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正式提出并掀起研究高潮的。对于符号的研究，多学科多领域多视角围绕其进行展开论述。哲学、文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都对其进行过不同方面的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哲学研究、文学中的符号象征、心理学的符号互动理论、传播学中的传播符号、政治学中的政治符号等关于符号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目前，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多，符号研究也开始脱离了其他学科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对于符号定义的研究，最经典的要算是索绪尔给出的符号的定义。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认为，符号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某种东西，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一般来讲，“能指”是指人们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东西，如文字、语言、图像等，“所指”是指符号所包含的内容和概念。在此书中索绪尔指出：“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6]当然，对于符号学的研究不仅仅限于索绪尔的著作，还有很多语言学者或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来论述语言符号的理论与发展。“由于对于结构的关切，进一步扩伸超越语言，而关切于所有的记号体系。此种对于记号体系之结构的专注，被称为符号学，即语意学；它吸引了更多的跟随者。符号学较之结构语言学更为广泛，因为，它不仅涵盖语言，同时也括及其他的记号体系，诸如脸部表情、肢体语言、文字内容、甚至所有的沟通形式。”[7]因此，符号学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对于符号学的研究著作成果有很多，如法国学者安娜•埃诺的《符号学简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介绍的是法国符号学研究状况，尤其是“巴黎符号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同时，像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法国的皮埃尔•布迪厄的《言语意味着什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德国的卡西尔的《人论》、《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英国的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法国著名学者福柯的《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埃科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研究语言、符号和话语少不了西方名著。国内对于符号研究比较早且很成功的学者是李幼蒸，主要代表作有《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历史符号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同时他翻译了许多国外符号学方面的著作，对于国内符号理论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政治符号研究主要在国外。国外关于政治符号理论的专门或相关研究成果较多，许多著作中都涉及政治符号方面的论述。如查尔斯•梅里亚姆的《政治权力》、《政治系统》，拉斯威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权力与社会》、《政治语言》、《政治学》，艾德曼的《政治的符号运用》、《政治的符号行为》、《政治语言》、《政治景象的建构》，亚伯纳•柯恩的《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格雷厄姆•沃拉斯的《政治中的人性》，李普曼的《公共舆论》、竹内郁郎的《大众传播社会学》等。他们一般是运用了政治科学理论、政治传播学理论等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政治符号作精彩分析和论述。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政治符号研究的著述较多。我国台湾地区很早就有相关研究成果，其中，较早的是杜奎英，其硕士论文《中国历代政治符号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58年硕士论文）就是目前唯一的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符号重要著作，而《政治符号与政治权力》（载于张剑寒《动态政治》，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则是其硕士论文的延续；紧接其后的是台湾著名政治学者马起华，他是一位多产的政治学者，在政治符号方面有较多研究成果，如《政治符号与知觉的认同》（《民主评论》，第15卷，第5期，1964年3月）、《政治符号之研究》（《政治评论》，第13卷，第10期，1965年1月）对政治符号的内容及其作用有其自己的看法和论述；再后来的就是台湾政治大学陈恒明的硕士论文《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已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他是在前人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政治符号理论并用其来分析中华民国的政治符号。这些是台湾对于政治符号专门研究的代表作，算是对政治符号研究的较为系统一个学术成果。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符号的概念、功能、作用、类别，以及中国历代政治符号发展和中华民国政治符号的内容、运作等。马启华等政治学者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全面阐述了政治符号理论，他们则更多地从实证主义政治学那里寻找政治符号方面的理论来佐证他们的理论。
大陆关于政治符号的专门研究成果不多。大陆最早就政治符号作系统描述的是朱进东。他在《论政治符号的界定、功用及系统》（《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一文中系统地对政治符号的概念、作用、分类作出自己的界定。他主要从哲学的视角去谈政治符号，所以很多内容主要还是涉及符号学或政治哲学学科的理论。其后再也没有专门论述政治符号的文章出现。金鹏在其博士论文《符号化政治——并以“文革”时期符号象征秩序为例》（复旦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系统论述了符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其却未就政治符号产生发展作完整论述，其政治符号只是一个政治与符号连接的指称，更多的是关注“文革”时期那种符号满天飞之政治现象。他主要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就“文革”时期的各种符号象征作支撑，得出一种符号化政治的真实性与表现性。马敏的博士论文《论政治象征》（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中涉及了很多政治符号的专门论述，但更多地是对政治象征进行理论阐述。
（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的历史文献资料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资料非常丰富。首先，关于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文章、文集、年谱、讲话等就特别多。如《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毛泽东文集》、《李大钊文集》、《瞿秋白文集》、《王稼祥选集》、《张闻天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论新闻宣传》、《毛泽东年谱（1893—1949）》、《周恩来年谱（1898—1949）》、《朱德年谱》、《陈云文选》、《陈云文集》、《蔡和森文集》、《澎湃文集》等等，这些文集、文选、年谱等都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资料的有《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年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土地革命文件选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1—4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新华社新闻研究部1956年）、《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选编》（上、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文献选读》（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静庐的《中国出版史料》（中华书局1957年版）、《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等；有关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党建等各个方面的历史文献，由于国内外就这方面的资料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类传播媒体，主要就是现存的报刊，如《新青年》、《向导》、《红旗》、《红旗日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中国青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都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
还有的就是一些回忆录、访谈、日记资料等，在反映当时人们日常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就系统地记述了他在陕甘宁地区的所见所闻，详细记述了苏区军民的斗争生活和个人情感，是研究苏区人民社会生活的难得历史文献资料。同时，包括斯诺夫人在内的许多国外记者在苏区、边区和解放区的一些见闻、日记和回忆录等珍贵历史资料，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尼姆•韦尔斯的《红色中国内幕》、英国记者班威廉和克兰尔的《新西行漫记》等，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详细地记述了根据地人们斗争生活的现状，特别是记述了当时许多重要政治活动时的场景，是十分难得的重要参考资料。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也记述了他在延安的经历，虽然日记是个人所记，不具有历史客观性，但从日记中也能管窥当时延安的社会政治生活。王稼祥的《回忆毛泽东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也从侧面反映当时政治斗争中的政治符号使用问题。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很好地叙述了邓小平在革命年代的成长及奋斗历程，是研究当时革命环境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材料。《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伍修权的《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萧克的《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张国焘《我的回忆》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辈和重要领导人记述亲身经历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都是研究当时革命发展和场景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同时，对革命根据地区域或苏区边区解放区的革命建设革命生活的回忆也是研究当时革命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如温济泽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彦平的《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记事（1935—1948）》（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潘梓年的《新华日报的回忆》（重庆出版社1959年版）、王培元的《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北极书店1941年版）、《左联回忆录》（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孙新元，尚德周的《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活动回忆录》、杨涵的《新四军美术工作回忆录》、陈毅，肖华等的《回忆中央苏区》等提供了许多翔实的考证材料。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具体政治符号的研究
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术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专门就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研究成果。如说要有的话，那只能就中国共产党某一个具体的政治符号研究，如就党旗党徽的论述、标语口号、政治话语、革命文学等。因此，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所需材料，只能从这个时期各类关于中国共产党某单个政治符号研究的成果上来寻求。如韩承鹏的博士论文《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徐纬光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政治话语的范式转换》（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王智慧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博士论文）、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黄可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由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9月推出的军旅史话丛书《军旗史话》、《军事证章史话》、《军歌史话》、《军服史话》、《军衔史话》等这些都算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中的重要部分，但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是专门从政治符号角度来进行理论分析的，只是找出每个具体形态的政治符号产品，然则它们却为各类具体政治符号的研究提供了分析线索。
（四）关于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
索绪尔指出：“符号代表的意义是根据整体社会文化系统而定的。”因此，符号的存在发展离不开其存在的特定文化社会环境，这就决定了符号的社会性、时代性、地域性和大众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研究，更多地依靠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因为政治符号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心理、社会生活和社会背景是政治符号赖以生存的土壤，缺少了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史考察，政治符号研究则成了无源之水。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近年来，关于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的成果著述颇丰。如对大革命时期的群众社会心理的研究、中央苏区及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研究等。孙江的《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对社会史研究作了非常完整的介绍，并给出十分典型的个案。黄金麟的《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徐平，杨廷欣的《军服史话》（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曲士培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云风的《延安大学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等这些都是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变迁的重要学术成果。
（五）关于政治符号传播方面研究的现状分析
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传播，涉及传播主体、传播途径、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这些方面所需的文献资料前面都已叙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里主要分析的就是传播学理论方面以及传播方式传播效果中的一些关于政治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理论，政治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如美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的《政治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谢岳的《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及《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昆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祝基滢的《政治传播学》（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等等这些都是关于政治传播学理论的学术成果。政治符号的传播更主要是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而对于传播途径与效果的结合最重要的理论就是政治社会化理论。在政治社会化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直很多，如美国学者安东尼•奥罗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英国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的《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法国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德国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都是研究政治社会学方面的有益参考文献。社会心理学方面主要介绍米德和他的学生布鲁默，米德一生著作很少，主要在他死后学生整理出版的《理性、自我和社会》一书，堪称是社会心理学的“圣经”，其符号互动理论是社会心理学最有影响的理论，布鲁默的《符号互动主义：观点和方法》对其老师关于符号互动理论的发挥和补充，有自己许多独特的贡献。这两本著作是研究政治符号互动方面的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国内学者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则是一部系统研究孙中山符号传播的著作，该部著作主要运用后现代史学的方法，通过孙中山的符号建构与传播来分析中国国民党进行孙中山崇拜的形式和做法，解析民国时期国家—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出了孙中山符号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象征意义和凝聚功能。
三 研究思路
（一）研究目标
研究的目标通过对政治符号的理论分析，以及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发展历史的梳理，来探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主要类型、基本特征、历史功能、传播路径以及社会影响，从而展现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建设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即从政治符号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研究内容
本书主要分八个部分来进行论述，第一是对政治符号的相关概念进行理论分析。这里主要从符号与政治的关系来进行阐释，由于符号理论涉及了很多学科的内容，如传播学中的符号理论、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文学中的语言语义结构理论、社会学中的象征理论、人类学中的仪式理论、哲学中的语言哲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因而，只能通过对符号理论的总体把握和概括，之后再对政治符号进行理论探讨。第二是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内容进行阶段性分析。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分期一般采用的分期为五四时期、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本书是从建党以后开始进行分期的。由于是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建党前虽然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存有大量的政治符号产品，但并不能就算事实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只有建党后才会产生事实上的政治符号，所以是从建党时期开始的。第三是把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进行分类。主要按照符号学的理论来进行分类，一般都把符号分为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根据这个划分标准，进一步把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分为文字政治符号、声音政治符号、图像政治符号以及象征政治符号等四个类别进行具体阐述。第四是总结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基本特征。对于整个时期政治符号的特征则需高度总结概括，分别从革命性与象征性相结合、多样性与变动性相结合、互动性与灌输性相结合、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等五个方面来进行描述。第五是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历史功能。主要分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所呈现的推进政治社会化、促进政治沟通、加强政治整合、保存历史记忆、引发政治认同以及进行政治动员等历史功能。第六是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传播路径，分别从大众传播、仪式传播、空间传播、生活传播等方面出发，分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几种传播路径。第七是从政治学理论的视角来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社会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积极影响表现为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价值观，争取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消极影响主要是从政治符号的神化与个人崇拜、政治符号模仿与革命的盲动、政治符号的泛滥与革命的教条等进行总结分析。最后就是本书的结束语，主要谈加强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建设的若干思考。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书的重点就是在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传播路径，也是本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传播路径主要分为大众传播、仪式传播、空间传播以及生活传播等方面。政治符号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传播过程，这也是政治符号不断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传播主体如何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到达受众产生其所设想的传播效果，是本书研究的关键所在。在各种不同的传播途径上，大众传媒算是最基本的传播途径，也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而仪式传播、空间传播以及生活传播则成了本文研究的亮点。这种传播方式分析采用了一些后现代史学观点和方法，运用解构主义的视角来进行尝试性探索。
本书研究还有个难点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社会影响方面。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是政党与民众、社会互动的桥梁，是情感维系的纽带，其社会影响程度则反映出政治符号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然则，传播效果一直很难量化，无法统计分析，况且还是一个历史过程。本书对此研究更多地是寻找当时的社会各党派、各界群众的反映，其主要存在于当时的报纸杂志以及各类回忆录上，由于史料的局限，以及当事人主观偏见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研究政治符号的社会影响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如何更加全面地研究政治符号的传播效果成了本书研究的难点。
四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
1.历史的方法
历史的方法，就是做到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达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历史研究在技术上是科学的，在解释上是艺术的，在分析上是客观的，在理解上是主观的，在结构上是逻辑性的系统化的，在外观上是直觉的想象的。[8]对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肯定少不了历史的分析方法，当然，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历史的中心主义，也不单是革命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而是涉及后现代史学的分析视角。许多当时的历史场景更多地需要通过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方法来分析，即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因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历史发展脉络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理清，这样也才能去把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政治符号进行全面分析。因此，本书自此始终都围绕着历史的研究方法，且是与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方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跨学科研究方法
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会涉及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政治符号研究本身就属于跨学科研究范畴，需要在符号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里展开研究。同时，也正是政治符号的深入研究，打破了各个不同学科的界限。因此，本书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涉及了哲学中的语言哲学理论、语言学中的语义结构理论、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传播学中符号传播理论、人类学中的仪式象征理论、历史学中的后现代史学的方法理论以及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等不同学科的理论探源。
3.归纳法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研究，一直是很零散的，如对于文字政治符号、图像政治符号、声音政治符号、象征政治符号等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各种分散的个体，甚至是零散且杂乱无章的。其实对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分类就是一次很好的归纳。此外，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同分期里的政治符号形式也存在诸多差异，甚至完全相反，这些都需要不断反复地进行归纳分析。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少不了归纳推理的过程。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从这些杂乱无章的政治符号个体中寻找到其共同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归纳推理来总结概括。
4.文献分析的方法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之研究，肯定要涉及很多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来进行取舍和充分利用是一项少不了的工作。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合理科学运用是保证研究成果正确客观的基础，没有通过资料的分析，没有资料的正确运用就会得出错误的历史结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必须要通过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如领导人的文集、选集、文选、讲话、回忆录、年谱等，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当时留下来的报纸杂志图书传单等历史资料，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名人访谈回忆日记等，以及各类描述当时历史社会文化生活的各类文献资料等等，这些历史文献资料必须要经过不断的分析整理，最后再进行取舍，以达到充分科学地运用这些历史资料。因而，资料的分析方法是本书写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分析方法。
（二）创新之处
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还不多见。把中国共产党各类政治符号作整体系统研究，算是一个尝试。因此，如何从中国共产党各类零散的具体政治符号研究中找出其共同特征，作规律性把握，使得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本文创新之处。同时，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传播路径应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通过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进行分析，从仪式传播、空间传播和生活传播等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传播途径，算是一个新的探索，这应是研究视角上的一次新尝试。
[1]李幼蒸：《历史符号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2]参见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3]参见萧延中《中国传统“圣王”崇拜的生产逻辑：一个政治符号学取向的分析》，载于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4]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5]同上书，第14页。
[6]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页。
[7]彭怀恩：《政治学方法论》，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05页。
[8]参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