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
逄增玉
（中国传媒大学）
一 中心与边缘
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的现代文学史结构序列里是没有香港、台湾和沦陷区文学的，80年代以后，沦陷区文学逐渐进入文学史，港台文学开始被写史者作为附录或章节纳入其中。现在，不少文学史已经把它们作为基本的文学史现象和述史结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予以轻重不同的史学描述。这是可取和可喜的。
但问题依然存在。就港台文学而言，在目前所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它们虽然进入视野成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但总体上给人一种“两张皮”现象，即它们是作为以大陆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皮”的“副皮”出现于文学史结构中，是现代文学史结构的补充部分，或为了使文学史结构的总体全面性和完整性而被召唤进来的“附录”性质的存在，是配角和配菜，甚至只是一种调味剂和调色剂。它们与作为主体的大陆文学之间，缺乏一种史学结构和叙述中的血肉相连和融合融入感，换言之，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者和写本，在叙述大陆的文学事实和现象时，都基本具有自己的文学史观念和视野，由此而来的史学理论与写作模式和述史模式，并将整个文学史纳入自己的史学观念与理论体系中，形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和联系性的整体与结构。
相形之下，对港台文学安置和处理的“配角性”和“调剂性”，使其显得外在于文学史，游离于文学史的内在统一性和整体性，没有成为文学史装置、结构和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写作者的史学观念、理论和方法构成的装置没有把这一部分文学有机融合和纳入统一性和整体性的文学史中。这就使得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中的港台文学显得尴尬：不纳入其中不妥，纳入其中又无法避免硬性嵌入和外挂的游离性乃至装饰性，如何解决内溶性、有机性成为难以跨越的门槛。
这的确具有挑战性和难度。而这种难度是由港台文学所处的特殊环境、生态及由此带来的文学面貌与维度决定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内地的现代文学诞生和发展的时期，台湾几乎一直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1894—1945）。长期的殖民统治、皇民化教育、殖民意识形态统制、汉语的边缘化和非主流化，使得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作家能够流利使用中文进行写作者寥寥。殖民主义环境和压迫，使台湾与大陆在政治、文化上基本隔绝，成为一度脱离了母体的存在，因此中国的五四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30年代左翼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四十年代多元政治区域内的文学，对台湾基本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虽然台湾也有现代文学的历史，20年代杨逵以日文写作的小说《送报夫》，是表达台湾人民生活困苦和精神屈辱的小说，30年代左翼作家胡风在他编辑出版的专门收录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小说集《山灵》中也收录了此篇小说，但是，这类文学有两个问题：第一，数量比较少乃至非常少，难以构成一种文学现象，并且与中国内地文学缺乏精神的联系和沟通；第二，是以日文而非汉语写作的，尽管作者是中国台湾人、小说写的是殖民地里中国人的屈辱生活。这就带来一个棘手的难以处理的矛盾：这种非汉语写作的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主旨和主脉构不成内在与外在的联系，从大中国区域概念上，虽然可以将其纳入中国文学，但由于其语言表达形式的特异性，日本方面也可以将其纳入日本的海外殖民文学范畴。一种文学被两个国家特定时代的文学史接纳，即精神属于母体中国而形式和语言属于他国，又是在当时属于殖民与反殖民尖锐对立的两个国家，这种现象对整体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理论都带来挑战。
1945年台湾光复、彻底摆脱殖民统治后，才回到中国怀抱，但由于殖民统治的漫长和中文的荒疏，台湾作家需要经过一段母语文字的修习才能接续上文化与文学的血缘血脉，台湾现代文学自此肇始，但真正生根发芽尚需时日。而不久开始的国共内战和国民党败退台湾，台湾与大陆又分属于严重政治、军事和文化对立的时期，台湾有汉语写作的现代文学在一种与大陆完全对峙的环境中独立成长和发展，除了以反共文学为代表的官方文学在意识形态诉求、政治化思维和表达方式与大陆此时的红色经典和革命历史叙事具有惊人的同一性外，其余文学类则与大陆分道扬镳。这样的文学如何整合、纳入文学史，则是当代文学史需要解决的问题。
香港文学则是另一番情形和面貌。1841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后，港英当局虽然不像后来统治台湾和东北的日本殖民者那样制定完整的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新闻、文化、教育、文学的统治政策，或者说，作为工业革命和世界现代化肇始者之一的老牌殖民者，大英帝国在它占领的广大的殖民地地区和国家，虽然也在语言和教育上推行殖民化，培植殖民地意识，但是没有实施系统的殖民思想统制，殖民性和现代性兼而有之的特点，[1]使得港英殖民当局一方面通过教育与媒体加强和提升英语地位使之成为官方和公共语言，培植殖民地意识，一方面允许文言和古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通俗报章和文学及民间的汉语与粤语使用和存在，一方面相对宽容地允许思想言论和公共空间的自由存在。英语的教育和流行使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商业经济文化在香港占据主体，香港成为大英帝国世界殖民体系的一部分。文言和古代思想文化通过教育和传媒体系在香港的“中国文化正宗”地位，不只是如论者指出的殖民者将殖民意识和中国传统中的封建主义意识兼收并蓄、混合搅拌，以强化和达到对殖民统治的顺民和服从意识，为殖民统治及其意识形态建构提供本土资源，同时，文言和国学的存在、坚守与倡导，在更深的意义上，也是对抗殖民统治和意识、保留中国性与本土性的有效方式，在整体的殖民环境中保存固有文化和语言，在所有第三世界被殖民国家中都具有历史、文化和精神的重大价值和重要意义。但是，香港的文言和古代思想文化的坚守与在香港文化中的地位，在殖民环境中意义重大，却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趋向相悖逆，使得香港没有与接壤的内地新文化和新文学同步同风、共鸣共振。
当然，香港并不是没有新文学的因素与潜流。五四之风在香港没有引起阵风，却送去一缕清风。五四以后陆续有内地作家和文人到香港任教、讲演，新的报纸杂志在香港的出现，特别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至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以前、1945年至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有规模颇大的代表大陆新文学和革命文学主流的作家诗人、文化人士避难于香港，利用香港比较自由宽松的舆论和文化环境，办教育和刊物，从事创作与批评，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成为香港文学史重要的南来作家群，也使得战乱时代的香港一度成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化外的中心。虽然南来作家与活动对香港文学史的影响和作用，是雨过地皮湿，还是润物细无声，有不同认识和评价，但无论如何，既是殖民环境又是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的特点，造就了香港文学史上的南来作家现象，而南来作家文人的整体文学活动及其创作，又难免不带有环境的因素。新文学、进步或革命文学与批评在香港的活动与成就，一方面不可能不对香港文学产生内在影响，尽管殖民环境、商业环境和香港大众对新文化与文学存在隔膜，使新文学的影响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香港文学，还需史料与理论的爬梳与建树，另一方面，恰恰是香港的自由与安稳的环境内在影响了南来作家的写作与活动，如萧红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写的是记忆中的童年和遥远的东北，那些风俗画般的场面和诗意记忆具有的宁静与温馨，与香港提供给萧红的暂时的安稳、不受干扰和宁静自由的环境存在内在的衔接和联系，放松和不受干扰的自由心态决定了小说的格调与情调；茅盾的《腐蚀》也是在重庆与故人相遇、对环境和政治压抑的忧烦、为摆脱这一切而来到香港后，才得以自由地想象、抒发和批判。包括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为代表的代表中共文艺政策和思想的刊物作家、理论家和文化人集团，他们之对中共文艺思想的阐释和对沈从文、对自由主义文学的激烈乃至过火的批判，也是利用了香港这块融殖民地与自由空间构筑的文学场，方可以尽呈党派批评之大观。一种对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进行总结和清算、为新中国文学扬鞭开路奠定风向和走向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学批评，若在同质的解放区则不可能如此张扬，一是1942年整风后解放区文学基本解决了文学的归属与功能的统一性问题，二是时当战争环境无暇意气风发地辩驳批判，三是解放区的政治环境若如此锋芒毕露地斥责批判解放区以外的文学，会有碍于统一战线和革命夺权大业的步履。若放在国统区也有不便和不能，因为内战后期中共及其媒体撤离国统区，没有发言的渠道和媒体，而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政权的文化管制既可能会使激烈者丧失性命（闻一多事件），也会限制或制止这类所谓“反动言论”。只有香港的环境才可以使他们自由畅快地党同伐异、指点中国文学的江山并预制共和国文学的走向、色调（红色）和品貌。而香港这块殖民地飞地和自由空间却是可以代表解放区文化文学对国统区文学进行批判指点的最佳文学场，其发言可以面对和传播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和整个中国内地，不受任何限制。从传播学角度看，传播者如若将自己的声音和思想传播出去达到传播效果，传播媒介（环境）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中共文人集团通过批评和批判对新文学的臧否抑扬，本质上无师自通地利用和寻找到最佳的传播媒介与环境。利用殖民地环境提供的自由言说的文学场和传播环境，对党派化和非自由的文艺政策与思想进行自由的宣扬，宣示党派化和不自由的文艺政策、思想和文学的历史性胜利及其必然性，同时自由地对自由主义、人性主义、非阶级斗争文学批判否定和宣判死刑，自由地宣判在自由场地之外政治与文学的乃至自由本身的反动与死刑，这是香港这块殖民地、自由港和文学场发生的最有意味的事件，而这样的环境与事件其实深在地辐射和影响到40年代中国文学和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文学。从这个角度看香港两次南来作家集团的活动，不仅于香港文学有内在影响和意义，于大陆现代文学亦有深远的影响，它不是大雁飞过不留痕迹，而是在两度降落的栖息地留下清晰的印痕并辐射和影响到外部的文学。那么，如何将香港文学、将南来作家的活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内在有机地衔接融会，同样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类似的现象还存在于大陆的沦陷区文学。1949—1979年，大陆的现代文学史是不涉及沦陷区文学的。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禁区的打破，沦陷区文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并一度兴盛。其中，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从资料收集、编排到研究，在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取得不凡的成果。东北沦陷区文学不仅是“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东北光复的八年，也包括1905年日俄战争后大连等南满地区沦陷后的时期，共有14年。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华中和华东地区，也都有沦陷被占的殖民地时期。现在，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研究的深入，人民一般不再简单指责沦陷区文学是汉奸文学，不用简单的政治善恶判断文学的是非。当然，在这样的殖民环境下，确实有落水文人和汉奸作家，有汉奸文学的存在并表面上居于主流。但是，沦陷区文化、文学、文人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有属于殖民者海外殖民地的日语文学，有中国人用汉语写作的文学——包括汉奸文学、附逆文学、表达曲折抵抗意识的文学、既不附逆也不反抗的文学、娱乐消遣为旨归的通俗文学。作家也是这样，有的堕落为汉奸文人，有的坚持民族立场，也有整体上抗拒附逆但在高压下一度表面拥戴所谓大东亚文学国策，算是偶尔失足。即便是沦落的汉奸作家，其作品也并非都宣扬“东亚共荣”和法西斯政策，如周作人。一些作家在政治上屈服于殖民者或在伪政府任职，如纪果庵、文载道等，但其文学写作却是地道的中国立场和中国文化血脉，其历史文化散文的成就是不低的，北平、南京和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文写作的历史承传和文类创新，是有文学史价值的。还有，以往曾经以是否表达抵抗来区分沦陷区文学是否汉奸文学的价值域。其实随着沦陷区的日益严酷和时间后延，真正公开或曲折表达抵抗意识的文学区域缩减，而那些既非附逆也非反抗的、表达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和日常生活的文学，也自有其价值。这就涉及一个对沦陷区整体认识和评价的问题：是否承认沦陷区在压迫和抵抗的两极之外还存在日常生活？沦陷区人民在政治高压下的屈辱的日常生活是否也有表现的价值？是否可以跳出简单的善恶对立两极的视野和框架去认识和评价沦陷区生活与文学？沦陷区文学如何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纳入多少、如何解释和评价？作为因政治带来的边缘文学，它们与中心的关系该如何构建和省查？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和中心如何处理与这种边缘文学的关系？如何进行有机整合？
一个真正中国概念和范畴的现代文学史，是应该包含港台和沦陷区文学的。可问题和难题是如何包含与整合。这些总体上属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殖民环境中的文学，与总体上属于启蒙、救亡、革命、翻身、解放的文学，在取向和流向上存在不合流、不合拍的价值对立关系乃至矛盾关系。但是，既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中国，出现和存在过殖民环境中的文学，殖民主义控制和统治下的文学，那么，就应该把它们容纳进去，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环境中抵抗殖民与封建主义的启蒙、救亡、革命、翻身、解放文学主潮中，一度陷于殖民环境中的殖民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应该纳入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文学叙事中，而殖民文学叙事也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组成部分。为此，需要在文学史写作的框架、结构和文学史理论中，安置和处理好殖民文学的位置，找到一种装置进行解释和受纳。如果解释和处理好了，就会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学视野、价值和理论做出贡献。
二 价值论与历史观
类似的现象和问题还广泛地存在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结构中，如果说港台文学入史是填补空缺、是应该入史但存在如何纳入其中融通无碍的问题，那么现代文学史还面对着对一些文学现象和存在可否入史、对入史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如何评价与认识、如何正确地恒定其文学史价值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文学史结构、模式和坐标如何设立和确定的问题，又都在根本上涉及文学史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
从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主要受政治价值的控制和主导，文学史价值论主要来自和受控于单一的政治价值论，即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确定和派生文学史价值，以此为标准来认识和评价现代文学从思潮流派到作家作品的所有问题，凡认为符合这种价值的就入史并受到重视和高度评价，反之则或舍弃遮蔽，或予以批判性的略写。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美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其中的历史主要由政治史、党史为标准，而美学及艺术则以此为准则。不过建国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60年代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二册），还难能可贵地尽量保留文学史的丰富性，而有些文学史则把现代文学史写成新民主主义文学史、革命文学史或左翼文学史，以至于入选的文学现象和作家越来越少，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离开所谓“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不过改革开放前的几乎所有文学史都遮蔽了沈从文、张爱玲、无名氏、徐
等作家和其他一些值得入史的文学现象。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历史的反思，以一元政治价值论为旨归和准绳的文学史价值观受到冲击和逐渐摒弃，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念的倡导，现代文学大师座次和地位的重新认定与书写实践，民国文学史的提出和认识，现代性和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的讨论与写作实践，都导致了对文学史的重新发现和书写。在文学史价值变化带来的反思与书写中，一些以往被遮蔽不见的自由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等文学现象和文学史存在，都被“浮出历史地表”，进行了重新评价且评价越来越高。反之，过去作为主流的左翼文学，不论是茅盾这样的文学大师及其作品还是一般的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则在90年代出现了边缘化态势。这是历史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在文学史领域出现的又一有意味的现象。
不过，即使在思想解放和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如何面对历史及历史的真实、如何处理政治价值与历史价值的涉及文学史观的问题上，仍然落后于史学界的研究和认识。史学界对民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政策的史料发掘和认识评价，越来越具有历史主义态度，比如对20世纪30年代至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实施的成效、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态度、准备和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等，都有影响重大的研究和成果。在史学研究的促动和影响下，90年代后现代文学界对30年代的右翼文学、国民党的文化文学政策、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战的文学，都陆续有成果出现，其中秦弓、长大明等学者在此方面用力甚多，成绩不凡。但是在总体上，此类研究还有待于深化，并凝聚于文学史。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个是受左翼和鲁迅言论的影响，认为左翼文学是唯一有成绩的文学，是“他们”即政府和右翼文学所不及的，而由此认为右翼文学、正面反映抗战的文学没有多少文学价值，故而不入法眼，不进视野，摒弃于史。二是没有根本摆脱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意识，在政治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恒定和取舍方面还存在惯性思维。记得过去有现代文学史连苏区的歌谣和宣传化的速成文学都纳入篇章，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的《红的日记》都入史进篇，现在讲左翼文学时蒋光慈的极其幼稚的作品还被高度肯定，这就是政治化文学史意识的流露，政治价值大于文学史价值的表现。
当然，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政治、革命、抗战救亡、斗争解放是压倒一切的历史主潮，政治价值、党史模式本身也是历史价值的一部分，历史价值不能简单地摒弃政治价值，就像不能简单地以政治化的革命文学史遮蔽沈从文、张爱玲等自由主义作家一样，同样，也不能对在文学史中确实存在过的左翼的革命的文学现象完全颠倒过来、视而不见或刻意边缘化和漠视化。在这里，我们应该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多层次历史观和模式，建立开放而符合历史实际的多元价值观体系和视域。在这样的文学史价值体系中，首先，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原则，凡是在历史上出现和发生过的、产生过影响的、由不同价值观生发和导控的思想与精神现象，都可以作为历史和文学史结构的一环进入视野和结构体系；其次，以历史真实性原则、以文学如何面对和反映历史真实，作为重要尺度衡量文学现象和作品的历史与美学价值，文学史是史学之一种，必须要有史学的品格，必须坚持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统一和真善美统一的原则，没有历史之真和总体上受此影响的文学之真，没有在此基础上的善（价值）和美（艺术），就没有文学史价值。在这里，历史之真与善的价值观，必须坚持历史时期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结合的原则，一定历史时段的历史善恶和道德善恶与长时段、大历史观中善恶审视相结合的原则、历史认识与当代立场的结合原则；要有大历史观和由此而来的大道德观（大善）与审美观；第三，与此相关，具体语境中的政治、历史、阶级、党派立场及其美学原则与超越性的人类学原则、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普世价值及其美学原则，都应该纳入文学现象和作品的评价标准，并由此作为构建文学史价值论的基础之一，并适当引入世界文学史的参照体系和价值，以此更精准和全面地审视文学史视野与价值论。第四，文学品格和审美价值。
从这样的文学史价值论出发来构建文学史体系，就会使文学史更具有全面性、科学性、客观性、包容性。例如，作为现代文学主潮之一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化和文学，以及贯穿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的启蒙主义文学，具有自己的不能替代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中共的政治革命和夺权的历史行为及其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也是现代中国社会基础上必然滋生的文学现象，具有历史阶段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是历史和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层次的文学史中显然自有其不能抹杀和漠视的地位；同样，作为执政的国民党掌控的政府文学（“右翼文学”？），表现国民党正面抗战的文学，也是一定时期和阶段的历史存在物，在长时段的大历史观中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也不应被遮蔽贬斥和淡出历史视野，当然更不消说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政治现实主义之外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代性文学，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受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去也有这种“主潮”或“主流”思维，容易制定或认定某种文学是主潮。其实主潮是由各种分潮流构成的，正像大江大河是由众多小河溪流、中河中流汇成的一样。在文学史的认识论、价值论和结构模式中，主潮思维一定要摆脱单一性，主潮主流是与分潮、多潮和支流同在共融的，或者说，一定是多层次、多渠道和包容性的。科学的态度是不论左翼、右翼还是中间状态的文学，不论主流还是支流、中心还是边缘的文学，只从历史的视野、文学的角度、文学史脉络和价值的角度作为选择恒定的标准。
同样，从这样的文学史价值论和层次论的角度，对以往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其地位、价值的评价恐怕就要有所变化了。像茅盾这样的作家，以往在文学史上是列入专章的、与鲁迅、郭沫若并列的，是中国新文学继鲁迅、郭沫若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但90年代后，在中国文学重排大师位次的反思性评价中，被若干论者贬抑为高级政治文件的文学对应者和反映者，其创作不过是高级的社会政治文件。其实若从包含多元政治与文化价值的多层次文学史观来看，茅盾是革命文学的终结者和左翼文学的开创者与集大成者，其以文学配合和反映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社会分析式的写作，恰恰是左翼文学提倡和标榜的成功范例，连鲁迅都如此认为，是追求政治化写作的左翼文学的特点（并非优点），是左翼的政治化文学，也是对晚清梁启超呼吁的政治小说的遥远的呼应，茅盾创作的所有优缺点，都与自觉追求政治化文学写作有关。其二，茅盾小说的主流是政治化文学，但也并非都如此，他的《水藻行》、《创造》、《小巫》等小说，体现出非政治化的人性探索的取向。当然，就主体而言，茅盾小说开创了以配合和反映政治与意识形态为旨归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政治化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土壤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激变，也影响和启示了后来的当代文学、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学政治化倾向与类型，如红色经典和浩然等人的小说。从晚清到当代，政治化文学是一条发展存在的流脉。第三，这种政治化文学的思维方式、写作模式的正面与负面的价值，特别是对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削弱及由此带来的艺术魅力和价值的缺失，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加以梳理和阐述，如实指出其得失。这样，从比较大的历史观和文学史视野看待茅盾，就会对其创作的积极与消极的意义和影响有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和评价。
以作为文学史价值观构成要素之一的历史真实性原则与文学真实相统一的原则进入文学史、衡量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会为文学史写作带来新的认识。比如抗战文学中沙汀的暴露国统区黑暗的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艾芜的《纺车复活的时候》、《秋收》和曹禺的《蜕变》等作品，都涉及文学如何面对历史、史家如何认识和评价的问题。沙汀的小说以讽刺笔法揭露了国统区在抗战时期抓壮丁的闹剧，“抓壮丁”也由此成为现当代文学和戏剧影视的一个不绝的题材。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和卫国战争中，作为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在兵源问题上确实存在某些黑暗、腐败之现象，特别是地方政权和乡绅阶层，更是如此。刚刚脱离封建统治、进入民国不久的地方政权，又特别是四川这样一个袍哥和黑社会历史悠久之地，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政权和社会，存在大量腐朽阴暗现象，是极其常见的。沙汀全部小说的主题，重在揭露四川社会的黑暗王国性质，此篇小说也是这个系列中的一环。然而，由于左翼作家的政治倾向与选择，沙汀在抗战初期写解放区时是一片赞扬，如报告文学《记贺龙》，而对抗战爆发后四川人民为保家卫国、为打国仗而踊跃参军的事迹，甚至妻子送丈夫、老父送儿子的感人场面和事实，有意遮蔽和不见。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牺牲最大、贡献最多，正面战场抗敌和牺牲的四川籍将士达数百万之多，即便在抗战中后期的艰苦时刻，大后方也还有数十万热血青年、特别是学生踊跃参军成为勇敢的抗战军人的。对于这种历史的主流存在，沙汀一类作家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而有意遮蔽和不见，反而故意选取兵役制度的黑暗面进行描写和讽刺，这一方面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任何时候作家都有权力选取自己熟悉的题材和现象予以描写，文学可以是个别的和另类的，作为抗战时期暴露黑暗的讽刺小说，沙汀的此篇小说和此后的长篇小说都有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但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史家的眼光看到这类文学的有意的贬抑性和遮蔽性，看到这类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面对更广大的历史真实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由于文学的形象性和影响性，这类小说比党史和宣传教科书更具有被广大接受者误以为的“正史”性和真实性影响历史认识，这样的文学同“伪史”一样具有很大的伪造历史的历史欺骗性。同样，对艾芜小说《秋收》、《纺车复活的时候》等表现抗战时期政府军队与人民关系的良好、对曹禺戏剧表现国统区医院和社会蜕变新生的描写，也应该予以非意识形态的、历史真实性的审视和评价，因为他们均反映了抗战初期真实的社会生活现实，具有历史真实的底子，摆脱由过去的单一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价值观对这类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或漠视或负面的评价。
将人性论、普世价值引入多层次文学史观念和模式，也会给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评价带来符合历史实际与文学审美价值的认识。即以40年代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题材文学而论，过去几乎所有大陆出版的文学史都对其予以很高评价，现在按照我们构建的文学史价值观和认识论，一方面应该如实对土地改革文学的文学史贡献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它们提供了延安文艺整风后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变化、作家与生活结合表现历史运动的积极努力和实践，提供了新的历史画面和生活人物；另一方面，又要联系土地改革运动中过火过左的政策和行为一度给土改造成的干扰和过度使用暴力等历史实际，从扎实的史料研究和人性普世价值出发，如实指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符合政治正确，对农村真实阶级关系的颠倒、歪曲和伪造，以及对阶级斗争的非人性强调和对暴力与人身侮辱的赞扬，以及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阶级论和人性论混杂的方式对地主、地主老婆行为描写的真实性，指出丁玲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努力以符合《讲话》要求的文艺观配合政治与政策的心态，又在写作实践中面对真实历史境况中非阶级斗争模式感到的困惑，小说实际上流露和表现出丁玲的这种矛盾和困惑心态，这导致小说的意图、主题、诉求和艺术呈现出有意味的纠结和复杂状态。解放区土改文学以及其他种类文学，并非像以往文学史描述的那样是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图式化和坐实化，而是外表单纯中包含着复杂的历史与文学的矛盾和困惑。
而对同时段的世界文学的价值观、艺术成就作为参照标准引入文学史，也会给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有益的视角，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观和艺术性的缺失与不足，有更清醒的认识。例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肇始者之一的鲁迅以及很多作家都认为俄国社会与中国相似，因而俄国文学是我们的朋友，俄罗斯文学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予20世纪中国文学以极大影响，中国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50及60年代的共和国文学，来自俄国和苏联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创作思潮和方法，都浸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血脉中。但是，相似的历史境遇和社会条件，既使得俄苏与中国的20世纪文学存在精神血缘的联系和相似，但又存在极显著的差距，在思想深度、人性探寻、宗教精神、艺术价值等方面，20世纪俄苏文学都取得震惊世界的、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大师和文学，即便是呼号革命、讴歌理想、书写革命和社会主义英雄的文学，他们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的文学成就是同时代的中国文学难以企及的；即便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他们也有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作家；不论是写内战的革命文学还是写二战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不论是白银时代的勃洛克、叶赛宁、普宁还是横跨两个时代的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不论是像屠格涅夫一样描写大自然的普里什文还是继承俄罗斯讽刺文学传统的布尔加科夫，不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文艺理论，20世纪俄苏文学都有影响世界的大师和成果，其文学表达的历史深度、人性深度、精神深度、宗教深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发展的历史时间有限，两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和背景有很大不同，成就的大小不宜简单比较，不过，却可以拿来作为参照，知道我们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战争文学、社会主义时代的红色经典文学等在真正的文学性上存在哪些缺失。
用人性的、普世价值的和世界性眼光反思和探寻，会对现代文学史的很多现象和问题产生新的发现和认识，包括对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化文学思潮。而用如上所述的大时段、多层次的文学史价值观去考察文学史，把顶层（中心）、中层（中流）、下层（边缘），或者是三者各为圆心互相重叠、套叠、交叉的三重圆式的文学现象和历史予以合理的建构，成为多层次、多元价值、多时段交叉融合的文学史，相信会使文学史写作及其结构模式更加开放、动态、包容和符合历史的原生态。
三 历史与逻辑
文学史写作同所有的历史写作一样，在深层次里存在着若干矛盾和困惑，几乎同人类认识中的二律背反一样，是先天就存在又需要解决、却又无法彻底解决的，是人类认识和思想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作为历史不太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样存在这些必须正视和处理的矛盾和问题。
矛盾之一，是主流与支流、大家与小家（过程）、经典与非经典的关系。因为现代文学史的时间只有短短三十年，又没有取得超越古今中外的世界一流成就，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文学史难免出现越写越薄的问题。一些被认为不太重要、经典、主流的文学现象和作品越来越被边缘化和遮蔽于历史地表，文学史有越来越经典化的趋势。但是，一本经典化、主流化、大家化的文学史，是否还是历史，换言之是否还具有历史品格，是值得商榷和怀疑的。在总体上难免越来越薄、经典作家越来越少的现代文学史，如何处理好主流与支流、大家与小家（过程）、经典与非经典的关系，是文学史写作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光有主流、大家和经典的文学史是只有树干没有枝叶的树木，难以显现树木和森林的生机勃勃的面貌，可枝叶太多又会遮蔽了主干的躯体，故而必须适当削减、剪伐枝叶。问题是如何修剪、剪伐多少才适度和合理，比例和篇幅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和处理的。同样，经典可以代表非经典表现文学的主潮和面貌，可又不能完全代表，主流、经典和支流非经典的关系，既可能在历史的原生态中是一种容易辨认或不易辨认的状貌，又涉及写史者的历史眼光和史才——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写作论等。
之二，是与上述问题关联的现象和本质、规律和非规律、历史与逻辑的矛盾。文学史认识和写作的一个永恒的困惑是：文学写作和作品、文学现象是感性和随机性的，作家灵感和情感、形象思维的运行是无规律的，历史的原生态也是繁复、多样、偶然与必然交互掺杂的，但是文学史写作又必须对林林总总的文学史现象、对情感化和形象思维演绎出的文学作品进行必要的抽象、取舍和剪伐，以找出或建构文学史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性、规律性和逻辑性，对情感与形象的、基本无规律的文学现象进行本质化、规律化和逻辑化的取舍组合和建构规律，是对历史也是对智力的巨大挑战，同时，这也是文学史和历史写作的永恒动力——这种现象的存在才会导致文学史不断地需要重写，导致江山代有写史者、各领风骚若干年却没有永恒不变的文学史和终极文学史。对情感化、随机性和动态性的现象和作品抽象与逻辑化不管如何科学和“客观”，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主观化和叙事化的，文学是叙事，文学史和历史也是一种叙事，所谓历史的规律归根到底还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认识的总结。当然，这样说并非认为历史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和历史是虚无主义的，面对历史只能束手无策和虚无主义化，而是意在说明本质和现象、历史和逻辑并非总是一致的，甚至文学未必是有本质的，文学史写作和历史写作一样需要处理好历史与逻辑的关系，既要对历史的原生态和丰富性予以尊重，又不可能将历史的原生态完全无误地呈现，只能根据主体的价值观和立场进行必要的逻辑建构、规律发现和组合，文学史和历史只能是历史原生态基础上的次生态形态。这就提醒我们，需要从认识论解决文学史与历史写作的矛盾性存在，需要处理和解决好现象、历史与本质、规律和逻辑的关系问题，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合理地、阶段有效性地进行规律和逻辑的发现、总结与建构，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需要认识到规律与逻辑的建构性与叙事性，即每种对历史规律与逻辑的抽象与总结，都带有很强的主体性、主观性和当代性，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历史认识与当代评价的统一。因为是当代的和主观的，所以可能是相对客观和科学的，而非完全是历史的原貌和完全的客观，也不是终极认识，未来一定会被扬弃和超越。任何文学史和历史写作只能完成阶段的当代的任务。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文学史写作中，历史与逻辑不一致之处应该是不少的。遇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我认为应该尽量呈现现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尊重历史，少些人为的“本质”发现和逻辑抽象。历史是永远存在的，而逻辑和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能从逻辑和抽象出发任意宰割历史、让历史服从逻辑。过于本质化、理论化和逻辑化的文学史，既有违于历史又很快会被历史扬弃。
之三，与历史和逻辑的辩证关系相连，在文学史写作中，还面临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如何处理个体作家与整体历史的发展进化关系？就单个成功作家的创作而言，大致是有一个进化或进步或成长过程，有起点（初期和起步期）、高峰（中期和成熟期）和衰落（低谷期和后期），呈现出动态的、进化论式的创作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在大多数作家身上是存在的。当然也有例外，有的作家出手即成熟、处女作就是代表作和巅峰之作，此后的写作呈现水平递减和下降的过程，一生的写作都未能超过处女作和代表作，如苏联的肖洛霍夫，二十几岁开始写作《静静的顿河》，此后写作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一个人的遭遇》等，都未能超过年轻时代的巨作。还有的作家，在初期写作之后，看似不断进化发展直至达到高峰，但当时被认为的高峰实际上是“假高峰”或非高峰，或当时认为是高峰而后人不予承认，或后人有人承认有人不承认，比如茅盾的《子夜》。此外，曾经在现代文学史写作中一度盛行的现代作家政治进步、革命后创作水平下降、艺术审美下降、民主革命时代创作达到高峰而1949年后普遍下降的现象，该如何认识、评价和解释？樊骏先生生前对“何其芳”现象曾有不同于时论的认识，在2007年我去拜访他时还问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自己是不同意对何其芳和现代作家这种“前高后低”现象的命名和评价的，不认为是一种规律和普遍现象，反而可能是一种认识和视角的偏颇造成的“伪现象”、“伪规律”和以偏概全的“宏论”。总之，个体作家的创作个性、水平和历程差异很大，文学本来就是个性的个体的，但就大致而言，多数作家还是存在由低到高的发展进化的过程的。在认识和评价作家创作时，不宜完全否认这一规律性现象。
同时，按诸于现代文学史，比如有些文类如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五四及20年代整体上确实不如30年代，从现代到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从创作方法到内容和形式确实在进步发展。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由于基本上是在悖逆传统、吸取外来资源基础上创制的、从文类、内容、语言、形式都属于创新的新文学，所以缺失存在诞生、发展、进步、成熟的过程。这一点也是客观事实和不容否认的。
但是，在文学史写作中，完全用进化论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作为基本理论和架构，也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从晚清开始，近现代中国出于救亡救国、启蒙革命等历史目的和宏大任务，在唯西学是上的社会大潮中，把进化论作为历史和道德之善、作为工具和目的引入中国，并成为一种影响深远而普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进化论那种价值与时间轴线和历史目的同步、不断发展进步的思想观念，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成为理论与方法，发展进步观与价值后延观成为认识历史与评价作家作品和文类的不二法门。80年代后，人们认识到这种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与时间同质的线性发展和进步理念，在文学史写作和应用中的局限和弊端，开始逐步舍弃进化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90年代以后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很少再用此种观念和方法作为尺度与标准。
问题与矛盾又随之出现：舍弃整体的进化论文学史观与模式，是必要的，可具体作家创作和具体文类又实际存在进步发展的趋势，存在与时间和政治同质的现象，这种现象和矛盾对于当下的文学史写作，又是一个不好解决和处理好的“二律背反”式的难题。进化论价值观与历史观确实给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带来塞不进历史、难以对位、强行宰制切割的舛错和局限，但进化论又存在合理内核、存在于历史和文学对应的一面。进化论与文学史写作的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面临的重要挑战和必须妥善解决的价值理论和方法论的“艰难的选择”。而这个矛盾处理解决的得失，将影响到文学史的基本面貌、格局和水平，影响到历史认识、建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1]［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及其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7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