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加剧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变得日益严重,尤其表现在政治精英层和由政治精英组成的国会之中。在政治精英层,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程度被认为比以往半个世纪的任何时候都高。[2]在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中后期,两党国会议员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垒强度有所缓解,主要是由于强调妥协和两党合作的保守党人在2006年和2008年两次选举中当选人数大量增加,其所占议席数量翻了一番。然而,在奥巴马总统执政之后,国会议员的政治极化现象加剧了。
国会中的政治极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会议员个人投票行为发生了极化。根据包括“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和“美国保守联盟”在内的多个非政府组织对国会议员记名投票结果的打分评估,国会议员个人的政治立场变得越来越极端,表现为他们越来越稳定地要么站在自由派立场上,要么站在保守派立场上进行投票,为特定的利益集团代言,而站在中间立场的温和派国会议员人数日益减少。二是民主与共和两党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对垒日益明显,两党议员基本上分别是由左翼自由派人士和右翼保守派人士组成的,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期比较常见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在2005年之后变得非常罕见。两个突出的例证是,在奥巴马任期的头两年中推动的医保改革法案,以及有关政府债务和预算的法案上,国会议员的投票基本上都是根据党派划界的。
2010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第112届国会中议员的政治立场分布与第111届国会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民主和共和两党人士,其政治立场分布分别向左和向右偏移,持中间立场的议员大幅度减少。在民主党阵营中,保守民主党议员损失惨重,绝大部分保守民主党新人未能当选,由保守民主党议员组成的“蓝狗联盟”在此次中期选举中损失过半,其人数从54人减少到26人。相比之下,自由派民主党人组成的“国会进步连线”基本上没有损失席位,保持了80人以上的规模,这就使得自由派民主党人在民主党议员中的比例显著增大。在共和党阵营中,持自由放任立场的茶党运动不仅导致数名持温和立场的共和党议员落选,而且迫使包括麦凯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候选人也向更加保守的政治立场转移,偏离了温和共和党人的基本立场。
此外,在公众中,虽然许多人在一些政策议题上显示出极端立场,尤其是在堕胎和同性婚姻等问题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立场属于极左派或极右派,但总体上讲,不存在显著的立场极化现象。不过,如果仅仅考察那些政治上活跃、政治信息灵通的公众,就会发现在具体政治议题上存在明显的政治极化现象,而正是这部分公众构成了美国政治的重要基础。[3]美国政治极化的一个突出例证是,在社会运动沉寂了50多年之后,右翼和左翼的社会运动先后出现,并在一段时期并存。这一情况更清楚地反映出在美国公众中也出现了政治极化。
撇开国会和民众中政治极化的直接原因,从根本上讲,政治极化是社会矛盾加剧的结果。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加剧,贫富鸿沟加深,富裕阶层而不是普通民众,成为拯救金融体系和经济刺激等各种政策的主要获益者。这些问题严重破坏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稳定。一些新的问题不断涌现:
第一,贫困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中产阶级家庭财产缩水。美国政府每年都会根据年通货膨胀率更新贫困线标准。2014年的标准是单身者的年收入为11490美元,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为22550美元。[4]根据2011年9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字,美国2010年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5.1%(2008年的数字为13.2%,2009年为14.3%)。这一比例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高点,与1993年的数字持平。2012年为15%,仅比2010年下降了0.1%。而从贫困人口的数量来看,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口数量在2010年达到了52年来的最高值,为4620万人(2008年为3980万人、2009年为4360万人),已经连续4年不断增长。[5]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认为,从技术上讲,美国经济衰退于2009年6月结束。尽管从那时以来已经有了5年的经济恢复期,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3年的统计,仍然有4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占美国人口的14.5%。[6]美联储2011年6月发布的《2007—2010年美国家庭财产变化报告》显示,由于房产价值急剧下降,美国家庭财富在2007—2010年期间的跌幅创下了历史纪录。美国家庭财产净值的中位数在2007年是12.64万美元,2010年下降到7.73万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等于倒退回了1992年的水平。[7]而中等家庭的收入则从2007年的4.96万美元下降至2010年的4.58万美元。[8]
第二,美国的贫富差别也在不断拉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1年的报道,90%的美国人在过去20年中实际收入没有增长,而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收入却增长了33%。[9]据统计,从2007年到2009年,美国1%的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占全民财富的百分比从34.1%上升至37.1%。在金融危机中,这些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净损失相对较小,从1.95亿美元下降到1.65亿美元,降幅大约为15.4%。而同期的家庭财富中位值却从10.25万美元陡降至6.54万美元,下降幅度高达36.2%。[10]根据联邦储备局《2013年消费者财政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or 2013),2010—2013年,税前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了5%,同时平均值上升了4%。这两个数值的反向运动是与同期收入不平等加剧相一致的。2010—2013年,家庭财产净值的中位数和平均值都几乎没有变动,但财产净值的分配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不平等。[11]
对于一个把注意力放在贫困和平等问题上的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Th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认为,造成不平等趋势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决策者日益忽视特别贫困者的需求。在最近的经济复苏中,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把政府食品券项目的预算砍掉了数十亿美元,而且中止了对长期失业者的失业补贴。[12]
第三,工资性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在过去的30多年中,美国人的工资性收入占财富分配的比重一直在逐渐下降。而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失业率又一直居高不下。2008年12月的失业率为5.8%,到2009年1月这一数字猛增到8.5%,此后长时间在9%上下波动。[13]
上述这些数据表明,近年来美国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选择更有利于社会的富裕阶层,而不是相对贫困的中下层,不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和缓解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