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组织能力演化的“惯例视角”与“认知视角”

西蒙（1955）提出的“有限理性”观点一直以来是组织研究的基石。该观点认为，管理者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所能处理的信息是有限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有限理性来进行决策。基于这一观点，组织能力演化的“惯例视角”认为，由于个人仅能处理有限信息，因此组织中的大多数行为是基于“规则”与“惯例”而非“计算理性”（calculative rationality），这些高度默会与重复性的“惯例”集合实际上就构成了组织能力（Cohen et al.，1996）。组织能力的演化则是基于这种“惯例”集合，借助于经验学习、半自动的局部搜寻和试错（trial-and-error）等方式对先前选择正向或负向强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行为的结果是正向的，那么行动者会对先前的行为予以正向强化，更多地采取以往的行为（如发展特定能力）；如果行为的结果是负向的，那么行动者会倾向于减少或消除先前的行为（如减少甚至消除在特定能力发展中的投入）。在这一过程中，组织不断积累经验并推动能力的渐进式演化。与之相对，能力演化的“认知视角”则认为，组织能力的演化不仅会受到上述“惯例”机制的作用，同时，行动者对外部世界以及行动与结果之间因果联系的认知也会影响到组织能力演化的路径。具体来说，同样受“有限理性”的影响，行动者通常会发展对决策问题简化后的认知表征以考虑行动选择后的可能结果（March＆Simon，1958）。这些认知表征源于行动者对外部世界的心智模式，对于组织行动的选择及能力的演化具有重要影响。

加韦蒂和利文索尔（2000）较好地归纳与比较了上述两种视角。他们将能力演化的“惯例视角”与“认知视角”分别称为“向后看”（backward-looking）与“向前看”（forward-looking）的行为逻辑，并且认为，这两种视角在以下三个基本属性上存在区别：①评估备选方案的模式；②可考虑的备选方案的广泛性；③备选方案相对于目前行动的位置。具体来说，基于惯例的能力演化逻辑强调至少需要部分实施一项能力发展的备选方案才能评估其功效，因而其是一种“即时”（on-line）的评估机制。同时这种演化逻辑在可考虑的备选方案的广泛性上非常有限，极端情况是一次只能探索一项备选方案。此外，这种演化逻辑通常是考虑与现有行动邻近的备选方案。而基于认知的能力演化逻辑则是基于管理者自身对事物的认知来做出评价，不需要通过激活备选方案来评价其有效性，因而其是一种“非即时”（off-line）的评估机制。同时，它可以对多个备选方案进行评估，也不限定要与现有行动邻近。然而，加韦蒂和利文索尔（2000）采用计算机仿真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基于认知的能力演化逻辑在具有上述优势从而增强组织适应性的同时很可能是以先前经验（知识）的损失为代价的。因而，决策者在调整认知表征时通常会面临适应性与稳定性二者的权衡：一方面，认知表征的变化有可能导致组织形成更具环境适应性的能力体系（适应性）；另一方面，认知表征的变化在推动新的能力体系发展的同时将会面临以往经验/智慧的损失，从而可能导致组织现有能力下降和当期绩效的减少（稳定性）。

因此，全面完整地理解组织能力的演化机制，需要综合上述两种观点（Gavetti＆Levinthal，2000；Gavetti，2005）。以往组织能力演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惯例”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能力演化中认知性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以上两种观点是互为补充的。认知性因素可能会使行动者看得更远，面临更多的选择，从而更有可能找到增强组织适应性，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要求的能力演化路径；而基于惯例的经验学习、试错和局部搜寻等活动则会帮助企业在可能的选择中集中关注与尝试更加适合自身条件的能力演化路径。只有把这两种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释组织能力的演化机理。

然而，最近的研究在指出上述两种观点应当综合考虑、寻求互为补充的同时，对于如何在两种观点之间寻求平衡却缺乏更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组织如何才能做到推动组织能力发展的过程中把基于惯例的行为逻辑与基于认知的行为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还不是特别清楚。如果在能力演化过程中，组织在特定的时间或情境内难以做到二者的平衡，那么何种情况下某一种行为逻辑会主导组织特定能力的演化路径？上述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此外，阿贝尔（Abell）等（2008）指出，组织能力研究需要关注其微观基础，即个体在组织能力形成与演化中的作用机制，现有的能力演化的微观认知机制研究为这一组织能力研究的新领域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认知通常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与其他个体因素（如动机、行为等）和组织因素等在不断地进行相互作用。因此，管理者认知与动机、学习、人际互动等因素如何产生交互作用进而影响组织能力的形成与演化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