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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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今文经学与清词话

乾嘉之际,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社会矛盾日渐深化。世乱图变,有识之士值此衰颓之时,为学治经向清初诸老“经世”之志回归,肇始于庄存与的常州今文经学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至道光、咸丰年间,汉学渐趋没落,在龚自珍、魏源的开拓下,作为以古文经学为主的汉学的对立面,今文经学代之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清末光绪年间,“今文经学学说传奇般地取代了宋明理学的正统地位,推动广泛的政治维新运动。”[28]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为其代表。今文经学派治经时专讲“微言大义”,他们不满于汉学家整日沉溺于名物训诂而无力解决现实社会中的迫切问题,倡导“经世致用”之学。

清代的经学家已不再视词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相反,他们还认为填词对于治经有莫大的益处。焦循即说:

谈者多谓词不可学,以其妨诗古文,尤非说经尚古者所宜。余谓非也。人禀阴阳之气以生,性情中所寓之柔气,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分洩之,则使清纯之气,长流行于诗古文。且经学须深思默会,或至抑塞沉困,机不可转。诗词是以移其情而豁其趣,则有益于经学者正不浅。[29]

因此,清代许多经学家同时又以词名世。谭献早就注意及此,曾说:“近世经师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张皋文、龚定庵多工小词,其理可悟。”[30]今文经学家的词,成就很高,基本上代表了清代中后期的水平。胡薇元《岁寒居词话》即云:“嘉道以来,则以龚定庵、恽子居、张皋文辈为足继雅音也。”[31]经学家乐于填词,工于填词,使清词较之于传统词作而言,多了一份庄重,多了一份严肃。

今文经学对清代词坛的影响不但体现在创作上,更体现在理论建构上,特别是对常州词派而言,今文经学派以“微言大义”治经为常州词人以“意内言外”说词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而其对“经世致用”的重新提倡又为常州词派理论内核的确立树立了标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今文经学派治经主微言大义,常州派论词则讲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二者精神上是相通的。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本是经学大师,他以治易名家,故运用汉虞翻贯串比附、深沉解剥的治易方法来论词。其《词选序》云: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32]

张氏在此将词上附风骚,以比兴言词,要求词抒发幽约怨悱的思想感情。其后以“意内言外”论词者代不乏人,如刘熙载《词概》云:

《说文》解“词”字曰:“意内而言外也。”徐锴《通论》曰:“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在言之外也。”故知词也者,言有尽而音意无穷也。[33]

沈祥龙《论词随笔》云:

《说文》:意内而言外曰词。词贵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今读者郁伊怆怏,于言外有所感触。[34]

张德瀛《词徵》卷一也说:

“词”与“辞”通,亦作“词”。《周易》孟氏章句曰:“意内而言外也。”《释文》沿之。小徐《说文系传》曰:“音内而言外也。”《韵会》沿之。言发于意,意为之主,故曰意内。言宣于音,音为之倡,故曰音内。[35]

张惠言提出常州词派的理论纲领后,经过周济、谭献等人的不断发展而趋于完善。周济从创作论的角度提出了“寄托”说:“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36]“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37]谭献则从接受的角度指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38]经过周、谭等人的努力,常州词派的理论系统才趋于完善。

今文经学派讲究“经世致用”,要求文学必须有用。龚自珍说:“曰圣之的,以有用为主。”[39]后来随着“西学”的输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经世致用的文学观逐渐向“文学救国论”发展,文学成为教育国民、改造社会的救国工具。这些观念为常州词派理论内核的确立提供了依据。

词要成为“有用”的文体,则立意要高,不能只局限于对艳情、私情的抒发。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说:“若徒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则亦姜、史之皮毛,周、张之枝叶已。虽不纤靡,亦且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40]词的立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身世之感,君国之忧。如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要求咏物词要“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41]。宋翔凤《乐府余论》在评姜夔词时认为其词运用比兴寄、抒发了君国之忧:“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则辞愈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42]张祥龄《词论》也认为“词主谲谏,与诗同流”[43]

二是要反映社会重大问题。自周济提出“词史”的观点后,谭献、谢章铤等都弘扬其说。谭献称赞蒋春霖为“倚声家老杜”[44],与杜甫之诗史并论。谢章铤则云:“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45],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惜填词家只知流连景光,剖析宫调,鸿题巨制,不敢措手,一若词之量止宜于靡靡者,是不独自诬自隘,而于派别亦未深讲矣。夫词之源为乐府,乐府正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46]因此,他要人们不要斤斤于字句气体之间,而是要敢于拈大题目,出大意义。

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危机更趋严重,词论中经世致用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发扬,如陈廷焯的“沉郁温厚”说、况周颐的“重拙大”说都是要求词应反映社会重大问题。这种功利主义的词学观一方面使词的反映面更加广阔,词成为无所不能表达的文体,从而使词体大尊,人们再也不必在“艳词”的心理压力下羞羞答答地填词了。但从另一角度讲,词向诗的依归,消泯了清初人反复强调的诗词曲之别,使词丧失了其“要渺宜修”的本体特征,这又未尝不是词的不幸。

(原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第9期全文转载)


[1]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5] 魏禧:《答曾君有书》,《魏叔子文集外编》卷五,《宁都三魏全集》本。

[6]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第1079页。

[7] 朱彝尊:《陈纬云〈经盐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乾隆刻本。

[8] 徐喈凤:《荫绿轩词证》,《荫绿轩词》附,清刻本。

[9] 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词话丛编》本,第1037页。

[10] 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词话丛编》本,第623页。

[11] 纳兰容若:《渌水亭杂识》,转引自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词话丛编》本,第3416页。

[12] 张德瀛:《词徵》卷六引,《词话丛编》本,第4181页。

[1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1页。

[14] 张德瀛:《词徵》卷六,《词话丛编》本,第4178页。

[15] 赵尊岳:《南唐二主词汇笺序》,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卷首,正中书局1936年版。

[16] 《四部丛刊》本。(清)无名氏:《乐府纪闻》亦载此事,参见王兆鹏《乐府纪闻考》,《文献》1996年第4期。

[17] 《词话丛编》本,第2415页。

[18] 《南雷诗文集·马虞卿制义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9]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程廷祚:《复家鱼门论古文书》所附尺牍,《青溪集》卷十,《金陵丛书乙集》本。

[21] 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古考据著作书》,《雕菰集》卷十三,道光四年刻本。

[22] 《词话丛编》本,第724页。

[23] 《词话丛编》本,第3465页。

[24]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词话丛编》本,第3472页。

[25]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词话丛编》本,第4260页。

[26] 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引,《词话丛编》本,第807页。

[27] 沈祥龙:《论词随笔》,《词话丛编》本,第4050页。

[28] 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9] 焦循:《雕菰楼词话》,《词话丛编》本,第1491页。

[30] 谭献:《复堂日记》丙子,《词话丛编》本,第3999页。按,有些经学家如戴震等虽不精于词,也只是因为持有“专力则精,杂学则粗”的观念,并非小视词。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载:“姚姬传鼐曰:‘词学以浙中为盛,余少时尝效焉。一日,嘉定王凤喈语休宁戴东原曰:‘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东原曰:‘何耶?’凤喈曰:‘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东原以见告,余悚其言,多所舍弃,词其一也。”

[31] 《词话丛编》本,第4038页。

[32] 《词话丛编》本,第1617页。

[33] 同上书,第3687页。

[34] 同上书,第4048页。

[35] 《词话丛编》本,第4075页。

[36]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本,第1630页。

[37]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本,第1643页。

[38] 谭献:《复堂词录序》,《词话丛编》本,第3987页。

[39] 龚自珍:《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懿宗》,《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

[40] 《词话丛编》本,第3460页。

[41] 同上书,第4058页。

[42] 同上书,第2503页。

[43] 同上书,第4213页。

[44] 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本,第4013页。

[45] 按,“《陈陶斜》”,疑当作“《悲陈陶》”,杜甫无《陈陶斜》诗。

[46]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词话丛编》本,第3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