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炯

江南大学肖向东教授来信要我为他的新著《世纪穿行》写序。因年事已高，花了一周时间，才把他的30万字的著作读完。他在书中说：“迄今，当代中国文学已走过了60余年的历程，60年，在人类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这60年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却是极具现代意义的一个飞跃。新中国让中国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里站了起来，‘人民’当家做主的建国思想在政治上奠定了公民在国家意识中的地位，也启迪了当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上，在五四‘人的文学’精神启蒙与影响下，当代中国文学循着‘人’的路径艰苦探索，走过了一条铺满荆棘、曲折复杂的道路，尽管历尽坎坷，风雷霹雳，但其主导思想与历史走向却始终没有偏离‘人’的轨道，‘人学’思潮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最强劲的主导思潮，以其强大的思想牵引力，不断地跨越时代的门槛，超越相关思想的羁绊，规引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使之一步步向着健康、宽广、宏阔的道路迈进。本书以对当代中国文学主流思想之形成影响深刻且深远的三个关键词：‘人民’——‘阶级’——‘人性’为研究基础，力求在透视整个当代文学复杂的历史纠结与辨察繁复多变的思想主流之演进中，能深入到中国当代文学浩茫如原野的深广历史领域，去触摸它的脉搏，去感受它的律动，去领略它曾经的历史波澜，去汲取它能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

应该说，肖向东在这本书中是相当完满地完成自己所提出的任务的。读了全书，我的印象是，这是一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的著作，也是一部具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内容厚重的、卓有个人精到见解的著作。它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贯通中西的宽阔学术视野，以人性、人道主义为研究的重心，对我国新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60年思想主流的发展，做纵深的探讨，回顾了文学发展的历史得失，对人性、人道主义思潮的文学表现及其理论源流作出细致的梳理和具有深度的历史总结。全书引证丰富，立论成理，语言流畅且时露文采，史论结合，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肖向东的著作对我国当代文学的许多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为工农兵、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性文化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底层文学等，都有所剀切评述，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外来影响、艺术特色和贡献等都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当代不同时期所产生文学代表作，都进入作者引述和剖析的视野，读者几乎可以把它作为视角特殊的当代中国文学史来读。这都属全书的优点。作者写的虽然主要是小说，但读者从中不仅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我国当代文学跨世纪穿行所出现的各种创作潮流及其成因，而且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在文学创作表现中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理论认识和思考。这该是这本书的突出特色。

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学术界众论纷纭的问题，也是我国文学界曾有过多次争论的问题。它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是文学所描写的中心。人的性格和行为，人的思想和情感，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是文学描写的基本内容。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对人应该如何对待？这都是古今许多哲人、许多作家所长久思考的问题。肖向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归纳为五个“性”，即实践性，社会性、自然性、精神性、历史性。应当说都是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的。以此去分析我国当代文学各种创作潮流在这方面表现的得失，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我想补充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人性是历史地形成也是历史地发展的。他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本性。”他认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他还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的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个性与共性是现实地统一的。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理解人性非常重要。它说明马克思不认为存在什么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试想远古时代人还吃人，奴隶社会的奴隶主不但奴役俘虏，还随便杀害俘虏，将人当牛马那样，这与现代的人性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别。人虽然不是没有共性，动物性——所谓“食、色，性也”就是共性。但人的个性实际上是集各种烙印的复杂的结构，在今天的每个人身上都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社会性中又有民族性、阶级性、阶层性、家族性、党派性等等不同层次的共性的烙印，自然也有社会的人所可能和必然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所产生的的烙印。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离开社会就难以生存的动物。印度发现的狼孩，虽然是人，却没有人性，只有狼性。就因为他脱离人类社会而生活在狼群之中。可见，人性中社会性是最本质的，人的“食、色”所以区别于狼，正与人活于人类社会中分不开。人的实践性和历史性都从属于社会性，因为人的历史是社会人的历史，人的实践也是带有社会性的实践。人作为有意识的动物，人性表现于精神也很自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性论与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后者认为存在先验的不变的抽象人性，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性总是具体的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的，人性受一切社会关系的制约。

人道主义在奴隶社会自然不可能存在。我国古代的朴素人道主义出现于孔孟的学说中，所谓“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有教无类”等思想的出现，应是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中或封建社会已受到工商阶层的冲击下。尽管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两千多年，但从屈原的《离骚》“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庀天下寒士俱欢颜”，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作名句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学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人民性，可以看到古代朴素人道主义的绵延。而西方的人道主义则起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期。数百年来在全世界产生了革命性的伟大作用。但西方资产阶级打起这种人道主义的旗帜，有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加以揭露和批判。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一当无产阶级起来反抗他们，便立即代之以“步兵、骑兵、炮兵”。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这种状况在今天的世界上依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地接受人类一切文化积极成果的结晶，它自然也批判地接受了传统人道主义的积极思想，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就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就认为，“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以摒弃私有制，通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生产力大发展，使城乡、工农、脑体差别消失，人的个性得到全面的丰富的发展，从而也使人类获得真正解放为旨归的。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那时才能够真正实现。也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它与阶级斗争的学说并不矛盾，相反，它并不否定历史上一定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而且指出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压迫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才能实现彻底的人道主义。既然历史上存在过不止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我们今天就需要分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界线。尽管传统的人道主义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反对封建主义方面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社会审美意识形态，它既具现实性，也具理想性。它既要表现人，也会改造人，使人性、使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崇高和优化。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到文明时代，文学的功劳不可没。文学表现现实的人性并对人、对社会的弱势群体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一直成为文学史上优秀作品的重要传统。所谓“文学是人学”，当然与关于人的人类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和人体解剖学等有区别。文学是从审美的视角去把握人、描写人的。文学的审美性基于真、善、美的统一。其中自然包括人性的真实和对人抱有人道主义的善的向往。文学描写的总是具体的人，所表现的人性也是具体的人性。人性既是在历史实践中发展的，具有社会多层次多侧面的烙印，对人性的复杂而丰富的结构描写，应该为卓越的作家所追求。在文学作品中要非常全面地表现人性的多层面多侧面的结构，往往很难做到。因时代的认识水平和作家的创作动机、创作方法以及文学题材选择的不同，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对人的描写便往往都难于全面，而有所侧重，也有所遮蔽。比如政治小说中对人的政治性的描写比较多，道德伦理小说中对人的道德伦理观念描写比较多，爱情小说中对人的男女相悦的情感描写比较多，推理侦探小说对人的理性思维描写比较多等等。更不用说诗歌中的爱情诗、政治抒情诗、山水诗、哲理寓言诗等的区别了。我国四大古典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主要写政治，其中的人性描写莫不充斥着政治性，《水浒传》对梁山水泊英雄的描写，也多如此。虽然其中也穿插小部分男女爱情的故事。《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沙和尚都不近女色，虽然都要吃饭，只有猪八戒属于好色之徒，全书借神、佛、妖、魔斗法的浪漫主义想象，传达的则是人性中政治、宗教、道德等社会性的内涵。《红楼梦》号称“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写了宝黛等爱情的悲剧，许多篇幅却写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对各种人的影响。作为现实主义的佳作，其中涉及性行为的描写很少，大量篇幅表现的则是人与人的不同社会关系以及阶级性和政治、经济、文化给各个人物的具体人性带来的影响。因而，在评价文学描写人性的问题方面，很难求全责备。毕竟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如果作品写得形象生动感人，富于思想和艺术的价值，人性表现上有所偏至，应该是可以被容许的，也是很难避免的。当代中国文学60年中，存在过偏于写政治斗争的年代，那时现实生活中并非没有爱情，包括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一样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但那时社会关注的重心是政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创作的潮流，这样的作品自然也有它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而80年代的“性文化小说”、90年代女性主义创作中，许多作品专写爱情，乃至专写性意识、性行为、性体验，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并非没有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道德操守，只不过在具体作品中被有意遮蔽了，舍弃不写了。因为，许多女性作家其时的关注点改变了。而在90年代的历史小说和反腐倡廉的官场小说中，政治仍然是人性描写的重要视角，尽管其中不乏男女关系的描写。如果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女性主义小说里却往往只剩下男女关系，其他许多关系都不见了。但即使这样，这类小说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它独特的意义。所以，我以为，即使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批评中是很重要的标准，却难以概括文学的全部价值，也难以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唯一的标准。恐怕在中外文学的评价上，我们都应作如是观。否则，我们就无法肯定莫里哀的《悭吝人》所写的吝啬鬼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所写的大骗子，也无法肯定《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因为它们对人性的描写都有偏至，都有突出某一面而遮蔽了、舍弃了其他面。在文学的思想性中，人道主义占有很高的位置，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舍己为人和舍身为国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占有崇高的位置。在它们面前，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唯利是图、只事享乐的欲望主义，却往往显得卑琐、乃至于卑鄙！

因而，如果读者以人性、人道主义作为文学评价的唯一视角和标准，则恐怕会导致文学评价的某种简单化的弊病。比如我们说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注重为政治服务、突出了描写人的政治性、阶级性，不合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观念，所以不好，应引以为训。那么90年代的系列女性主义小说突出描写性心理、性行为而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人的种种社会性，又怎么能说是全面地表现了人性呢？！我注意到《世纪穿行》一书虽然以人性、人道主义为考察的重心，还不完全以它为评价文学价值的唯一视角和标准。如它指出50年代文学尽管存在过于强调政治性、阶级性而忽视人性其他方面的表现，却没有完全否定那时文学的“红色经典”，认为它们“大多以作家个人的亲身经历或革命经验为基础，从个体体验和艺术打造双重视角力求反映革命历史的不同侧面，并期望在表现历史的深度、生活的广度、艺术的高度上有所建树。客观而论，就文学题材的开拓、人物描写的新颖、历史本体的阐释、红色文本的创造、民族民间文化的转化、文学传统的继承以及语言风格的大众化等方面，以革命历史书写为主体的红色文学的写作，为拓展当代中国文学的表现领域开辟了新的路径。50年代之后，这一具有特殊历史内涵的题材的书写不仅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进而引起强烈关注，而且在不同的时段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思想与艺术颇具特色，堪称优秀之作的作品，以致联袂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的创作思潮，许多作品在十七年以及其后长时间的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演绎、扩充、改编、复制、重构，被一步步打造成不同文本形式的‘红色经典’。”在赞赏80年代出现的描写男女性爱的文学作品于人性表现的突破成就时，也仍然指出它同时存在的欠缺和问题。如书中说：“从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在“性描写”上的表现来说，在两性问题的文学描述上最出位也走得最远的，正是女性作家而非男性作者。渲染、挑逗与诱惑成为有些女性作家所谓文学的手段和目的，这些出位和离文学之美甚远的表现，应该说不是真正意义的女性文学所主张的。”

文学的思想性和认识作用相当广阔，有提倡人道主义的，也有提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还有表现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更有表现劫富济贫的阶级意识和侠客思想的，以及赞美自然风光、山水田园的等。我以为，公平而论，应是各有各的价值。我国《诗经》中就既有表现男女爱情的《关鸠》、也有表现征夫的《东山》，更有反对压迫和剥削的《黄鸟》和《硕鼠》，还有歌颂周族祖先的《生民》与《公刘》。它们在文学史上各有自己的价值是显然的，并非一把尺子就可以量尽。

我欣赏肖向东教授的这本书，是觉得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他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自己所占有的丰富资料，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去做具体的考察的治学态度，都值得我学习。这自然不是说他书中的所有观点，我都赞成。因为书中涉及各种创作潮流的作品非常多，细说起来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做到。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评论观点，应是正常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见解，我在20世纪《当代文学新潮》一书所写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一章已有基本的论述。这次受到《世纪穿行》一书的启发又有所思考，故补写了些想法，也作为一家之言吧！这与写序似不相宜，但我想学术上不同意见的相互切磋，可能也体现某种互补，也许有助于读者对相关理论问题和文学史上的有关创作潮流评价的进一步思考吧！

二○一三年四月五日于首都花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