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实践智慧和创新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认识基础和力量源泉。但是，如何将这种潜在智慧和隐性力量变成现实选择，变为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乃至制度设计和安排，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需要一个转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有赖于党的群众路线作用的充分发挥。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对群众路线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20]毛泽东的这一阐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路径。大致说来，它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实践—认识—实践”路径
实践和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两个重要范畴。作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而发展，认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践，认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认为，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多次反复;社会实践的无穷无尽决定了认识发展的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在党的群众路线中得到生动体现和鲜活证明。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社会实践的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21]群众路线的这种内在逻辑和辩证运动，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认识一步步地向前迈进: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初步实践;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的总结和概括，形成新的思想认识;再次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新的实践活动，并检验思想认识之是否正确，从而丰富和发展思想认识本身。总之，“实践—认识—实践”，这一群众路线的本质规定，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路径。
(二)“群众—领导—群众”路径
毛泽东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22]作为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主要强调领导者务必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创造，从而形成符合群众实际需要的系统意见，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群众中去，主要强调正确的意见形成之后，领导者还要向群众进行宣传和解释，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为群众的意见，从而指导群众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基本领导方法，凸显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即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不仅在群众路线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同时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途径和实现形式。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归根结底，是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又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既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又要善于将群众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既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做到“精”和“管用”，又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教育群众。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3]因此，中国共产党只有遵循“群众—领导—群众”的具体路径，将领导和群众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和力量。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4]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个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生、发展、丰富和践行，是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典范，生动地诠释了“群众—领导—群众”路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三)“民主—集中—民主”路径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只能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这一过程离不开民主。没有民主，群众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就不能真正听到群众的不同意见和呼声，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自然无法实现真正的集中。到群众中去，这一过程同样需要民主。集中的意见形成后，还要用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方法，让群众去认识真理，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民主—集中—民主”是贯彻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不仅如此，这一形式还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并不要求各地机械搬用马克思主义，千篇一律地遵循同一革命或建设模式，而是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尽可能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适合本地特色的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党对各地坚持、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零散的、各种各样的、无系统的做法和经验进行集中和归纳，也就是通过“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过程，化为集中的、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因此，从“民主”到“集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当然，这些经过思维加工和逻辑化后的理论成果是否科学、正确，还要秉持从“集中”到“民主”的路径，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运用于各地实际，善于听取、认真总结不同意见，做到集思广益，避免片面性、主观性，以充实和发展已形成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这个“民主—集中—民主”路径及其辩证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6]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7]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1日。
[8]《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10]《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1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1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页。
[18]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152页。
[1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