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论题研究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体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层面展开，表现为经济矛盾、阶级矛盾、政治制度矛盾与文化矛盾等。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经济矛盾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其他矛盾的具体表现方式。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经济表象中最为突出的一面，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线索。伊曼努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指出：“如果一个认真进行分析的人的头脑在这个制度旋涡面前感到晕眩，他只要想想，在历史资本主义中，积累者除了进一步积累没有更高的目标，而劳动力除了生存和减轻自己的负担以外也不能有更高的目标，他就能找到一条清晰的思路。一旦认识到这一点，现代世界的政治历史就很容易理解了。”[2]一国的收入分配实践反映了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分配关系是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
当代世界“一超多强”的格局近似于一种霸权体系，身为“一超”的美国在国际地位上也类似于霸权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开始显现。美国经济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特征。美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集中体现在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私人垄断为中心的自由企业制度。美国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以市场力量为主导进行资源配置，以财政金融为杠杆进行宏观调控，以健全的法制为市场秩序提供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实践突出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具有典型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经历了大幅度的上升。在21世纪之初，美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在所有发达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r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国家中位居榜首。在那里生活着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穷人，他们存在于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强大、最富裕的社会中。美国的收入分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与此同时，美国的收入分配也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全球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表现形式产生了一定影响。研究美国的收入分配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有助于进一步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态势与本质特点，丰富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的研究。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当代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及其工资和利润的变化趋势，直观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要求，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劳动与资本对立。资本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生产的扩大要求消费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3]。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关系不断把消费挤压在一个与生产不相适应的狭小范围内，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生产扩大与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不断演化，演化的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为了解决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弥补收入差距带来的需求不足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的利润率下降，美国开始在全球搜寻利润。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垄断资本的全球大扩张，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资本大规模的跨国运动，全球性地扩展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新的表现形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使得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着新的和更深刻的矛盾与危机。同时，这些矛盾与危机又进一步造成收入分配问题在全球的深化。本书通过分析美国的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进一步推动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
第二，有助于丰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理论，对“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的真理性作出时代诠释，更好地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通过从美国收入分配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基本矛盾进行分析，我们能够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华勒斯坦指出：“要是我们希望了解一个体系如何走向尽头，我们都必须看一看它的矛盾，因为所有历史体系（其实是所有体系）都有内在的矛盾。正因为如此，它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正是这些矛盾日益增长的压力决定了历史资本主义的未来前景。”[4]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调整中有所变动的新情况，又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认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刻性。科技革命、政府调节与经济全球化等因素互为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从而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此同时，新变化、新形式中反映出资本主义孕育着更深的、使矛盾激化的动力和因素，而这些动力和因素必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并促使其走向灭亡。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也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到解决。经济全球化终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也将使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新的适合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将成为更加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第三，有助于增进对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了解，进一步认识美国激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国外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秉持强烈的批判意识，根植于当代语境，可谓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并反观中国的各种问题。1966年，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Baran）和保罗·斯威齐（P.M.Sweezy）合著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一书出版。随后，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影响不断扩大，以至于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垄断资本学派”。巴兰和斯威齐也就成为这一学派“最初思想的创立者”。在他们之后，还有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约翰·福斯特（John B.Foster）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垄断资本所做的研究问世。1949年5月，斯威齐与霍伯曼（L.Hoberman）创办了《每月评论：独立的社会主义者杂志》（Monthly Review：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Journal），这份杂志成为战后西方激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理论阵地之一。两年后又创办了“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该出版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在西方的传播做出过特殊的贡献。《每月评论》杂志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生产方式，研究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事实材料和数据，是本书写作素材的主要来源。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以当代最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经济发展事实为依据，以金融垄断资本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背景，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如两极分化、金融债务、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密切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与实际做出了新的阐述。本书在分析过程中多次引用他们的理论观点与相关评论，希望借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第四，对中国的收入分配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收入分配研究在对收入分配进行解释时，在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收入分配的动态研究。在收入分配研究中，一旦引入时间维度，与流动性和长期分配相关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无论是通过引入“社区效应”来发展代际投资的人力资本模型，还是研究全球化和人口统计（如移民等）在长期里对不平等的影响，都进一步推进了对收入分配的动态研究。中国学者的大多数研究，尤其是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往往陷入“现状—原因—对策”的分析套路之中，对收入分配的动态研究一般只停留在探讨收入总水平或不平等程度的历史变迁这一层面，无外乎对影响分配的因素的历史变迁进行回顾和分析，难以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和扩展。在中国，研究收入分配代际变动的相关资料和分析还较为缺乏，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决定理论从对剥削与否的研究中得出了价值判断性结论，现代西方经济学界从影响因素分析中寻求政策依据，这体现了两种研究思路不同的目的。要对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解释，必须把这两种研究思路结合起来：既要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其性质进行研究，也要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掌握中国收入分配的各项数据指标；既要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坚持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的主体地位，也要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剥削，结合按要素分配等手段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第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根本缺陷是分配缺乏公正性，根源在于私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很多人的心里还存在对两种制度、两种社会的强烈对比。近年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正在淡薄。一种制度即便能建立起比它所否定的制度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但如果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却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大多数人遭受贫困、失业的威胁，那么这种制度仍然很难使全体社会成员长期接受。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指出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应注重公平。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摆脱“滞胀”、拯救不景气企业、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的手段，利润分享制和职工股份所有制在美国的企业中被广泛推行，它反映着战后资本主义企业产权关系和分配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社会化的一面，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美国政府运用最低工资立法、收入所得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种调节手段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通过研究美国的企业分配制度及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方式，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改进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使广大劳动者真正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