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渊源的追溯被忽略的细节：关于杨载的《行状》

吴澄《跋子昂楷书后》：“至元丙戌冬，予始解后子昂于维扬驿，明年在京，每日相聚。”[8]《别赵子昂序》又云：“其学又知通经为本，与余论及《书》、《乐》，识见夐出流俗之表。”[9]由是可知，吴澄与赵孟自至元二十三年相识之后，不仅往来谈论甚频[10]，而所谈论的内容亦不只限于诗词书画之类，还涉及到学（经）术。

吴澄的学术渊源与治学门径因其向以学者闻名，故不难查考，按危素《临川吴文正公年谱》[11]：

（宋宝祐）三年乙卯七岁《论语》、《孟子》五经皆成诵，能属文，通进士赋。

（宋宝祐）六年戊午十岁始得朱子《大学》等书读之。读《大学中庸朱氏章句》。

公尝因学者求讲《中庸》，语之曰：吾幼时习诗赋，未尽见朱子之书，盖业进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诵《大学》二十遍。如是者三年，然后读《中庸》及诸经，则如破竹之势，略无凝滞矣。学者于《大学》得分晓，《中庸》不难读也。

（宋景定）四年癸亥十五岁知厌科举之业而用力圣贤之学，作《勤》、《谨》二箴。

（宋景定）五年甲子秋侍大父如郡城。

时大父赴乡试，会郡守延新安程先生若庸于临汝书院。宋季，士习惟务进取，程先生尝游石洞饶氏之门，独以朱子之学授诸生。公谒见，历观其标贴壁间之说，不尽合于朱子之学，公乃一一请问。“如所谓《大学》乃正大高明之学，然则小学其卑小浅陋之学乎？”程先生悚然曰：“若庸处此，未见有知学能问如子者。余之子仔复、族子槱之皆与子同年生，可相与为友。”自是公每至郡必留临汝。槱之，翰林承旨程文宪公钜夫旧名也。

（宋咸淳）三年丁卯十九岁作《道统图》并叙。较正《孝经》。作《皇极经世续书》。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留布水谷纂次诸经。注释《孝经》成。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八月释服。程文宪公以江南行台侍御史承诏访求遗逸……十一月如建昌路。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春适燕，程公疏上所荐士以复命，终不舍公。公微知之，力以母老辞，遂治任南归。公卿大夫多中原老成，而宋之遗士亦有留燕者，皆知公之不可留而惜其去，赋诗送别。阎文康公复之诗曰：“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赵文敏公孟方被召为兵部郎中，独书朱子与其师刘先生屏山所赓三诗为赠。十二月还家，舟中赋《感兴诗》二十五章。

由此可知，吴澄除了在最初的启蒙阶段之外，都一直把朱子之说当作治身和治学的根本。他由朱子的《大学》之学入手，旁及邵雍的象数学等其他学问，曾游学于朱子三传弟子程若庸的门下，早在程钜夫举荐其入朝之前便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卷九十二《草庐学案》对吴澄的师学渊源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全祖望以为：

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12]

相较之下，赵孟的学术师承则不太清楚。若想了解赵孟早期的求学情况，似乎只有依据杨载的《行状》：

魏公薨，公始十一岁。生母丘夫人董公使为学，曰：“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语已，泣下沾襟。公由是刻厉，昼夜不休。性通敏，书一目辄成诵。未冠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皇元混一后，闲居里中。丘夫人语公曰：“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公益自力于学。时从老儒敖继公质问疑义，经明行修，声闻涌溢，达于朝廷。[13]

这段文字似乎暗示了赵孟早期的学习主要是以自学为主，但对学习的细节记录得却远不及吴澄的《年谱》清楚。《行状》又记载赵孟曾随敖继公学习经书，但亦未言明学习的主要内容。

或许是由于资料的匮乏，后来学者在论及赵孟早期的学习经历时往往语焉不详或一笔带过，今谨据《行状》中提供的线索略考一二。

《行状》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很可能便是赵孟在此次举荐之后[14]所写的《送吴幼清南还序》。在这篇序中，赵孟曾向吴澄引介自己的师友，称：“吾乡有敖君善者，吾师也。”君善，即敖继公字也。关于敖继公的生平，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15]曾有记述：

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人，后寓家吴兴。筑一小楼，坐卧其中，冬不炉，夏不扇，出入进止皆有常度。日从事经史，吴下名士多从之游。初仕定成尉，以父任当补京官，让于弟。寻擢进士，对策忤时相，遂不仕。益精讨经学，而尤长于三礼。尝以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仪礼》也，生之传既不存，而王肃、袁凖、陈铨、蔡超、宗田、僧绍诸家注亦未流传于世，郑康成旧注《仪礼》，疵多醇少，学者不察，因复删定。取贾疏及先儒之说补其阙文，附以己见，名曰《仪礼集说》，凡十七卷。成宗大德中以浙江平章高彦敬荐擢信州教授，未任卒。赵孟、倪渊皆师事之。[16]

由此可知敖继公擅长的乃是礼学。敖继公乃艮斋后学，艮斋薛季宣，字士龙，永嘉人，与水心先生叶适为学友。艮斋与水心之学便是在南宋号称与朱、陆之学相鼎足的“永嘉之学”[17]：

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而艮斋又自成一家……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18]

永嘉之学重礼乐制度，故不难理解敖继公为何倾力三礼——但从敖继公到赵孟的这一个环节却不甚清晰。《仪礼集说》尚存于世，但其实为注疏类的学术著作，故不能从中获得额外的有关敖赵二人师受的线索。然既已知赵孟为永嘉后绪，推断其曾受永嘉之学积极事功思想的影响，料也不至太过。杨载《行状》中曾记述赵孟论至元钞以及定大袷之礼之事，前者说的是钱粮钞法，此正是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水心集》中每有论述，可以参看，后者以礼乐制度见事功，亦符合永嘉学派的基本思另《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以赵孟因程钜夫举荐而入见“故终身以师事之”之故又将赵孟列为程钜夫门人，此与赵孟早期的求学经历无关，暂不论。柯劭忞《新元史》卷二百三十六《倪渊列传》：倪渊字仲深，湖州乌程人，从敖继公受《易》及三礼之学，高克恭为行省左右司郎中，深器之，谓渊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迁行台侍御史（大德元年，1297），以敖继公、邓文原、陈康祖、姚式与渊并荐于朝，授杭州路儒学教授。又按邓文原《刑部尚书高公行状》有“公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标于朝，皆官郡博士。敖、陈相继死，公亟念子敬贫，且年逾五十，自刑部白之都堂”等语。高克恭改刑部侍郎在大德八年（1304），据此可知，敖继公之卒亦在大德年间。想。考虑到古人在作传时常使用所谓的“春秋笔法”，对于这两件事的记述或许也可以视为是杨载对赵孟早期学术背景的隐约的、曲折的透露。赵孟与永嘉学派的关系，向来论者较少，姚公骞《〈松雪斋集〉校记》[19]稍稍及此，但姚氏受时代影响，认为赵孟的观点“反映了商人的利益”，这一下结论的方式却未免显得过于机械。

前引吴澄《年谱》曾有言，“宋季，士习惟务进取”[20]，但程先生却是“独以朱子之学授诸生”——这程先生的理念倒是和吴澄后来所持的人生态度基本相同。吴澄自幼便是朱学的笃信者以及践行者，一直以来都习惯于在一种哲学化了的道德操练中来获得对自身价值的体认。后来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他有“合同朱陆”的倾向，“合同朱陆”，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朱学中内倾的一面得到了加强。《元史》卷一百七十一《吴澄列传》：

（吴澄）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

如果说“道问学”是倾向于外向的话，那么“尊德性”便是内敛的。吴澄说上述这段话的时间虽然还远在这次举荐之后，但这种在崇学基础上的“内敛”却正是吴澄此时的思想在将来今后的发展方向。

在至元二十三年的这次举荐之后，赵孟与吴澄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赵孟留仕大都，而吴澄南还。二人的选择固然与其个人的个性和所处的具体境遇有关，但似乎也不能完全摆脱其早年所受的教育的影响。早年的教育对吴澄的影响似乎要大于赵孟，但赵孟的处世抉择亦并不和他的学术渊源相违背，二者足以互为参照。以上所述不为定论，唯持一或然之见解，视其为对思想史背景的勾勒亦未尝不可，此乃至元二十三年的被举荐者们做出其抉择的准情境因素。

以上简单追溯了赵、吴二人的早期学术背景，略道其异，以下略道其同。

赵、吴二人所属的学派虽然从渊源上来讲存在差异，但二人毕竟是生活在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南宋故国早成昨日梦幻，很多昔日的争论亦已变得不再具有意义。大元的铁骑在踏破了南宋城墙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学派之间的藩篱。当赵孟与吴澄相会于维扬驿之时，并没有像朱熹和陆氏兄弟相会于鹅湖之时那样迸发出相互迥异的思想，相反，吴澄似乎深以子昂为知己。吴澄在此次南返的途中曾写下《感兴诗》二十五首，题下注曰：“至元丁亥自京师回，舟中寄子昂及在朝诸公。”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子昂乃是在朝诸公的第一人。对于赵、吴二人来说，过去的那些曾发生过严重纷争的学派及各路学说早已蜕化为一个大的“宋学”的背景，他们学术渊源上的差异实在只属于这一背景下的“具体而微者”。

赵孟的学术之所长，按杨载《行状》记载，乃在于《书》、《乐》，而这恰好也是吴澄《别赵子昂序》中对赵子昂推崇备至之所在[21]。赵孟研究《书》的著作为《尚书集注》，此书今已不传，故难知其详。但依书名推论，其门径和其师敖继公以及吴澄正同，都是通过注释经典来阐发观点，而这也正是中国学术的传统路数。吴澄《赠郑子才序》[22]有言：“古之治经者先小学，唐昌黎韩子亦言为文宜略识字，盖不通字义则训诂失真，用字失当，此治经为文者之所以尚字学也。”这可以看作是对赵、吴二人（也包括敖继公）均以注疏为学问之端始的一个总体性的解释。

古今治学之门径虽有相同之处，但如上文所言，宋代学者既已生活在一个和前代不同的学术环境之下，则后来者之学问自也不会和前人完全相似。钱大昕在他的《仪礼管见序》中曾对敖继公的《仪礼集说》进行过评论：

三礼之有郑注，所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独《仪礼》为朴学，空谈义理者无从措辞，而朱晦庵、黄勉斋、杨信斋诸大儒又崇信之，故郑氏专门之学，未为异义所汩。至元吴兴敖君善出，乃诋为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说》虽云采先儒之言，其实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据也。然自敖氏之说兴，缀学者厌《注疏》之繁而乐其易晓，往往舍古训而从之。近儒方侍郎苞、沈征士彤亦颇称其善，予虽不敢以为然，而所得肤浅，间有驳正仅百之一二耳。同年友褚君鹤侣于经学最深，持论最平，从事礼经者几三十年，乃确然知郑义之必可从而敖说之无所据，尝谓予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经，而专与郑立异，特其言含而不露，若无意于排击者，是以入其玄中而不悟。至于说有不通，甚且改窜经文以曲就其义，不几于无忌惮乎？”予益拊掌叹服。[23]

这段话其实已经道出了宋儒治学的特征，在注释过程中“自逞私意”也正是宋儒常用的学术更新的方法。作为宋儒后学的赵孟与吴澄亦继承了宋儒的这种传统，吴澄虽亦主张通小学训诂，但他却并不把此作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他在《何自明仲德字说》[24]中说：

明之[25]之法不一，读书为入门，亦其一也。然读而不过寻行数墨之读，纵使精通训诂、洞了意义，亦外也，而非内也，虚也，而非实也。

宋儒对传统经典进行注释，乃是在寻求对于传统的超越及突破，这带来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学者对于传统经典及其注释的普遍怀疑。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赵孟和吴澄有着高度的一致。

赵孟所作的《尚书集注》今已不传，然尚有其序存于《松雪斋文集》中，其序曰：

《诗》、《书》、《礼》、《乐》、《春秋》皆经孔子删定笔削，后世尊之以为经，以其为天下之大经也。秦火之后，《乐》遂无复存，《诗》、《书》、《礼》、《春秋》，由汉以来诸儒有意复古，殷勤收拾，而作伪者出焉。学者不察，尊伪为真，俾得并行，以售其欺，《书》之古文是已。嗟夫！《书》之为《书》，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在，不幸而至于亡，于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伪乱其间耶？又幸而觉其伪，忍无述焉以眀之，使天下后世常受其欺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为之集注焉。嗟夫，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余恐是书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之者众也。昔子云作《法言》，时无知者，曰：“后世有子云必爱之矣。”庸讵知今之世无与我同志者哉？[26]

除此序言之外，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27]卷十六尚载有赵孟《重辑尚书集注序》一篇，该序前半部分与《松雪斋集》中所载大致相同，后半部分尚有：

但天下之知我者易，知《书》者难也。《书》之为道诚邃矣。汉自伏生以下，晁错、倪宽、夏侯胜皆专治《书》，而不得其旨；孔安国虽为之注，多惑于伪序而讨论未精；蔡邕才堪厘正，而其说不尽传；孔颖达之疏曲畅附会，无所折衷；至宋，朱子留心虽久，未遑成书；蔡沈过谨，而失之繁，亦为才识之所限；金履祥惩之而失于简，亦以精力之所拘，终不若他经之传注审之熟而言之确也。昔文中子尚续书百五十篇，今正书止五十八篇，而传注可使之不确乎？孟翻阅考摭，自童时今至于白首，得意处或至终夜不寝。嗟夫！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书》之道也。一毫之过同于不及，安得天下之精一于中者而与之语《书》哉？集注始于至元十六年（1279）中，更作辍成于大德元年（1297），今又二十余年矣，衰貌颓然，不能不自爱也，因重缉而为之序。

朱彝尊《经义考》[28]卷八十五据后序以为前面所引的《松雪斋文集》中的序乃“节文”，似是判断失误。此序题中既已表明本书为“重辑”，序言想必也是重加改定，与《松雪斋集》中所录当为二文，非“节文”也。《重辑序》的后半段说明了赵孟对历代治《书》者所持的基本态度，故抄录于此。而据此序所言，赵孟早在至元十六年便已开始集注工作。当他与吴澄在至元二十三年相识并开始谈经论道之时，他对于《书》的研究应该已经有相当的成就。吴澄对于《尚书》的基本态度见于他的《书纂言自序》：

《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伏羲始画八卦，黄帝时苍颉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书者谓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书其言动。尧舜以前，世质事简，莫可考详。孔子断自尧舜以后史所纪录，定为虞、夏、商、周四代之书，初盖百篇，遭秦焚灭，挟书有禁。汉兴，禁犹未除，旧学之士皆已老死。文帝时，诏求天下能治《书》者，惟有济南伏生一人，年九十余。遣掌故晁错即其家，传受仅得二十八篇。武帝时，河内女子献伪《泰誓》一篇，得附二十八篇之列。元成间，东莱张覇作伪《舜典》等二十四篇，其书不行。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增多伏生书二十五篇，又于二十八篇内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上送于官，遂与汉儒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生之书并。唐初尊信承用，命儒臣为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大显，而三家之书废。今澄所注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经为正。

吴澄所注以二十八篇为正，与赵孟以五十八篇为正略有不同。赵孟对于《书》的具体的观点因其书失传而无法得见，但其将今、古文分注，则至少证明他已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今、古文的差别。元儒由于身处其中，故少将赵、吴二人的学术并论，但到了后代学者，不少人却已习惯于将二人并提。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29]卷十四“尚书质疑八卷”条下：

国朝王心敬撰……是书用赵孟、吴澄之说分今文古文为二，不为无据。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30]卷九“尚书后案三十卷后辨一卷”条下：

（王）鸣盛字凤喈，一字礼堂，号西沚，嘉定人，乾隆甲戌赐进士第二，官至内阁学士，降光禄寺卿。案：真古文《尚书》二十九篇并序一篇……盖自赵松雪、吴草庐分今文、古文以后，至此始有定本。由是江艮庭、段茂堂、宋半塘暨孙渊如师诸家接踵而起……

又毛奇龄《西河集》[31]卷十九《答柴陛升论子贡弟子书》：

朱子辟《大禹谟》以后五十九篇为伪《尚书》，未有据也。今文《尚书》二十九篇者，出伏生屋壁而先上之者也。至孝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以扩其居，然后古文《尚书》百篇出孔子壁中。其时孝武皇帝敇孔子之孙安国作《尚书传》，而巫蛊事发，其传不曾上而罢……至豫章内史梅赜得安国之传奏之，而朱子又卤莽读去，谓东晋梅赜始得上古文《尚书》，必是伪作，竟忘却“安国之传”四字，以致吴澄、赵孟辈竟斥为伪《尚书》，将五帝三王旧文删之废之，凡六七百年，其祸烈至今未已……

乃知至少在清人眼里，吴、赵二人的学术乃是出于同一个路子，而这个路子，正如毛奇龄所言，也即是朱熹的路子。由此可见，吴、赵二人虽在学术的师承渊源上略有差别，但在一些基本的观点上却又能保持一致。这或许是二人在至元二十三年能够结成密友的另一个原因。

杨载的《行状》还记载有一件与赵孟有关的事件：

皇太后有旨，议改隆福宫名。它学士拟“光被”，公拟“光天”。它学士曰：“‘光天’二字出陈后主诗，不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书》，何名不祥！”于是各书所拟以进，卒用“光天”。

此事寥寥数字，一带而过，故成为赵孟研究者们所时常忽略的另一细节。粗粗一看，杨载似乎只不过在记录某种荣誉而已，然辅以《式古

先君于六经子史靡不讨究，而在《书》经尤为留意。自蚤年创草为古今文辨后，三入京师而三易稿，皆谨楷细书，毫发不苟。及仁宗朝议改隆福宫，为“光天”二字，以《书》质之……

乃知杨载的意图仍在以此映照赵孟的《书》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