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生转折中的对话诗文酬赠：历史的修辞

在至治二十四年吴澄南还之前，吴、赵二人分别写下了《别赵子昂序并诗》和《送吴幼清南还序》来相互酬赠[32]，而其后吴澄又在南归的舟中写下了《感兴诗》二十五首遥寄“子昂及在朝诸公”，这就为至元二十三、二十四两年的元代文学史提供了另一侧面的记录。

赵孟以宋代皇裔仕元，历代多为人所诟病，批评尤厉者怠数明人，盖因特殊的时代之故也。近来学者亦多有对赵孟仕元心态进行剖析研究者，而态度多转抱同情——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往往有较强的个人意识，将柔弱的个人置于坚硬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之下来考查其心态，自当生出异样的怜悯。今人论及松雪的出仕，以认其为主动入仕者居多，这与本书在讨求赵氏的师承背景时所得出的结论是不矛盾的。而松雪选择入仕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同是宋氏皇族的赵与早在至元十三年秋便已出仕元朝且官翰林待制，这比赵孟的入仕早了整整十年。赵与的名字中有一“与”字，盖是孟的父辈，而其在面见元世祖时痛言宋败亡之故，“词旨激切，令人感动”[33]，可见宋朝自身的腐败早已为士人们的改仕明主打开了一扇心理上的门。除去这种心理上的由憎恨和厌倦所催生出来的想改变现状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压力。《元史纪事本末》[34]卷一：

江南群盗之平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盗起，邕州、宾州、梧州、韶州、衡州民黄大成[35]等相延为乱，命湖南宣慰使撒里蛮将兵讨之，诏迁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内地。时荆湖闽广之间兵兴无宁岁，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卫士阿鲁浑萨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闻郡县言，而信一人浮言捕击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还。

卷七：

阿合马桑卢之奸

（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绍兴路总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非便，宜悉迁京师。桑哥以闻，擢絜矩为尚书省舍人，遣诣江南发兼并户，偕宋宗室至京师。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课料民括马之苦，今此举必致人心摇动，宜且止。从之。

由这些材料可知，元廷对于南宋皇族其实始终持一警惕的态度。中央内部的政策虽不一定为江南的赵氏氏族所了解，但“南人”之抗元每有自称或拥戴南宋皇族以为号召者，赵氏遗族鉴于前车、深恐祸及于己的心理则亦可依常理而知。赵孟所具有的皇族身份，显然使得他在至元二十三年至元二十四年之间不可能拥有像吴澄那样的进行选择的自由。

在赵孟决定出仕元廷之际，江南人士多有作诗文留之者，如戴表元就曾作《招子昂歌》以招之。赵氏最后之决定已为其后来的行动所证明，但赵孟在当时的具体答复却难知其详。赵孟以当事人的身份对出仕问题所作出的唯一直接的答复，似乎便是在至元二十四年所写下的《送吴幼清南还序》——说它是直接的，乃是因为这序是直接写给另一个当事者的，而非是以诗或什么其他的形式写给另一个臆想的读者。在此之后，赵孟将写下《罪出》等与早期风格不同的众多诗篇，因此，即在文学史的角度看来，至元二十四年的这篇赠序也完全可以成为对赵孟创作进行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赵孟与吴澄在人生转折之时所作出的相互赠答折射出特殊时期文人的特殊心态，而其中的一些细节又可牵涉出不同的问题，下面略作分析。

赵孟的《送吴幼清南还序》见于《松雪斋文集》卷六：

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莱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近年以来，天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捜求贤才，与图治功，而侍御史程公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贤之心，得临川吴君澄与偕来。吴君博学多识，经明而行修，达时而知务，诚称所举矣！而余亦滥在举中。既至京师，吴君翻然有归志，曰：“吾之学无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赋渊明之诗一章、朱子之诗二章而归。吴君之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吴君何啻百倍，吴君且往，则余当何如也？吾乡有敖君善者，吾师也；曰钱选舜举、曰萧和子中、曰张复亨刚父、曰陈悫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陈康祖无逸，吾友也。吾处吾乡，从数子者游，放乎山水之间而乐乎名教之中，读书弹琴，足以自娱，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岂有用者哉？吴君行有日，谓余曰：“吾将归游江浙，求子之友。”余既书所赋诗三章以赠行，又列吾师友之姓名，使吴君因相见而道吾情。至杭见戴表元率初者，鄞人也，邓文原善之者，蜀人也，亦吾友也，其亦以是致吾意焉。[36]

吴澄的《别赵子昂序并诗》见《吴文正集》卷二十五：

盈天地之间一气耳。人得是气而有形，有形斯有声，有声斯有言。言之精者为文。文也者，本乎气也。人与天地之气通为一，气有升降，而文随之。画易造书以来，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复少，天地之气固然。必有豪杰之士出于其间，养之异、学之到足以变化其气，其文乃不与世而俱。今西汉之文最近古，历八代浸敝；得唐韩、柳氏而古，至五代复敝；得宋欧阳氏而古，嗣欧而兴，惟王、曾、二苏为卓卓。之七子者，于圣贤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为气所变化者也。宋迁而南，气日以耗，而科举又重坏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际之文，往往沽名钓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无怪。其间有能自拔者矣，则不丝麻，不谷粟，而毯是衣，蚬蛤是食，倡优百戏，山海万怪，毕陈迭见，其归欲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为文也，为一世之人所不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遗乎今，自韩以下皆如是。噫！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为文；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为人。海内为一，北观中州文献之遗。是行也，识吴兴赵君子昂于广陵。子昂昔以诸王孙负异材，丰度类李太白，资质类张敬夫，心不挫于物，所养者完，其学又知通经为本，与余论及《书》、《乐》，识见夐出流俗之表。所养所学如此，必不变化于气，不变化于气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称四明戴君，戴君重庐陵刘君、鄱阳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能一洗时俗之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六经，亦可谓豪杰之士矣。余之汨没岂足进于是哉！每与子昂论经究极归一，子昂不余弃也。南归有日，诗以识别：

畸人坐书癖，殊嗜流俗笑。解弦三十秋，已矣钟期少。近赋远游篇，上下四方小。识君维扬驿，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载事，疑谳一夕了。诗文正始上，白昼云能《乐》经久沦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谱，苦志谐古调。科斗史籕来，篆隶楷行草。字体成一家，落笔如一扫。草木虫鱼影，自植自飞跳。曲艺天与巧，谁实窥奥窔。肉食肉眼多，按剑横道宝。鹤书征为郎，瑚琏惬清庙。班资何足计，万世日杲杲。蹇驽厉十驾，天下君共操。

赵孟的《南还序》总体上是属于“抱题”之作，文章基本上围绕吴澄的“南还”以及“送别”的主题展开记叙和议论，而吴澄的《别赵子昂序》则与此稍有不同：吴澄的赠序乃是由哲学引出，继之展开对“文统”的议论，然后才稍及“赠别”的主题。这两篇赠序显示了赵、吴二人不同的个性，亦曲折地反映出二人的学术背景以及此时心中所侧重关注的不同问题。而从文风上来考虑，赵孟的序似乎更像是“文人”之序，而吴澄的序则近于学者之文。

按照赠序的一般写法，这两篇序言都引入了某种“宏大叙事”——按照大多数古文的习惯写法（或曰规则），这种对于宏观价值的牵涉迟早都是要发生的：或许发生在篇首，或许发生在篇中，或许发生在篇尾，位置虽可因文而异，但其必须出场却不容质疑，否则便可视之为未点题或未抱题，只有微言而并无大义了——赵孟引入的“宏大伦理”是“士”的进退出处问题，而吴澄引入的则是一个哲学的“气”的问题。

出处问题，在赵孟的诗文作品里，一直是一个具有延续性的主题。从其早期的《咏逸民》到其晚期的《自警》，这一主题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其作品之中。在至元二十三年以前，这一主题通常以一种“隐逸与山水”的次主题形式作为显现，而在至元二十四年的这篇序言中，它产生了与现实的直接关涉。但即便如此，赵孟的回答也并非是直接而无隐晦的，而这一点则和他一贯的文学风格保持了一致。赵孟像许多其他的复古主义者一样，习惯于将自己的真实情感隐匿于古代的传统命题之后，并借助古色古调的语言来暗示其价值取向。所不同的是，赵孟的作品常常同时将两种相反的价值并列，从而制造出一种双重的暗示。“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赵孟的这篇序言以一种常见的“宏伟的价值叙事”开始，但却包含了一种至为重要的转换：以单纯的“士”的身份出现，赵孟以此搁置了他自己的皇族身份，亦藉此将所有关于忠贞、气节等问题的争议悬置。他将诸多有可能引起争议和批判的问题转换成了一个单纯的进与退或曰出与入的问题。这种转换从修辞的角度来讲是成功的，而这本身其实也正是历史改变其本来面貌的手段之一——但这种单一的价值叙述并不能同时涵盖两个相反的事实：在本次事件当中，两个当事人赵孟与吴澄分别做出了两个不同的选择（赵孟选择留仕，而吴澄选择南还），于是一种单一的价值叙述便必须同时被分解成两个相反的方面。于是，本赠序在首句提出的价值叙述便蜕化成为了一种“虚构式的重新叙述”，它更多地标示隐喻性而非实指性。在接下来的篇幅里，赵孟描述了另一种和“出而用之于国”不同的生活，“放乎山水之间而乐乎名教之中，读书弹琴，足以自娱”，借助西方学者在探讨“隐喻”时所说的一句话：这篇赠序“同时提供了它的反面”。“放乎山水之间”的生活是以追忆的方式出现的，它本身具有与世俗生活的现实关涉性，但它同样可因其在经典[37]中的不断出现而获得其道德象征性，于是一幅具有象征意义的世俗生活画面便和一种具有相反意义的价值陈述放到了同一篇文字里。文章的终结并没有宣示任何一种价值或意义的死亡，这使得这种双面性得以保持到底。本篇序言提供的双重暗示表明了赵孟此时心中的矛盾，进与退的问题仍然在其心间缠绕，他提供的价值观是流动的，这点和吴澄在《别赵子昂序》中所表现出的大有不同。

吴澄的《别赵子昂序》提供的基本是一种单向度的价值。这篇序言由“气”谈起——这本来是一个通常可以称之为宇宙本体论的问题——但其很快便被“一以贯之”：“气之升降”不仅导致了世运的沉浮，而且导致了文运的升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吴澄并没有认为“气”是足以变化一切者：倘若有人养异而学完，不为“气”所动，且能改变“气”，则其文必古且“不与世而俱”，从而能跻身于“七子”之列。这样，吴澄就在大的世风日下的暗淡背景之下构筑起了一个逆势卓行的文的传统。与赵孟所提供的双向的流动的价值观不同，吴澄的价值指向是单向运动的，理学家的性格便也因此凸显。正像他本人在十九岁时作《道统图》时立志继承朱子的传统一样，他同样希望赵孟能够成为“七子”文统的继承者。吴澄的赠序事实上反映出了赵孟在别人眼里的一般印象，借用元世祖或许曾经说过的话：他更像是一个翰林学士。虽然吴澄的评价也许会让刚刚准备出仕的赵孟感到些许尴尬，但不管怎样，他至少和赵孟一样，成功地运用某种修辞手段回避了“南人”出仕新朝这一可能引起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这种回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南还的舟中，吴澄写下了《感兴诗》二十五首，遥寄“子昂及在朝诸公”。这二十五首诗的写作思路总体上是《别赵子昂序并诗》的延续，不同的是他此次扩大了谈论的范围。这二十五首诗见《吴文正集》卷九十一：

感兴诗二十五首

至元丁亥自京师回，舟中寄子昂及在朝诸公。

圆气直似专，方形翕还辟。眇眇血肉身，中立名三极。

又

天运比日舒，月行比日徐。舒缩生岁差，徐疾成闰余。

又

岱霍嵩华恒，济淮江河海。昆仑归虚谷，万山万水会。

又

气火血脉水，骨金毛发木。五行皆有土，四物载于肉。

又

马图龟文书，麟获凤不至。万世炳文明，四灵兆开闭。

又

洪流启三圣，烈照显六籍。世间土水偶，不度水火厄。

又

先天竟岐周，古文起东晋。四家一孤行，五传三难信。

又

冀北盛尧禹，雍西大文武。洙泗东极天，舂陵南教祖。

又

临川捷径途，新安循堂序。本堂近定慧，末失堕训诰。

又

新安穷格功，临川修省处。三人有我师，况此众父父。

又

老聃南国学，西出流沙外。释迦西方来，南入阎浮界。

又

老氏巧处事，任术以为理。释氏严治心，绝物以胜己。

又

墨翟名宗禹，杨朱实师老。本主虽不同，一是畔吾道。

又

韩氏《原道》篇，董生正谊语。唐宋千年间，微子吾谁与。

又

周诗三百余，楚骚二十五。自从苏李来，万变莫能古。

又

周召分方伯，酂留著世家。西山二子薇，东陵故侯瓜。

又

子房为韩心，孔明兴汉事。三代以后人，卓伟表万世。

又

扬雄莽大夫，陶潜晋处士。男儿百岁中，盖棺事乃已。

又

批导隙窾际，出入齐泊中。解牛与蹈水，万理一道同。

又

千金屠龙技，百金不龟乐。一壶济中流，五石叹濩落。

又

汉皇弃梁传，郑公负唐帝。君臣际会难，礼乐竟沦废。

又

箕畴八政目，末师首食货。井田封建后，此事如何可。

又

踰济巢鸲鹆，入洛啼杜鹃。大事可知已，禽鸟得气先。

又

元后宅土中，神皇主天下。书传三千年，未有如此者。

又

风前白浪恶，雨后黄流浑。公无渡河去，天未丧斯文。

这二十五首诗以“感兴”为题，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是随意的即兴之作，但事实上，这二十五首诗在前后的组织上保持了很强的逻辑性。正如吴澄赠给赵子昂的别序一样，这二十五首诗仍然是从“终极”谈起，最后以个人在学（文）统中的定位结束：先是乾坤开合，与人并为“三极”；然后人禀五行；然后是各种经典；然后是各式各样的诸子学说，当然在这众多的学说当中要以儒家学说为正说，而儒家中的朱、陆二派均为可师；然后是世事变化，儒家传统遭到了变异与破坏；最后是回归到个人，坚定的儒者当然要以继承往圣的传统为己任。这二十五首诗在大的结构方面和《别赵子昂序》是一致的，这表明了吴澄在写作时所喜欢采用的习惯思路，而这种思路常常乃是归属于典型的理学家。为了便于说明，不妨抄录一首赵孟的“感兴”诗来作为比较。《松雪斋文集》卷四《次韵舜举春日感兴》：

沙头春日已暄妍，细柳新蒲色共鲜。世事底须求分外，人生何物胜尊前。飞花苒苒催华发，宿草青青失古阡。回首旧欢如梦过，不知今日是何年。

赵孟的感兴诗虽然也是以天地之间自然之中的景物开头，但这显然并不会像“圆气”、“方形”那样将人的思路引向遥远的“终极”。在赵孟的诗中，始终包含着一种世俗生活的印迹，隐含着一种人生际遇的叹惋，他的诗是文人的，正如他的《送吴幼清南还序》一样。

吴澄以写作“感兴诗”的方式来表达情感和对世界的认识，很可能是受朱子的影响，而朱子写作《感兴诗》的契机又由陈子昂引发。

吴澄在《萧独清诗序》中曾评价陈子昂及其诗云：

陈拾遗《感寓》三十八，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超然为唐诗人。[38]

“丹砂空青，金膏水碧”二句似乎是直接引自于朱子，朱子《斋居感兴二十首》[39]序曰：

余读陈子昂《感寓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虽近乏世用，而实物外难得自然之奇宝。欲效其体作十数篇，顾以思致平凡，笔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托于仙佛之间以为高也。斋居无事，偶书所见，得二十篇，虽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实，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诒诸同志云。

为方便比较，再引陈子昂《感寓（遇）》朱子《感兴》各二首：

陈子昂感遇[40]

其一

微月生西海，幽阳始代升。圆光正东满，阴魄已朝凝。

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

其二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朱子感兴[41]其一

昆仑大无外，旁礴下深广。阴阳无停机，寒暑互来往。

皇羲古神圣，妙契一俯仰。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

浑然一理贯，昭晰非象罔。珍重无极翁，为我重指掌。

其二

吾观阴阳化，升降八纮中。前瞻既无始，后际那有终。

至理谅斯存，万世今与同。谁言混沌死，幻语惊盲聋。

朱子的《感兴》与陈子昂的《感遇》在第一首上是有些类似的，都涉及到宇宙生息阴阳变化，但自第二首开始，便愈显不同。陈子昂的《感遇》每首诗都关涉到现实生活与个人情感，而朱子的《感兴》侧重的则是学理上的推展。朱子用自己的“精于理”对陈子昂的“不精于理”进行了修正，这其实是以理学对传统的“比兴”结构进行了置换，而吴澄的《感兴诗》继承的显然是朱子的路子。所不同的是，吴澄的《感兴诗》写作于人生刚刚经历了转折之后，故难免带上了情感的印迹。

如果简单地把“感兴诗”分为两类的话，一类是朱子式的，一类是陈子昂式的——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我们不免暂持这样的说法——赵孟的“感兴”诗则明显地是属于陈子昂式的。陈子昂诗的传统可以追溯到魏晋，赵孟诗的“设色”却近于六朝，这应该可以看作是赵孟对陈子昂传统的改造，但赵孟所做的这种改造，相对于原作来说，其改变程度之巨显然远不如朱子与吴澄。

吴澄的诗歌与赵孟诗歌的具体比较乃是另一个较大的话题，上文的目的乃在于使吴澄在至元二十四年所写下的这一组诗歌的特征更加明晰。

至元二十三年的举荐，引发了两种不同的历史修辞。正像历史上很多其他的大事一样，突然的改变总能带来诸多“宏伟价值”的重新组合。价值的重新组合与个人的选择以及文风、性格结合在一起，便组成了上文所描述的文学史的断片。

“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42]在顾嗣立追溯的目光中，赵孟的北上出仕无疑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43]——但在至元二十三年前后，这种非同寻常的意义显然还未及显现：赵氏本人刚刚北上，而他重要的呼应者邓善之和袁伯长则要等到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才被擢为应奉翰林文字和被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44]，因此，即便赵孟有着赵宋王孙的特殊身份，但以他目前这样的年龄和资历，也还无法对北方诗坛产生任何根本而切实的影响。在这里，需要补出一条常常被人忽略的事实，那就是：顾嗣立在《元诗选》中的叙述其实主要是以首都文化圈作为核心参照的，他所讨论的，并非是元代整个的诗坛[45]。顾嗣立所秉承的，其实是一种以中原（北方）地区为核心的传统观念。按照这种以北方为中心的观念，即使邓文原在至元年间已经担任过杭州路儒学正这样的职务并在东南文化圈中小有名气，但仍然可以认为他在当时的影响仅限于主流诗坛之外——在这些实际和有力的支持者进入大都之前，身处首都的赵孟倒真的有些孤凤入林的感觉了。

但事情在此刻却也的确产生了变化。对于至元二十三年前后的赵孟来说，出仕与否只是一种或自由或被迫的个人选择，但对于杭州、湖州一带的东南文坛来说，这却改变了它们与国家核心（首都）文化圈的关系。这种改变不是将来时，而是发生在确切的现在。虽然赵氏的影响力要到若干年后才会达到顶点，虽然赵孟并不是踏入大都的第一位或是唯一的一位“南人”，但他仍然将给大都文坛带去一些新的东西。在这次同赵孟一同被举荐入京的二十余人当中，很多人在最后都蜕化成了一个简单的历史记号：他们的生命历程由于在后世的典籍中缺乏记载而倍显空洞，文学事迹亦多不可信考，他们所留下的，只是一个个单调而乏味的名字。除了因与至元二十三年的这次著名举荐紧密关联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极具史学标识性之外，这些名字背后甚至隐藏不住任何关于生命本身的完整印象——而在这部分人中，甚至包括在程钜夫南下之时，元世祖曾要求其“必致之”的赵孟藡[46]。一些人最终的沉逝和静默凸显了历史最终的选择，虽然这种凸显的方式常常令后人倍觉残酷。在至元二十三年前后，这种历史的选择多少是以个体的选择为其表现形式的，这从另一侧面标示了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之间的那种永远不可分割的纠结——尽管按照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大多数人都更愿意做出一种更高的姿态以表明他们实际上置身于这种纠结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