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动性与理解异化劳动和拜物教思想的新维度
王玉梅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核心概念，正是从此概念出发，马克思才第一次确定了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异化范畴的新含义，并初步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涉。作为阐释这一概念的过程和结果，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拜物教现象。而在上述两项紧密关联的学术进展中，马克思都是把人的受动性作为逻辑起点的。在当前学界对异化劳动和拜物教的理解中，似乎还缺少这一维度。就此而言，从人的受动性角度来分析异化劳动与拜物教的本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必是很有价值的。
一 人是受动性的存在
与人的能动性一样，人的受动性也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它却未能像前者那样被纳入人们高度关注的视野。并且，在现有的对受动性的理解中，也存在诸多偏颇，例如，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把人的受动性当作“人的某种受制约性”来对待。显然，这与马克思对受动性的重视与理解是背道而驰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马克思赋予了受动性很高的地位，并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其真实意涵。
其一，人的受动性生成机制在于，和自然界的其他存在一样，人也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一方面，世界上的任何存在，都是一种感性的对象化的受动的存在。马克思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己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1]。这里，马克思从本体论的高度，赋予了存在的本性——受动性。马克思的思路是这样的：任何存在首先都是一种感性对象性存在，否则，“一个存在物如果不是另一个存在物的对象，那么就要以没有任何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存在为前提。只要我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对象。但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像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2]。所以，任何存在物既是外物的作用对象，又是作用于外物的对象，即任何存在总是受动于对象，具有受动性。既然如此，那么，另一方面，人作为世界上的一种特殊存在，理所当然也是一种受动性存在。具体来看，人本身就是一种对象性感性存在物，在主动或被动地编入社会实践机制之内后，人的肉体感、现实感更加凸显，从而成了一种受动的存在物。当然，作为存在中的一种特殊存在，人的受动性还表现出新的特征，即人是受动与主动的统一，人不仅像动物、植物那样，直接且毫不保留地受动于自然界或对象，人在劳动中，还生成了相对独立的自我意识和精神世界，在此世界中，蕴含着动物所欠缺或干脆就没有的“激情”、“毅力”、“斗志”等。比如，任何被纳入人的视野中的对象，都是人自我意识评估的对象，任何成为人改造的对象，都倾注了人的自然力、生命力、“激情”，从而人确认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获得了继续存在的对象性存在物。概而言之，肉体感性存在的人，在现实的感性生活中，不仅依赖着感性对象，而且在改造和认识对象的进程中，确认着自己，从而使得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同时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幸运与造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确证是通过物来实现的，对物的崇拜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使人的现实性与人的本质异化，颠倒了人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这是有悖于人的真实存在本质的。因为，如上文论述，人正是在克服受动性的进程中，捕获了主动性，从而人意识到，自我本真的存在，是自由而自觉的。
其二，人的受动性发展机制在于，人试图在能动的协助下，摆脱受动，实现对受动的占有和享受。马克思在《手稿》中还论述道：“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意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3]人的对象性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因为这一活动，人不仅把自己“牵涉”到对象之中，还把对象融入自我的意志活动和自我实践活动之中，使得对象成为“为我”的对象，况且，人的自我实践活动，绝不仅仅是单独一个人的事业，它还需要其他人和物的积极参与。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指认了人的存在本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所以积极动员一切力量参与到对象性活动中来，是因为人试图依据自身对自然的受动性，在自我意识的主动性协助下，不仅占有受动的依据——自然界，还享受这种摆脱受动性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彰显和确认了自我，人获得了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然而，在资本主义时代，人却依据在生产中的地位，被强行地分割为两种人——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依据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即资本，驱动一个个活劳动不断创造和积聚新的死劳动。如此，资本家因把死劳动积聚起来而获得了私有财产，而活劳动因出卖了劳动力而获得了生存的机会。从而，对于资本家来说，他摆脱受动的过程和结果，就表现为他们积极主动地组织私有财产的生产，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断占有和享受。他们的利益需要与获得更大利润的激情，使他们坚信：人能够去认识对象和确证自身。而对于工人来说，尽管他们是以人类的名义来从事摆脱受动性的活动，但是它们不仅没有逃脱受动性——他们摆脱受动性的活动成果被他人无偿占有，而且，他们又增添了新的人为的受动性——他们自己劳动的成果，成了奴役他们的力量，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开始尝试超越德国古典哲学从纯粹哲学角度对异化劳动的理解，赋予异化新含义。
二 人的受动性与异化劳动之间的“互喻”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异化概念，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在《手稿》中，他集中讨论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揭示人的异化的实质，赋予社会经济学内容，这是哲学与经济学的首次完美结合。
异化劳动这一范畴，它是劳动的变种，是劳动这一客观范畴被社会制度所扭曲的畸形产物，所以，明晰异化劳动，首先要从厘清劳动的概念、劳动之于人的功用和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实遭遇出发。
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是在自己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前提下满足人需要的活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命表现。因此，“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4]。人靠劳动才能生存，这是人首先必须肯定的前提。人的生存与从事劳动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制约着人的发展，人是受动与劳动的，没有劳动就没有人本身。但正如上文所揭示的那样，马克思认为，真正意义的受动性，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劳动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人为了满足自我的生存需要，确证自我的本质力量，感到的是自由的、自觉的，没有其他人的和社会关系的强制。在此意义上，真正的劳动和人的受动具有同质内涵。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成为异化的劳动，人们感受到的不是自由与享受，而是强制与痛苦。就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做了精彩的阐释。
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包括四个方面，实际上，这四个方面要么是以人的受动性为逻辑出发点，要么就直接把人的受动性作为推论结果，分别阐释如下：一是劳动成果与劳动者相异化。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受到对象的制约，在与对象的关系中，人才证明自己的本质力量。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人们失去自我的现实性，从而失去了自己的对象，人消失在物（商品）中，人的本质被物欲所代替，人的本质迷失在物质的世界，人们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是劳动产品的失去，人们失去了其现实性的对象。异化劳动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与被对象奴役，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统治人。二是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与劳动相异化，根源于劳动活动本身异化。劳动创造了人，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以及自己的劳动，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人们在强制与压迫下不情愿地但又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劳动。三是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产品与劳动本身都与人相异化，劳动则变成了单纯的谋生手段，变成了仅仅满足肉体需要的动物式生产，人越来越与他的本质相异化，越来越成为不是人的人。四是人与人相异化。由于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本身和类本质最终异化，最后必然造成人与人相异化。在生产过程中，人不仅生产出和自己相对立的产品，而且还生产出非生产者对生产者的支配权力。
实际上，生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它与人的受动性，构成了二者之间相互解释对方、相互理解对方的理论背景、理论范畴和思想线索。或许正是看到了它们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喻性，马克思在《手稿》中，才得以完整地揭示人的本质，才得以彻底地揭示这两对范畴的真正本质。我们的相关论证如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异化的现象，在物与物的关系的外表下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相异化。人的本质（劳动）由自由自觉的自我劳动变成强制压迫的痛苦劳动。马克思就是要把人的本质真正还给人，归根结底就是要消除异化劳动即消灭私有制。私有制构成了劳动和劳动条件分离的根源，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异化劳动又是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密切相关的，消灭私有制最后达到共产主义，使劳动真正成为自我确证自我本质力量的活动，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一种人自我享受的活动。人的本质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由异化劳动转变为自我享受的劳动。在马克思的视野内，在资本的世界中，人真正实现了非抽象性存在，即人按照所占据的“现实财富”多寡以及在生产中的地位，被强行地分为劳动者和资本家两大阶级。就前者而言，他们除了占有劳动本身而外，什么都不占有，尽管他们使用劳动资料，但它们却属于资本家的临时授权。或许正是这种异化劳动，才使得人重新成为单一化的存在——又和动物一样，重新沦为仅是受动性的存在，因为，劳动力被资本家购买，从而也不属于自己，只能受制于资本；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不属于自己，活劳动不是宰制死的生产资料，而是相反，人受制于死的东西；劳动不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享受活动，而是受制于单纯的生存需要；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不再是自然的快乐的，而是要受激烈的竞相拼杀所制约。上述这多重受制性，难道不正是因为异化劳动，而使得人沦为单纯的受动性存在的明证吗？物的占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竞相角逐的对象，占有了物（商品、货币、资本等）就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享受一定的权利。
马克思不是独断主义者，更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在指证了异化劳动而引致人重新回到受动性这一悲惨命运的同时，又为受动的人指明了光明的道路，即他为劳动者开辟了走出纯粹受动性的道路——扬弃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5]。倘若如此，那么，对于人来说，任何对象再也不仅仅是一个纯粹制约人的对象，而是被人的自我意识积极评估、被人的主体力量充分利用、被人的享受充分占有的对象，从而，“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至于在自己的对象里丧失自身”[6]。而一当人全面地占有对象后，人不又是在对象世界中获得了自由吗？人不又回归到受动性与主动性有机统一的本真状态了吗？
三 人的受动性“造就”了人的拜物教
本来，拜物教发源于中世纪乃至更早时期，人们把物当作神来崇拜的一种宗教活动。在生产力低下和人的精神蒙昧时期，由于人们对自然、自身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加上自我精神的需要，把某种物当作一种神秘的力量来崇拜。在人类自身发展史上，人所崇拜的“物”，依次经历自然物和人造物。对自然物的崇拜构成了前资本主义时代拜物教的理论主题，而对人造物的崇拜则是资本主义时代拜物教的宗旨。就此，马克思在揭示异化劳动的学术进程中予以了进一步的澄清，就是说，马克思在揭示异化劳动进程中，揭示了人的拜物教习性。然而，通过上文的相关论述可知，马克思的真正用意或许不在于此，他实际上恰是为了下述目的才如此做的，即以异化劳动为理论中介或理论手段，来阐释人的拜物教习性的生成根源——人的受动性。我们的论证如下：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本质。马克思从我们感官经验的东西开始，说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任何物都不会感到神秘，如一张桌子，木质有形，可站立并能放置物品，是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微妙性的，但是，它“一旦当作商品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头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7]。一张桌子通过劳动制作，是为了放置物品，生产是为了使用；但是在商品经济中产品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首先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交换，实现桌子所代表的价值，桌子的价值属性不是它的物性，而是自身的效用，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桌子的这种属性以物的形式颠倒地表现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使人与人的现实关系转换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的虚幻形式。这本来是只能在宗教的世界才能找到的现象，即人脑的产物表现为特殊存在的并表现人的社会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成为一种虚幻的现实存在形式。在商品世界中，劳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通过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在特殊的社会存在形式下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力量，人们崇拜且受到奴役，物的形式代替了人的形式，人的本质消失在物的关系之中。人在物的关系中感到的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处处受到物的制约，受物的奴役。从受动性的角度来看，人的自我卑污地屈服在物的统治之下，人们享受到的只是物的必然性，是物对人的奴役，人的本质在物的关系中扭曲，人感到的不是自由的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而是受到它们的束缚和统治。人们把一种虚幻的东西奉为神明，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它，拱手相让自己的本质与力量。这种现象的出现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才会存在。要消除这种拜物教，必须消除存在这种现象的根源即消灭私有制，进而消除异化劳动。拜物教只是一种虚幻的形式，而作为实质的异化劳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拜物教是虚假的现实，异化劳动才是真实的存在。为了物，人是可以被牺牲的，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以人为本的存在状态变成了以物为本的社会关系，这样不仅颠倒了人的存在，也颠倒了社会现实。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在试图证明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之时，它更证明了人征服人的“伟大”胜利。
实际上，通过我们上述对拜物教的理论阐释可知，一旦我们把人的受动性无限制放大和凸显后，在人的心理上，经过棱镜一般的折射，便曲折地倒映出物的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曲折表现就是拜物教。具体来看，作为一个存在，人最大地受制于自然界，因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人本身就是由“肉体”这一特殊“物”组成的。按照世界物质守恒定律，维持人肉体的存在，必然要注入新的“物”，这外在的表现，就是人从心理上对物的渴求和人在实践中对物的不懈追求。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不断利用自身优势和力量，尽一切可能吸附客体身上的能量，实现资本主体与外界物质客体的完满统一，进而完全占有客体，实现自身增值”[8]。无疑，这又把人对物质的这种渴求和追求，无限制地放大和扩展了，其理论形式就是我们所批判的“拜物教”。总之，正是人的受动性，经由异化劳动这一中介，才引致和“造就”了人始终割舍不掉的对“物”的跪拜。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8]刘庆丰：《论人的价值构成的“内在紧张”》，《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