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变迁视角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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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一 主要的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文献检索与阅读方法、田野调查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法等。

文献检索与阅读方法,重点研究我国政府推进城镇化的各种相关理论文献,分析我国政府推进城镇化的政策机制;通过对历史卷宗、档案材料、政府公报的分析,研究我国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情况。

田野调查法,运用深入访谈法,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弥补文献研究存在的不足。目前关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大都从应然的层面进行研究,对于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实地研究的比较少,本书通过田野调查,大量了解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各个相关行为主体面临的约束,从而为研究城镇化积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提高研究的现实性与可信性。

实证研究方法,就是按照一定程序性的规范进行经验研究、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本书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通过广泛收集与客观事实相关的资料、数据,研究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城镇化制度变迁的现状,深入剖析制度对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未充分发挥的根源,将事实材料的分析与理论的升华结合起来,为解决影响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提供一些思路和办法。

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就是遵循历史的顺序,把握历史现象的基本线索,把握它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研究方法。什么问题都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不能割断历史。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传承和发扬。为此,本书在对我国城镇化制度变迁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广泛收集整理资料,解读制度变迁对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揭示其规律。

二 主要内容及框架结构

通过分析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本书研究认为,只有适宜的制度安排才会促进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城镇化进程中制度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会严重影响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本书共分八个部分展开讨论和研究。

第一章,导言。本章阐明本书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书中涉及的城镇化、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等关键性概念进行界定,对论文的研究方法、整体框架及主要研究内容进行说明。

第二章,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本章从国内外两个角度,对城镇化理论及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对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和逻辑框架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从而为本书的后续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城镇化基础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直接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城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经验和借鉴。

第三章,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分析。在总结浙江省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及成效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统计工具构建城镇化综合指数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浙江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判断和评价。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遴选出经济发展系统中影响城镇化的最主要因素和城镇化系统中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第四至七章,系统梳理城镇化制度变迁的历程及制度障碍的分析。结合浙江省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分别梳理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相关制度变迁历程,详细剖析影响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约束。对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曼瑟尔·奥尔森曾经作过一个经典而形象的说明:“在传统经济学家的眼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源泉常常被归结为资本、劳动投入及技术进步,制度经济学认为上述理论仅仅从细流汇聚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发展之江河的形成,而没有触及更为根本的东西:降雨和淤泥。”奥尔森这里所说的“降雨和淤泥”即是指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毫无疑问,奥尔森的上述观点同样适用于对城镇化的研究。因此,研究城镇发展问题以及未来城镇化改革方向,不能局限于城镇化进程表面的数量增长的分析,而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上,在特定的背景下考察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及这种制度安排与变迁的城镇化效应。

第八章,制度创新: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现有的研究忽视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链条效应”,单纯从某一环节提出解决城镇化发展问题,难免带有片面性,且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的发生。浙江省的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的一个缩影,本章结合第四、五、六、七章分析的内容,从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个方面,提出促进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创新路径。只有在人口、土地、产业和社会四大领域同时开展制度创新,不断地通过调整制度来刺激和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才能为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才能为我国城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1] 国际上通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用公式表示为: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100%。

[2] [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4] 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5] 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6] 王梦奎:《通过“三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9月18日。

[7] 孔凡文:《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问题的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6年。

[8] 纪良纲、陈晓永等:《城市化与产业集聚互动发展研究》,冶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9] 靖学青:《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与城市体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0] 钟春艳:《统筹城乡发展中北京郊区城镇化研究——以密云县为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9年,第11页。

[11] [美]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陶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2] [美]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陶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8页。

[13] 田钊平:《制度变迁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2012年版,第9—10页。

[14]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页。

[15]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7—89页。

[16] [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17] [美]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引自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陈昕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18] [美]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引自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陈昕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19] 如果各种相关的规则彼此是协调的,它们就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可靠合作,这样人们之间就能充分利用劳动分工的优越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例如,交通规则是一项制度,它将若干行为规范强加于单个驾驶员,却使人们在总体上享受到了更快捷、更安全的交通;而确立各种保护产权的制度使人们能与他人进行买卖活动并建立信用关系。

[20] 方军:《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