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依据

唐代御史群体既是监察主体，又是文学创作主体。唐代御史台“天子私人”、“天子鹰隼”、“耳目之官”的特殊地位，唐王朝对监察工作的高度重视及古代优秀监察文化、法文化的熏陶，培育了御史群体异常突出的政治心态。当御史的政治心态作用于监察主体时，御史群体因其特殊的身份和权力，较其他官僚更勤于言事、勇于谏诤、敢于碰硬，表现为踔厉奋发的监察实践和奋不顾身的谏诤姿态。当政治心态作用于文学主体时，积极的参政行为所伴随的监察、谏诤精神便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文学观念。从唐代文学的演进来看，从初唐到中唐几次大的文学思潮都与文人的谏政行为有密切的联系。

作为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敏感深沉的唐代御史，他们一度活跃于当时的政治舞台，一度深陷于政治的旋涡之中，他们的荣辱浮沉，都与其御史任上的言行有直接关系。御史经历对于唐代文人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对于其文学成就的取得，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御史经历不但决定了士人不同的政治活动，也培育了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和文学的思维方式，使御史的文学创作在主题、风格、美感等方面与其他社会角色相比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表现出独一的审美特征：刚直心性和刚劲风格、忧愤情怀和怨怒之气、风霜之任和悲壮美、冷峭美。御史的文学活动丰富了唐代文学的百花园，是形成唐代文学特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代御史具有监考、监选职责。监考、监选既是监察活动，也是天下士子文学活动的“指挥棒”，它对一定时期文学生态的影响、文学风气的引导作用是明显的。唐代御史台既有整饬百僚、肃清吏治、惩治腐败的良好作用，也带着与生俱来的封建专制的“胎记”。在某些时期如武后朝，御史活动明显表现出专治政治的工具品格，形成一股危害不小的病态势力，党同伐异，罗织打击，对此期文学生态影响甚剧。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影响正负面兼具。在唐代御史身上，既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监察文化、法文化的精华，也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监察文化、法文化的劣根性。在此意义上，考察御史制度与文人的关系，不但可以深化对唐代文学的认识，而且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重建，也不无借鉴意义。

御史活动是唐代文学演进过程中不同时期文学思潮形成的重要动因之一。唐代御史对其社会角色的责任感，包括一种对文化、文学传承、革新的使命感，往往是造成一个时代的思想氛围和文学思潮的重要原因，如贞观朝文学设计的谏诤氛围，中唐诗文革新思潮的经世致用目的等，都和御史“谏臣”人格的自塑密不可分。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与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

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中国廉政文化，唐代御史的“诤臣意识”感召后世一批又一批的名臣志士，以文谏政，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时弊的指责批评。后世弹文强悍使气、情感激越、慷慨激昂，在精神气质和写作手法上都与唐代弹文一脉相承。我们虽不能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一定来自唐代御史公文的影响，但其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则是无疑的。唐代御史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政治节操，犯颜直谏、敢说真话的政治胆略，已经熔铸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是当代廉政建设中可资借鉴的资源之一。御史公文切中事理、切忌空泛；充盈真情实感；兼顾实用性及艺术性的特点，对当代公文写作仍具有较大借鉴意义。

在建设法制社会的文化背景下，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愈来愈发现文学与法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内在性和丰富性，是以往人们未曾发现或虽发现而未曾重视的，然学界在此方面鲜有突破性成果。本书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传统法律重情理、重民意、重教化的特点，使不少法律公文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宣泄，这为法律公文进入文学世界开具了最便捷的通行证。以此为基础，本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

截至目前，学界专门对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专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专著，迄今未见。本书力图从文、史、法等多学科的角度研究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的关系，既清晰勾勒出了唐代御史群体以“刚正”为人格标识的精神谱系和以求实、批判、疗救为特征的思维谱系，又动态地考察了唐代不同历史阶段御史人格的发展变化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既宏观地考察了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又微观地探讨御史活动与诗歌、散文、笔记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因此，从御史角度切入，对唐代文人的御史经历与文学活动的关系进行审视，比单纯从纯文学的角度着眼更能深入、也更能触及唐代文人的心灵深处，能更好地揭示唐代文学进程中的某些原生态状况，还原那些被遮蔽的文学景观。虽然一些学术著作不同程度地涉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关系，但迄今为止，学界尚未有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的关系作为一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专著问世，尤其是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尚是一片空白。因此，笔者认为“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是目前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有待拓展和深化的领域，该课题一定意义上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