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技发展与“文学终结”的争论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境况，几乎没有人否认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力量。技术几乎超越时空界限，实现了信息传播与生活的同步；技术使信息传播全息化和瞬间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信息需求。技术催生媒介的变革，传媒形态立体交叉，使当今社会俨然成为“媒介—消费”社会。媒介技术的开发、演进，人类探索世界的愿望逐步实现，人类作为群体生活的“类”的属性逐步彰显。人类需要信息，媒介完成人类信息传播的使命，同时构成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需求结构中最重要的需求之一。然而，当媒介刺激需要，需要是由媒介产生，信息占据人类生活的主要位置甚至成为唯一时，人们的物质生存就会为信息所困。媒介更新演变成为衡量科技进步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时，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状态就不一定与人类文明进步良性互动。传统文学观念中赋予文学的伦理道德因素和人文使命，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下，似乎正在逐渐被放逐。文化模式的转变和社会生活的转型，无不伴随着社会心理被撕裂般的阵痛。历来谈论艺术的“终结”或者对文学发展前景的担忧都与科技发展改变生存环境直接相关。“文学终结”的论争，表面看是文学艺术领域内关于文学生存前景的争论，实质上是延续90年代文化领域内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折射出人们对全球化时代文化构建模式的思考，对科学技术至上语境下人文道德建设问题积重难返的焦灼和无奈。
精英知识界和文学界面对文学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忧虑，文化相关领域涌动着重建文学理论以协调文化生态的思潮。于是，面对文学的生存境遇，文学观念更新的思考随着争论的开展不断深入，文学研究者面临的困惑和产生的文化救赎的使命感日益加重。
一 言说本身的悖论
言说一种从久远的历史时空发展来的文学、一种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不断变化着的精神现象，言说的同时必须把言说的对象看成相对单一的、不变的客体，必然对文学面对的生动的现实生活作出种种假设，并在假设基础上对文学现象作出种种抽象，推导出相关概念，否则就无法立论。那么，为了使言说尽可能产生普泛性和有效性，在追求洞察力、深刻性的主体愿望下，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学现实的丰富性、特异性和潜质。一个比较稳妥的言说角度是尽量避开文学本体，就文学的外部问题和制约文学传播、接受的传播科技的演变，来推论文学的未来，于是，无论是说文学要“终结”还是说文学会更加繁荣，必然都能自圆其说，言之凿凿。因为文学的本体必然有种种内部的、外部的属性构成，正如一个人，从漫长的历史时空中进化到能语言，会劳动，会思维，但如果他突然遭受外部灾祸或者有机体发生病变，有一天他丧失了语言、劳动和思维的功能，可能是永久性全丧失，也可能是一时间部分丧失，那么此时你可以不再说他是个人了，或者你仍然可以说他还是个人，两种结论都能成立。我们会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很宏观的角度作出让人信服的论证，而具体到现实生活中，他的能动性状态就显得不重要了。所以，面对文学未来生存状态，从哲学的高度、以西方传媒语境和媒介科技演变趋势来说，容易得出文学悲观的结论，从“具体而微”的文学现实和中国文学的生存背景来考察，容易得出乐观的文学前景。两者一个共同的“难言之苦”是，都无法言说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元命题，是一个不断追问与阐释的终极问题，是一个随人类文明发展不断演变的心灵体验的问题，回答什么是文学必然带着主体的观念意识。同时，文学是传播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媒介和工具，文学价值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带着很强的主观假想性。
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特别是五四前后新的文学观念引进后，与中国社会革命思潮交叉演变，几经曲折，到20世纪80年代后，文学与现实、与精神体验问题的矛盾再次尖锐。“纯文学”、“先锋文学”、“通俗文学”等观念看似对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不断作出了阐释，实质是不断模糊着什么是文学本质存在状态问题。“纯文学”观念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多数理论命题的出发点。从西方背景看，纯文学观念是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在反对宗教伦理和经院哲学过程中产生的艺术观念，其价值倾向和社会关联往往反映着整个文学的演进途径和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
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美的体验，同时，一切艺术包括文学给予的美感都需要载体和传播媒介，而载体和传播媒介是社会性的，就其物质形态的技术构成来说，无疑也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积淀和凝聚，它们既是人们当前认知的方式又是未来认知的起点。任何载体与媒介都离不开人类的各种感官，听觉、视觉和触觉等沟通心灵的途径构成人类存在的依据，人类因此能和大自然和谐共存。美既然是这种感官的体验，是通过人类的视觉、听觉、触觉感受到的，那么也必然是经验性的。经验本身就是认知选择判断的结果，所以就经验范围内给美作价值判断，只能是一种超验的命题。然而纯粹理性是人类抽象精神的本体，毫无疑问也是人类存在的理由，给知性探索带来无尽的兴趣，是现代美学建构的无限推动力，所以康德之后的浪漫主义文学兴起是对无功利纯文学观念的有力实践。
也因此，不断对“纯文学”的标榜、建构，不断对“不纯”文学的批判，不断派生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以及无穷尽的类型学上的分类，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权宜叙述尚可，如果涉及文学本体追问，大多是禁不住反问、反证的，无法从正面提供一个纯文学的样板，也不能为纯文学确立一个可以实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所以也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创造出一种真正的纯文学来。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和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社会分层加剧，文学的功能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纯文学”观念与现实审美文化的发展要求之间的冲突更加凸显。一般民众对文学的要求转向了娱乐性和消费性，文学的使命感淡出，体制内的创作遭遇了双重冷遇。多媒介交互传播格局形成，促使大众文化勃兴，文学俗化加快，新媒体艺术形式多样化，精英知识界对此感到了忧虑，于是文学“边缘化”的悲观展望似乎成为一种对未来文学景观的感伤叹息。“纯文学”观念，正如陈国恩所说，[8]因失去了对立面的制约而暴露了自身的不合理性，从而成了一些作家逃避文学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的一个借口。文学功能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它作为一个审美概念其内涵的不确定性，人们很难为它确立一个明晰的边界，赋予它明确的意义。这也说明，文学概念的内涵总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的，它在争取文学自由权利的时候，在强调审美独立的时候，能捍卫文学的尊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一旦到了要创造一种标准，要具体实施文学理想的时候，理论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同时也就赋予文学理论多种重建的可能性。
因此，文学是一个关系到生命存在的话语系统，它具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和无限多样的形式，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文学的意义是在多重关系中历史地呈现出来的，这些关系包括感性与理性、功利性与非功利性、艺术与人生、文学与政治等，也关乎人类与自然、理性与非理性、精神与心灵等。文学正是在这多重关系中历史地显示其自身边界，文学的生存价值在于这种不确定性中。
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中所阐述的文学的“内部”和“外部”要素在当前正在发生着实质性的变革，文学的许多“征象”在不断消逝乃至“终结”。但到底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关涉文学性的生成和文学的真正存在，关系着文学“发生—发展—消亡”然后新的文学形式的再生。到底是悬置这一问题还是在辨析的悖论中一直走下去，是否存在一种新的价值系统来统摄这一问题？这一历史动态性的问题关联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认知领域融合演绎后，在一个文化新起点上，才能给予回答。然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对文学表达和文学传播媒介的技术演变所带来的文学存在状态的探讨，逐渐成为可操作性、可嫁接文化各个领域的命题被提出来。
传播技术日新月异，新旧之间既相辅相成又不乏弃旧迎新，人们日益发现文学传播技术带着人类整个文明发展的历史印记，对文学观念形成的制约是基础性的，探讨媒介技术的沿革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于是从媒介出发，大家逐渐认同：正如不能因一个人的肢体残废就说这个人不是人了，也不能说文学的一些属性失去了，文学就“终结”了。所以，问题的肇始者也曾明确声明，并非说在电子媒介环境下文学就不再存在了。如米勒说：“我在此重申，我从来就不想说什么‘文学的终结’，我要说的仅仅是，在新媒介时代，印刷文学的文化作用已经和正在削弱。”[9]因为这显然又会陷入一个简单的悖论：我们争论的本身就是关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大命题，我们如此激烈地争辩不恰恰表征着当前文学理论探讨的繁荣？
基于媒介技术角度有说服力的反驳观点很多，典型的如“他们的文学观念脱离了文学实际，只从理念出发，或者把文学本体看作是媒介，或者看作是权力的表征，或者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载体，都不是从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特别是忽视了文学的生命属性与文学合法性的根本关系。我们不否认媒介变革或权力资本对文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都是局部的或阶段性的，不会从根本上触动文学的根基。文学是生命文化的代表，将与生命和自然同在，只有生态的恶化才是文学走向终结的真正可能的原因。”[10]“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那么只要人类的情感还需要表现、舒泄，那么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就仍然能够生存下去。……第二层面，文学始终不衰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理由在哪里？……我认为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就在文学自身中，特别在文学所独有的语言文字中”。[11]许多论者就文学性范畴立论，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文学语言上，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化作品的关键。那么，语言以及承载语言的媒介工具的技术性是否对文学语言的物质属性和语体风格选择有所影响，是否对诸如文学题材、文体形式、文学语体修辞等有潜在制约，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金惠敏先生认为，首先要重新思考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是否对应，文艺理论是否必然源于文艺实践并指导文艺实践，由此达成对未来文艺生存状态、图景概括的有效性。“文学终结”如果是说文学研究的终结，必然陷入自身言说的矛盾中，同时，如果理论本身有自足、自律，承担自身的人文使命，有自身开拓的空间和通向人类精神生活的另一蹊径，那么“文学终结”对文学创作实践的预测就不是必然有效。[12]这似乎摒除了传统的理论话语，但无论什么语境，传统对现实的阐释和传统对未来的穿越并非一定能达成，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检验的终极问题，其中偏颇和失误难于避免，甚至有时现实和未来给传统以荒谬的回答。
二 传播技术与文学同步演进
传播技术是人类多种科学技术手段中的一种，是当前人类文化生活和未来人类生存中将占据主要份额的一种生存手段。自从人类走出洞穴，结为群体与群体、部落与部落相互独立存在，信息的传播就日益成为彼此生存、演进的重要制约。实现瞬间信息沟通是人类古老的梦想，也是今天传播科技发展期盼的生存彼岸。传播技术和多样个性化传播方式既是知识进步的手段，又是今天人类知识构成的主要成分。如果承认精神领域内的进步可得益于人类知识的进步，人类知识的进步可推动文学样式的革新、文学审美表达能力的提高和人类情感表达能日益得到丰富和完善，那么“艺术终结”、“文学终结”、“文学边缘化”就是在知识之外、文学本体之外的悲观感叹了。
媒介科技发展到今天，图像转型，影像世界，文学的生存状态必然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如米勒等人所认为的“印刷文学的文化作用已经和正在削弱”，金惠敏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当前已经丧失了对文学的阐释能力和以文学的立场批评现实的能力，以及接通世界文学的能力。紧迫地呼吁“恢复文学理论家与当代现实的对话能力，重新点燃我们的现实激情，在对新现象的新阐释中找回我们作为理论家的自信”。[13]我们沿着他们的思路继续追问：印刷文学丧失了文化阐释能力，那么是否电子文学文本仍然保持文学的阐释功能？文学理论如何才能完成与现实的对话，以重建文学理论的生命力？这似乎也是只看病不开药方的思路。
在电子媒介技术语境下谈论纸质媒介语境下文学的“文学终结论”，注定具有浓厚的技术决定主义色彩和悲观情绪。把“文学的终结”、审美的泛化归结为“媒介的后果”，颇有质疑历史的色彩。考察近百年中国文学演变轨迹，固然“媒介即讯息”，“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纷繁复杂性”[1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反封建文化为核心的文学革命的爆发、中国文学的长足发展和中国社会现代思想文化的激烈变革，与近代印刷业的发展、报刊的广泛发行、出版物的民间流行、全国各地读报栏的设立，以及大规模机器印刷推动报刊媒介广泛介入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密不可分。在倡言科学的文化背景下，胡适“国语的文学”通过“国语”的媒介，激发了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深刻变革，必然同时带来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由此，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也就逐渐确立起来了。由此，现代新型的“文学场”形成并与拯救民族危亡的振兴科技文化的愿望结合起来，于是文学中心主义逐步建立起来。传媒技术的发展带给近代思想文化界的震荡远比当前电子媒介向社会生活日益渗透带来的震荡严重，而我们今天对电子媒介的恐慌、焦虑和批判，也正如新文学家们对近代传媒语境下勃兴的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批判相类，其偏颇也相类。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主体性的部分丧失，加剧了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篡改，但也不能忽视了技术背后的制约机制，正如童庆炳所说：“不是媒体对文学单方面产生作用，它们之间是相互为用的。我相信媒体的作用，相信将因新电信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具有开放性；我也相信新电信技术的发展将更新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受。但是我同样相信，不是人类受制于电信和媒介，是人类掌握着电信和媒介。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人类需要文学来表现自己的情感的话，那么文学和伴随它的文学批评就不会消亡。”[15]正如飞机代替铁路运输，飞机加快了运输速度，必然使原来以铁路为中心所塑造的城市、政治和阶层社团等形态趋于解体，但这并非说明飞机作为运输媒介的功能与飞机所运载的东西没有关系，正是物品的性质和对人类的需要推动了飞机运载媒介的出现。
那么，电子媒介带给文学的变革是否是根本性的？技术进步与人文建设是否必然冲突？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能拒绝发展，在弱肉强食的社会和国际社会，不发展无异坐以待毙，而发展也不过是对必死的推延。发展是人类的宿命，我们迟早将自毁于对发展的无尽追求”[16]这样的危言耸听？或者媒介科技对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影响力发生的变异，真的是“说到底还是个人文审美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不是靠媒介本身就能说清楚的，人文性才是其持论的前提和理论的圭臬。失去这个前提，任何前沿研究都不可能真正进入学术前沿”？[17]
从纸质传播和电视传媒演变的争论中，我们也许会得到启示。波德里亚描绘科技的进步与人类生活的前景，认为人类将要生活在“拟像”与真实生活混淆的状态中，这可能是一般人意识不到的比较恐怖的真假混淆的生存处境；从日常生活中看，人们对电视“影像”的危害一般认为：看电视扰乱、抑制甚至损害人的理性思维，或者干扰严密的抽象阅读。在西方，对电视、影视传播的害处，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人发表激烈控诉电视的文章，认为电视抑制认知过程，是一种感知剥夺形式；扭曲时间、地域、历史和自然的感觉；压制并取代人的创造性；局限人的知识等。写出著名的《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的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也在书中抨击电视损害文化素养、公民素质甚至是文明，对电视技术大加挞伐。
然而，麦克卢汉认为“传统的、偏重书面文化的人有一种平庸的、仪式性的说法：电视提供的经验是针对消极被动的收视者的。这一言论离题万里。电视首先是要求创作性参与反应的一种媒介”[18]，保罗•莱文森也认为：“我们已经看到，录像系统既可以传递口语词和图像，又可以传递书面词语。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电视技术对学习和促进阅读可能是利大于弊的。……电视虽然平庸，可是它并不摧残思想。……诚然，电视并没有在认知过程中崭露头角——行星和其他天体的电视节目算是例外——然而透过数以百万计的头脑，尤其是年轻人的头脑，电视还可以对知识增长做出重要贡献。……无意之间看一眼动态的星系或恐龙，在一个乐意吸收知识的小脑袋里，会激发多么浓厚的兴趣啊！况且，看一个虚构的‘微型连续节目’，可能会促使人去读那部相关的小说。此时我们就看到，电视服务于阅读习惯，而不是颠覆阅读习惯，尽管这个作用并不见得是很大的。”[19]学校教育中，普遍认为电视视觉刺激影响感知的敏感和思维能力的发展，由此，学生看电视多对学习不利。不能忽视的外在因素是，我国目前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非常沉重，考分的竞争很激烈，依恋电视肯定影响课业和考分，并且，电视给予的认知和“创作性参与”对制度化的、其弊端常为人们诟病的考试规则和中、高考答卷并无太多的帮助，而并非电视技术在人类文化传播问题上产生的负面影响大到无可容忍的地步。
作为媒介理论家的保罗•莱文森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透过技术进化和社会生活的多维视野，精确论述了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内驱力。他一边指出：“跨越时空的延伸，对原物的保真——速度、性能和信息迁移准确度的保真——始终是传播技术的目标，其成就不稳定但日益增加；数百万年来，自从我们草原上的祖先含混不清的语言和洞穴画以来，传播技术就一直在走向成功。发送信息的驱动力，使之超越生物学的视觉、听觉和记忆局限的驱动力，不仅麦克卢汉对此做了论述，而且对此进行观察的爱默森、伯格森和弗洛伊德等人也进行了评论。”同时提醒人们，人类另一种补足的驱动力，并没有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驱动力就是“保存声音、动作和颜色等生物学（前技术）感知成分的驱动力，也就是恢复早期跨时空技术延伸中牺牲了的自然感知成分的驱力（比如，电报跨距离瞬息传递中失去的声音，由于电话而得以恢复；文字记录中失去的形象，由于摄影术而得以恢复）。最初，思想和观察从一人传递给多人时的速度、持久性和保真度，决定了知识批评和传播中的条件——有多少脑袋能够帮助发展这些思想，包括任何时候和整个历史过程中能够助一臂之力的人数；这些社会性认知活动的终极价值和有效性（思想传输过程中的失真度越高，它能够建设性地参与批评的难度就越大）。因此，传播技术的兴起与演化在给批评和传播定型中，在知识增长中是一个深刻的因素，一般的技术是如此，意在认知的技术尤其如此。我们对媒介的考察，对其传输信息的速度、持久性和精确性的考察，将从这些载体在口语和文字中的肇始开始。”[20]
虽然文学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不能完全归属人类的认知意图，但传播技术对审美和批评模式的演进，以及对文学性的扩展和延伸，对文学现代性演进的规定性，已是有目共睹的文学实事。似乎媒介科学的保真技术与文学情感表达、审美接受的模糊性产生矛盾，但深入考察人类意识、精神图式、审美心理和情感的形成离不开客观实在，有其必然的客观性基础，那么媒介技术的这种保真性所产生的“技术客观性”不应成为文学性生成的阻碍力量，不应将这种被标记为后现代文学特征的大规模复制、超越时空、追求时效的文学媒介技术力量视为消解文学性的时代特征。
文学传播中必然的失真度和传播技术自身发展追求的保真度，如何统一在文学性生成发展的新模式中，是传播语境中需要认真思索的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文学需要“失真度”，无论作品的形成和传播—接受过程如何，一定程度上说，“失真度”寄寓创造性。文学依赖的客观细节湮没在媒介技术的保真性中，文学必然发生整体感官的错位，以此来重建文学的创造空间和想象新领域，并非是不可能的。如当前网络流行和民间地摊文化中广泛传播的玄幻小说、鬼怪故事甚至科幻小说，以及对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和超越性思考后的数码技术制作的恐怖灾难影片，虽然很难说这种审美感官错位能重建文学的人文使命，但以开放和前瞻的心态，必然看到这是技术与艺术合谋的未来人类的一种文化生存状态，理应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并以宽容审慎的态度对待。
传播技术制约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确实带来了面对文学现状的恐慌，娱乐方式的革命也使我们对小说阅读创作产生穷途末路的感伤。但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正像莱文森论述电脑写作和传播技术提供的便利时所说：“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回，一个词一旦写就，世界各地都可以立即读到它了。这不是毁灭文化，而是摧毁思想贵族。”[21]同样，一篇诗歌、一部小说一旦创作出来，世界各地都可以同时欣赏，文学更加密切地同步于现实生活，并以更加广泛的民间性生存于草根阶层。
传播技术发展造成了交往模式的改变，信息传播和接受的“零距离”给文学美感生成的“距离说”、“陌生化”等理论带来恐慌。但我们同时要认识到文学的“距离”是文字构建的心理距离，是精神而非感官的距离，带着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审美传统，大大超越现实的物理距离。现实距离感的消逝，事物之间的陌生化和距离美可以消逝，文学创造的美感形式又不唯缘于距离，文学的陌生化和距离美可以从转变叙述模式和表达方式，实现对现实生活超越式构想中获得。当前文学市场上到处可见的网络小说和影视剧热播的穿越、幻想和科幻作品，已经显示了新的传播技术环境下文学审美方式和感知艺术的形态转型。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与近代印刷业、报刊业同步演进，21世纪以来的文学观念更新也同步于电子传媒技术的发展。
[1]约翰逊博士、卡莱尔、阿诺德和切斯特顿分别为英国18、19世纪文学家、散文家、诗人和作家。
[2][美]汤姆•沃尔夫：《麦克卢汉如是说•序言》，见[加]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斯蒂法妮•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如是说》，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98页。
[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93页。
[5][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99页。
[6][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93页。
[7]参见端木义方主编《美国传媒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8]陈国恩：《“纯文学”究竟是什么》，《学术月刊》2008年第9期。
[9]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封底专家寄语，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张守海、任南南：《“文学终结论”批判——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文学终结”问题》，《学术交流》2009年第2期。
[11]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人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12]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13]同上书，第2页。
[1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页。
[15]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16]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17]欧阳友权：《网络小说•序》，见苏晓芳《网络小说》，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8][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5页。
[19][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181页。
[20][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151页。
[21][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