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写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笔记小说”说略

要对笔记小说问题进行科学的界说，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笔记小说概念的界定，揭示这一小说文体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二是笔记小说与其他小说文体的关系；三是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即通过概念确认哪些作品是笔记小说，哪些是非笔记小说。解决了这三个问题，笔记小说的判别和确认就相对容易一些。

1.笔记小说的概念

对唐五代小说文体的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和分类，并非易事，而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课题，其根源在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和小说概念分类界定的模糊，以至于一些文献学家在著录小说作品时，出现“编书之家多是苟且”[68]的情况。20世纪20年代《笔记小说大观》初编之时，正是西方小说观念和中国传统小说观念冲突流行之时，为了把这些数量庞大且相当分散的笔记文献搜集整理出版，编者选择了一个内涵颇古而形式新颖的“笔记小说”概念，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要把小说、史料、学术笔记兼而有之、内容庞杂的几百种笔记统一在一个名目下并不容易，姑且择取了这么一个名词。问题恰在于这么一个“苟且为之”的名词被后人作为小说文体概念“用得越来越滥”了，所以，为了避免这些弊病的延续和造成目录学上的混乱，可行的办法就是规范和界定其含义和范围，理顺与其他小说文体的关系，推动研究工作的进展。既然如此，那就很有必要对“笔记小说”的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

为了对其概念和范围有一清晰认识，先列举诸家说法，再结合笔者的思考综合考量，得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前诸家的笔记小说研究处于初步阶段，对概念的界定比较松散随意，故此处不再列举。

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之“出版说明”：

“笔记小说”是泛指一切用文言书写的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内容广泛驳杂，举凡天文地理、朝章国典、草木虫鱼、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笑话奇谈、逸事琐闻等等，宇宙之大，芥子之微，琳琅满目，真是万象包罗。[69]

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笔记小说）这一名词的覆盖面比较大，既可以称《国史补》之类叙述史实的“杂史类”著作，也可称《杜阳杂编》之类侈陈怪异的“小说类”著作，也可称《资暇集》之类考订名物随笔似的著作，也可称《酉阳杂俎》之类包罗万象类书似的著作。只是传奇作品与此距离较远，似不宜以“笔记小说”呼之，但如《酉阳杂俎》卷九《盗侠》中的几则故事，笔法与《虬髯客传》等传奇相同，然为《酉阳杂俎》此书性质所规定，人们也只能称之为“笔记小说”。……从源流上看，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即是传奇。[70]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文学大辞典》：

笔记小说，古代小说类别名。文言小说的一种。大多以随笔形式记录见闻杂感而成。宋代宋祁始以“笔记”作书名，后如旧题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沿用。另有笔谈、笔丛、随笔、笔余、乃至杂录、漫录、谈丛、丛说等，大致均可归入此类。[71]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

所谓笔记小说，内容主要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规范。[72]

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导论》：

所谓“笔记小说”，就是那些以记叙人物活动（包括历史人物的活动、虚构的人物及其活动）为中心、以必要的故事情节相贯穿、以随笔杂录的笔法与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为特点的文学作品。……“笔记小说”是文学作品，是属于小说范畴。[73]

苗壮《笔记小说史·绪论》：

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是以笔记形式所写的小说。它以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包括幻化的鬼神精怪和拟人的动植物与器物等）的故事，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产生并贯串始终的小说文体。[74]

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

介乎笔记与小说之间的作品，不妨仍称之为“笔记小说”，但应该严格限定为“笔记体小说”，即用笔记形式创作的小说，或被编于笔记中的小说。

陈文新先生的《中国笔记小说史》并未给予笔记小说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其基本观点已见前述。

上引各家观点具有一定共性，可粗分为两类。一是立足传统目录学思想，兼及现代小说观念，侧重于“笔记小说”的文献资料价值，以诸《笔记小说大观》和周勋初、章群先生为代表，其关照对象非常广泛，甚至包括辩订考证、朝章国典之类的学术笔记与史料笔记，反而使“笔记小说”的概念显得混杂不清，削弱了它的文体特征。不同的是，周勋初先生认为笔记小说与传奇有区别。第二类以三部《笔记小说史》、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为代表，立足于小说的故事性，试图建立起适合中国古代小说独特性的研究方法，属于真正的文学研究。我们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则不难概括出能被广泛接受的诸家的共同点，无疑即是笔记小说的基本特征：即随意、随事、随笔。所谓“随意”，指创作意识的非主动性和创作动机的模糊化，多属兴之所至，没有单一固定的创作意图，不同于诗词等其他文体创作的寄意逆志。所谓“随事”，即对某一故事闻则即录，故事之间无逻辑联系无组织关联。所谓“随笔”，即创作形式灵活多变，质朴自然，不刻意注重修辞谋篇。具体而言，应包含如下要义：

一、笔记小说是小说文体；二、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简单、可以虚构；三、运用简洁的文言写作；四、以笔记体或随笔形式创作；五、篇幅短小。

首先，承认笔记小说在小说史上的文体地位，才是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不能因为这个概念曾被用得宽泛无边而取消它，关键在于如何限定和规范它。第二个特点，故事性是小说的灵魂，即以叙事为主。董乃斌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指出，“事”是构成小说内容的根本和基础，没有一定的“事”，就没有小说，“述事”是小说的基本特征。[75]如此一来那些以说明和议论为主的学术笔记就被排除在外。不同的是，笔记小说的故事情节简单，大多一文一事。至于虚构与否，并不能作为判定小说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实事求是地看，许多今天被视为小说的古代作品大多是纪实的，作者的主观创作动机就是为了传信，如干宝《搜神记》、唐临《冥报记》等。如果以此为绝对标准，那唐代除了传奇外，几无小说可言。第三、第四、第五这三个特点结合“故事情节简单”一条，可以将笔记小说与传奇区别开来。传奇一般篇幅较长，多事藻绘，有时韵散结合，甚至穿插诗词，且情节完整，这与笔记小说截取片断、一文一事的叙事方式和简洁质朴的语言风格有着显著的不同。本书认同李剑国先生关于传奇的看法：“在自觉的创作意识下着意对文采与意想的追求”，[76]即是说对文采、思致与情思的主动追求是传奇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对，笔记小说的创作以语怪、传信为根本，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二、第四两个特点结合，可以归结为一点，即“随事而记”。如上文所言，小说的本质乃在叙事为宗，重在故事性，而笔记小说的特点正在于随笔记述事件，不加刻意的润色与藻饰。这也是它能够与同样属“随笔而记”的笔记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云：“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77]这种追步个人思绪，思则记之，闻则书之，随意而记，不讲求次第的著述方式，即为“随笔而记”；如果我们用故事来替代那些学术性的笔记条目，则是一部《夷坚志》的体制，而后者的特点正是“随事而记”。正如题为唐代李翱所撰《卓异记》序所云：“随所闻见，杂载其事，不以次第”，[78]是对笔记小说“随事而记”特征的精准概括。

至于“随事而记”的“事”的题材来源，我们仍可借用《汉书·艺文志》“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二所云“里巷闲谈”来概括，突出笔记小说的题材主要来源于传闻、部分得之于亲身经历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云：“案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79]所谓“里巷闲谈”即指街谈巷议之类的传闻，因为来源于传闻的故事，其可靠性是不可与史家的实录精神相提并论的，如张《朝野佥载》、刘《隋唐嘉话》、刘肃《大唐新语》、孙光宪《北梦琐言》之类。刘明确表示：“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80]佚名所撰《大唐传载》亦云：“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81]可见，《隋唐嘉话》、《大唐传载》之作乃来自传闻，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亦谓此类。[82]这也是将史传与纪实性的轶事类笔记小说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准。陶敏、刘再华反对将《大唐新语》看作小说，理由是其文字与《旧唐书》列传所记大同小异，应当取材于《国史》一类著作；此类笔记具有较强叙事成分，但作者原是忠实记录见闻，意在传信，纵涉语怪，也不加虚构、夸饰和渲染，非有意为小说，故当称为笔记。[83]作者自序的确以史家标准进行创作，但从该书曾名为“大唐世说新语”及其编排体例来看，意在模仿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我们今天认为后者是小说，为何独将《大唐新语》视为史书？陈寅恪先生云：“通观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84]可见，记载容易虚妄不实是私家纂述的杂史杂传的一个特点。即使作者的主观动机在传信纪实，但大多来自传闻，且语涉怪异实质就是虚构，在今天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对此类文献的处理鲜有作为信史看待，就足以说明问题。判断一部作品的性质应该从其显现的总体面貌出发，这些笔记大多结构松散，随事而记，与严格的史书亦相去甚远，将其视作笔记小说未为不可。

根据上述特点，笔记小说的概念可以这样界定：

笔记小说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采用随事而记的形式叙述人事或神怪故事的篇幅短小的文言小说。

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是所有笔记小说的共同特点，也是区别非小说的学术笔记的重要特征；随事而记的创作方法则与传奇大异其趣，也与史家的实录精神有别；叙述人事或者神怪故事，正是笔记小说的两大题材。所以，用“随事而记”取代“随笔而记”的说法，可以脱离传统笔记小说观念，将无故事性的非小说的笔记剔出小说行列，赋予“笔记小说”一词以明确的文体含义。

2.笔记小说与其他小说文体的关系

笔记小说概念的争议实则与传奇小说和杂史杂传记类笔记的研究相互关联，因为究竟何为传奇、杂史杂传类笔记是否“小说”亦是歧见纷出。苗壮《笔记小说史》将笔记小说分为志怪与志人两大门类，志怪体又可分为杂记、杂史杂传、地理博物三体，志人小说分为逸事、琐言、笑话三体。[85]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则划分出志怪派（类）、轶事派（类）、国史派、事类派、杂俎派等个人色彩比较浓厚的名目。刘叶秋先生《历代笔记概述》一书，将古代的笔记作品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三个类型；小说故事类包括志怪、轶事小说，即所谓的“笔记小说”。与前者不同的是，这个分类将《隋唐嘉话》、《因话录》、《国史补》、《大唐新语》、《唐摭言》、《朝野佥载》、《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之类的作品排斥于笔记小说之外，却将传奇作品囊括名下。[86]这个观点也有一定代表性，如方南生先生就将唐传奇视为笔记小说。[87]另外，前文提到的几部《笔记小说大观》，更是天文地理、朝章国典、考据辨订、鬼怪神仙无所不收，可见笔记小说的文体分类实在混乱。所以必须厘清笔记小说与其他小说文体的关系，才能将其从纷繁复杂的大堆“故事”中独立出来。

目前学界似乎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古代小说可分为四体：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代表人物是陈文新、苗壮、孙逊、潘建国、谭帆、王庆华等先生。孙逊、潘建国先生认为，“志怪小说”是以题材为标准的分类名称，而“传奇小说”则是以文体为标准的分类名称，两者内涵不同，外延交错。他们认为“传奇源于志怪”的说法混淆了小说“题材分类”与“文体分类”。[88]此说实则是预设“传奇小说”为一种成熟小说文体，然后将“志怪小说”等打入另册，恐不尽合理。当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次将“传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小说文体提出，影响了整个中国小说研究界。但严格来讲，鲁迅先生提出是“传奇文”而非“传奇小说”概念，一如郑振铎先生提出“变文”的概念一样，均未经过严格的学理论证，以致后世争议不休。实际上，无论是“志怪”、“传奇”、“志人”，还是演唱佛教及世俗故事的敦煌变文的“转变”，[89]这几个动宾结构的词组，彰示了它们立足于不同题材内容的创作方法。“志怪”与“传奇”显然也是从题材和创作方法角度区分的两种小说文体，如何就能肯定前者是从“题材”角度划分而后者是从创作方法角度划分的？

实际上，作为成熟的文体概念，“传奇小说”是从题材内容和创作方法角度划分的，与其相对应的从形式方面划分的小说概念是“短篇小说”。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研究，早在鲁迅先生提出“传奇文”概念的20世纪20年代即已开展。郑振铎先生曾编选《中国短篇小说集》，对“短篇小说”的概念作过探讨。他指出，短篇小说有广狭两义，就狭义言之，指近代新发生的具有特殊体裁的短篇文字，也就是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研究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郑先生还是考虑到传统小说的特点，取广义说，即“凡一切古代至近代的短篇的故事，都可谓之‘短篇小说’”，“凡一切古代的，非那种特殊体裁的短篇作品，都不能算是‘短篇小说’”。所谓“特殊体裁”，郑先生并未明示，我们从《中国短篇小说集》的选录标准中略窥一斑，即以“故事本身的文艺价值为断”；“可以略略的窥见某时代社会生活的一斑”、在诗词及其他作品上不易看到的故事；许多短篇故事，“是后来著名的剧本、小说及民间故事的渊源”。[90]也就是说，有一定艺术价值、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短篇故事就是“短篇小说”，总体上界定还是比较含混的。值得注意的是郑先生在《论唐代的短篇小说》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短篇小说在唐代才开始发展，才具有美丽的故事和完善的结构，描写婉曲，想象丰富，人物性格真实。[91]他说：

中国之有短篇小说，中国人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乃始自唐之时。[92]

这篇序文写于1925年，正是鲁迅先生提出中国小说史上著名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念后两年。[93]郑先生特在序文末言明《中国短篇小说集》的编撰受鲁迅先生不少帮助与指导，可见两人的小说观念是相通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郑先生的“唐人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是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和启发，两相呼应而内在关联。因之，郑先生这里所说的“短篇小说”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唐传奇。他还将唐代以后的短篇小说划分为“传奇系”和“平话系”，在选录唐人短篇小说的《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例言中明言“所录皆唐人传奇”。[94]参阅其目录，选录的作品包括《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莺莺传》、《李娃传》、《三梦记》、《长恨传》、《霍小玉传》、《柳毅传》、《枕中记》、《任氏传》、《虬髯客传》等，绝大部与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相合，仅有少量篇章出自被鲁迅先生界定为传奇集的牛僧儒《玄怪录》和李复言《续玄怪录》。[95]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郑振铎先生所言唐代短篇小说就是鲁迅先生的唐传奇。但是，在创作于1929年的《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一文中，郑先生显然对自己的认识进行了修正，明确指出，笔记小说是包含在短篇小说的名目下的，除此之外还包括传奇和平话。他甚至认为笔记小说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而是具体而微的琐屑故事。[96]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正好表明，笔记小说与现代小说概念“短篇小说”有着不同之处，不能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问题。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小说的文体分类方面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他将古代小说分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其中长篇小说即所谓的Novel或Romance，包括一切篇页很长的小说，如《西游记》、《红楼梦》等，一般无争议；中篇小说即短的长篇小说（Novelette），篇幅大都在八至三十二回之间，册数在一册至四册，代表作是《风月传》、《玉娇梨》、《平山冷燕》、《平鬼传》、《玉蒲团》等，以及属于唐传奇的张的《游仙窟》等。《游仙窟》之所以作为中篇小说，是因为它是单本刊行的唐传奇。至于短篇小说，包括三体，即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和平话小说。其中平话小说是用白话记录的通俗小说，很容易分辨，难点正在于前二者。郑先生承认，如果按照现代小说观念来衡量，即使真正的笔记小说《搜神记》、《虞初新志》之类，也不能算真正的小说，不过是具体而微的故事集，甚至是很好的小说资料，其本身始终未入小说的途径。[97]问题正在于此，既然笔记小说不能视为现代意义的成熟小说，那就很难用现代小说概念“短篇小说”统属，所以“笔记小说”是与短篇小说相对而言的小说文体，合理的文体分类应该是：笔记小说、短篇小说（包括传奇小说与平话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唐传奇根据篇幅的长短除《游仙窟》这样少数的作品外，大多可归入短篇小说。笔记小说包括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以下的详细划分采用陈文新先生的设计比较合理，即志怪小说包括“搜神”、“博物”、“拾遗”三体，轶事小说（即志人小说）可分为“世说”体（琐言体）、“杂记”体（逸事体）、“笑林”体（排调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笔记小说只是借鉴了古代笔记和笔记小说的创作方法，原则上属于现代短篇小说的范围，已经脱离了本书为中国小说划分的笔记小说的范围。

3.笔记小说的文体特征

笔记小说作为小说文体之一种，自然必须具备自身特点。谭帆、王庆华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一文中反思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得失，主张“文体”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体制规范”，基本相当于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的“文体”、“体制”概念，指能够区别文章的类别特征的功用宗旨、创作原则、篇章体制、题材选择、艺术旨趣、表现方式、风格特征等一系列文体规范；二是“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相当于现代文论中的“文论”概念，包括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前者包括篇章结构、情节结构、人物结构、意蕴结构；后者包括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风格等。[98]本书在采纳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拟从创作目的、创作原则、题材特点、形式特征、篇章结构、艺术风格等方面，对笔记小说的本质特征进行一番探讨。

笔记小说的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意义，助人伦、采风俗、成教化是笔记小说创作的首要目的。由于中国古代小说承担了“小道末技”的讥诮，所以作者们竭力在序言和作品的主题导向中强调教化的作用。志怪类笔记小说以神道设教为主要创作宗旨，侧重于宗教教化，意图通过鬼神怪异故事的讲述和传播，穷神洞幽，证明鬼神实有，唤起和强化普通民众的信仰，辅佐王道，移风易俗。这在各类宗教应验故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南朝傅亮、张演、陆杲等所撰《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唐人唐临所撰《冥报记》等，均为典型的宗教宣教。拾遗补阙则是笔记小说创作的又一目的，这在轶事小说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如李肇《唐国史补》和高彦休《唐阙史》，取题的意图很明显，李肇在自序中言其书乃“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99]这里提到的“助谈笑”实际上也强调了笔记小说的娱乐功能，如高彦休《唐阙史序》中也提到所记故事“可以为夸尚”、“资谈笑”、“垂训诫”。[100]所以说“消闲”是笔记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目的。这些作者们一再强调作品助资谈笑、排遣时日、消闲娱乐的意义，抑或是穷愁著书，寄情儿女，托兴鬼狐，抒发对仕途人生蹇迫命运的感触。如清袁枚自序《新齐谐》之作系因“文史之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10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就由《滦阳消夏录》、《姑妄听之》等五种组成，作者在《滦阳消夏录》自序中说：“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102]李庆辰《醉茶志怪》自叙：“半生抑郁，累日长愁，借中书君为扫愁帚，故随时随地，闻则记之，聊以自娱。”[103]可见，公务闲暇，道德文章之余，创作几篇笔记小说是一种消遣。此外，志怪小说尚有一重要宗教目的，多为学界或回避不谈或忽视不见，此即穷神洞幽，也就是穷极鬼神变化之道，洞察神灵世界幽微难测的规律，将小说视为了解和揭示彼岸世界“真相”的途径和工具。关于这一点，本书第一章有论述。

以史家“实录”精神创作，意在“传信”，是笔记小说创作的普遍原则。笔记小说集大多以“记”、“录”、“传”、“志”这样具有强烈纪实色彩的词汇冠名，在创作中也着意追求有根有据，若非亲见亲历，也往往明确交待故事来源，所谓“搜求遗逸，传于必信”。[104]五代孙光宪自序作《北梦琐言》时，“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后濡毫。”[105]其创作态度的严肃和求实求真可见一斑。当然，《北梦琐言》所记也多有奇奇怪怪之事，今天看来也违背了作者的“传信”原则。它如李德裕创作的轶事小说《次柳氏旧闻》记玄宗得见仙人张果，吴皇后梦金甲神投胎，僧人施咒求雨等，近乎志怪类笔记小说。故而，主观意图上的传信求真与客观结果的神奇荒怪，是志怪类笔记小说的一大特点。

笔记小说的题材，最大的特点是“小”和“杂”。无关国家政教人伦大事的异闻和轶事，“里巷闲谈词章细故”均是笔记小说取材的对象。如讲述因果报应的《冥报记》，记载奇技宝物的《杜阳杂编》，杂记仙佛鬼怪、动植术技的《酉阳杂俎》，记录志怪琐闻的《独异志》、《宣室志》、《广异记》，记载宫廷逸闻的《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士林官场轶事和社会风习的《朝野佥载》、《隋唐嘉话》、《国史补》、《大唐新语》、《幽闲鼓吹》、《唐摭言》、《中朝故事》、《北梦琐言》以及像《教坊记》、《北里志》等的专题性笔记小说。“无所不有，无所不已”是笔记小说取材的总体特点，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所有文体中，描写范围和描写对象最宽泛的就是笔记小说。李剑国先生在唐五代小说题材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十大主题：性爱、历史、伦理、政治、梦幻、英雄、神仙、宿命、报应及兴趣。[106]这些主题自然涵盖了笔记小说的基本主题。当然，以传奇为主的短篇小说侧重于性爱、梦幻、英雄和神仙主题，而笔记小说表现最多的就是历史、政治、梦幻、宿命、报应和兴趣等主题。

笔记小说以“广异闻”和“纪事实”为主要审美特征，重哲理表达和知识传播，因而表现出哲理化和知识性的艺术旨趣，形成了冲淡简约的艺术风格，语言亦十分简练自然。因为被视为“小道末技”，故而一般并不注重小说能在经国治世方面发挥什么巨大的作用，这些作品一般是写给自己和一两个志趣相投友朋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随意性很强，与辅时载道的古文和言志述怀的诗词有着巨大差异。李剑国先生对唐五代小说兴趣主题的概括，能说明这种小说审美趣味所在：“它是非理性的，并不希冀引起读者的理性思考，也不希冀激起读者的感情波澜，把读者引入某种规定的感情世界，它是供赏玩的，使读者感到愉悦满足。”[107]具有代表性的是“博物”体志怪小说，如晋张华《博物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这些能够广博见闻的笔记小说艺术表达简洁明快，语言质朴自然，不事藻绘，拒绝“文辞华艳，叙述宛转”的风格，与短篇小说明显不同。

笔记小说的叙事结构单一，每则小说自成体系，相互之间也没有结构上的关联，甚至也没有意义上的直接联系。一般一事一记，鲜有细腻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形象刻画，没有细节描写，故事情节粗陈梗概，反戏剧巧合，无悬念，无高潮，这些跟作为短篇小说的传奇和中长篇小说的话本小说、章回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就写作方法而言，传奇小说受传记影响较深，开篇即是传记笔法，交代传主的身份、性别、职位等基本信息，但笔记小说则要简略直截得多。

篇幅短小，是笔记小说公认的形式特征。这些作品多为数百字的短制，短至二三十字甚至一二十字，如《搜神记》卷一“神农”、“鲁少千”、“焦山老君”，卷六“兔毛龟角”、“马化狐”、“人产龙”等。至于被视作小说看待的《山海经》，篇制尤其短小。多少字可以作为笔记小说的上限，比较难以把握。但如同吴礼权先生那样强行限定五千字的上限，似乎并无科学依据。根据笔者的统计，最长的笔记小说字数一般不会超过两千字，如唐临《冥报记》之“唐眭仁茜”，一千五百余字，对笔记小说来说，已是长篇大制了。笔记小说不能单篇成文，而是系列随事而记的故事组成的笔记小说集，如果脱离了小说集，就不成其为笔记小说，而是短篇小说了。

笔记小说另外一个普遍的形式特征是无题目。早在1929年，陈垣先生就在《中国史料的整理》一文中对笔记文献无题目所造成的资料搜辑困难提出了期望，希望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能够进行编目索引：

笔记是非常难读的：一来笔记的分量多，内容复杂；二来笔记的编排非常不经济，除了极少数的每段有目录外，其余不是完全没有题目，便是有题目而无总目。要想从笔记里寻材料的，除了以披沙拣金的法子慢慢去找寻以外，着实没有办法。所以笔记题目的整理是非常必需的，要把所有的笔记，无目录的加上目录，有目录的加上总目，有总目的编为索引，使后来要从笔记里找任何材料的都可以一目了然。[108]

这个令陈垣先生备感困扰的笔记无题目问题，正是笔记小说乃至大部分笔记的重要形态特征。《释名》：“笔，述也，述事而书之也。”叙述一件事并把它记载下来，并不需要过多的文饰藻绘，这种随事而述的文体形式并非围绕某个预设的主题而进行着意的创作，故而一般不拟定题目，此特点正是其与传奇“有意为小说”之不同处。唐代久负盛名的《古镜记》、《柳毅传》、《莺莺传》这些单篇流传的传奇小说在创作时均有题目，组成了完整的小说形式。[109]而笔记小说的记录和创作是“被动”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事的记述是随意的，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和序次；二是故事往往来源于传闻。因而诸如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独异志》、《宣室志》、《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中的每段故事均无题目。直到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等仍然保留了这一特点。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诸如《冥报记》、《广异记》中的小标题均为书贾或者像《太平广记》、《类说》、《古今说海》这样的小说总集的编者所加，略显拙朴。大约宋以后，笔记小说集中才开始了撰加题目。所以，无题目是唐五代笔记小说的重要形式特征。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以此作为判定笔记小说的充分条件，因为笔记小说受到传奇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发展，一些作品呈现出了传奇的风骨，这样的作品就不能作为笔记小说来看，如出自皇甫枚《三水小牍》的《飞烟传》，即是此类。

4.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

笔记小说概念的实践运用以及收录范围的确定比较棘手，这也是考验笔记小说概念的关键所在。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是诸多文体形式中历史形态最为稳固的一种，其在表现形式、篇章结构、审美旨趣、艺术风格方面鲜有较大变化，这正是由其“随事而记”的创作机制所决定的。因此确定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可以不受时代限制，只需要合理解决以下问题即可：

第一，笔记小说与史料笔记和学术笔记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言，考订辩证、记载朝章国典、地理博物类的无故事性的学术笔记可以首先明确排除在“笔记小说”的范围之外，被中华书局《学术笔记丛刊》收录的笔记，自然不属于笔记小说的范畴。以此为参考标准，可以排除此类文献。需要关注的是中华书局刊行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如果我们不强求一律，坚持“史料”与“小说”势不两立的两分法，或许解决问题的途径要开阔得多。小说可以虚构，自然也可以纪实。这些“史料笔记”记载的大多是朝野之间的逸闻逸事，如果信而有征，能够得到正史等文献资料的佐证，视为史料可也。如果事无可征，属于作者随记自娱的作品，即使所记人物为当朝政要，视为小说也未尝不可。如唐五代的《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开元天宝遗事》，宋代的《唐语林》、《南部新书》等，所记大多为当世或前朝士夫黎庶之逸事，作为笔记小说研究，也是恰当的资料。如果需要参照对象，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宋代洪迈的两部作品：《容斋随笔》和《夷坚志》，前者根据内容显然是史料与学术兼重的笔记，而后者则是典型的笔记小说。此外像清俞樾的《春在堂随笔》和《右台仙馆笔记》，前者是作者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的亲身经历的纪录，可视为“史料笔记”，而后者则是所见所闻的志怪故事，属于笔记小说。

第二，笔记小说与专题笔记集的关系。诸如唐五代的《羯鼓录》、《乐府杂录》、《翰林志》、《教坊记》，以及《封氏闻见记》、《刘宾客嘉话录》等，不能作为笔记小说来看待，因为这些作品或为记载特定机构的沿革运作、变迁，或为博物广知的资料笔记，或为备载言行的语录，秉承实录精神，欠缺故事性，整体面貌显然不是小说。

第三，笔记小说与传奇的关系。根据本书对古代小说的文体分类，与笔记小说相对应的文体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因此只要区分笔记小说与短篇小说，以此来限定其收录范围，而不必纠缠于笔记小说与唐传奇有怎样的区别。所以研究中应当坚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的原则。凡是符合现代短篇小说概念，有一定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曲折，注重修辞谋篇，篇幅较长的小说作为短篇小说看待，反之，符合本书的笔记小说概念者，视为笔记小说。如宗教宣教小说《宣验记》、《观世音应验记》、《冥报记》，均为随事而记的短小故事，其精神实质完全相同，所以应该作为笔记小说集看待。宋人李献民所撰《云斋广录》，其前三卷可视为笔记小说，后六卷则属于短篇小说。被齐鲁书社列入《历代笔记小说丛书》的作品，尽管大都符合“随事而记”的原则，但部分作品篇幅较长，叙述婉转，描写细腻，因此除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袁枚《新齐谐》、李庆辰《醉茶志怪》、乐钧《耳食录》等几部可视为笔记小说外，其他几部除少数篇章，大多只能作为短篇小说看待。而像明代瞿佑等人所著《剪灯三话》、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也属于短篇小说，后者个别篇幅短小的篇章可视为笔记小说。

第四，性质复杂的笔记集的处理原则。有一些笔记集的性质比较复杂，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既有志怪小说，也有学术笔记和史料笔记，所以严谨的态度是目之为“笔记集”，而不应该笼统称之为“笔记小说集”，其中的短小故事可视为笔记小说。至于像戴孚《广异记》、郑怀古《博异志》、薛用弱《集异记》、杜光庭的神仙传记等，既包括志怪小说，也收录传奇小说的作品集，采取具体作品具体分析的方法，可以避免一些笼统宽泛的说法所引起的争议。

兹选取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苗壮《笔记小说史》和周勋初先生《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所收录的作品作一分析，以期尽可能符合笔记小说的概念标准。

周勋初先生《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收录的“笔记小说”集共计五十八种，去除与表一、表二和表三重复者，有韩琬《御史台记》、李繁《大唐说纂》、韦绚《戎幕闲谈》、柳珵《常侍言旨》、丁用诲《芝田录》、卢言《卢氏杂说》、令狐澄《贞陵遗事》、柳玭《续贞陵遗事》、李涪《刊误》、柳玭《柳氏叙训》、林恩《补国史》、李绰《尚书故实》、陈翰《异闻集》、卢瓌《抒情诗》、李跃《岚斋集》、皮光业《皮氏见闻录》、黄璞《闽川名士传》、王溥等《唐会要》、钱易《南部新书》、王谠《唐语林》。周勋初先生关于唐五代笔记小说的收录范围侧重于纪实性的杂史杂传杂记类，而且将公认为史书的《唐会要》、辩证考订类的《刊误》、传奇选集陈翰《异闻集》以及本为宋人撰著的《南部新书》和《唐语林》等也收入名下，可见其于此类“笔记小说”收录范围相当宽泛。

上举吴、陈、苗三家《笔记小说史》的收录亦并非搜罗殆尽，但唐代笔记小说的整体面貌已经显现出来。本书持异议者在于表一的“事类派”中的《羯鼓录》、《乐府杂录》、《翰林志》以及“杂俎派”中的部分作品如《封氏闻见记》、《刘宾客嘉话录》等，表三的专题类中的《教坊记》等，不能作为笔记小说来看待，因为这些作品或为记载特定机构的沿革运作、变迁，或为博物广知的学术性笔记，或为备录言行的语录，秉承史家实录精神，整体面貌显然不是小说。《酉阳杂俎》这样的小说集中也有大量博物类的学术笔记，因其整体面貌是小说，至于其中的博物笔记，当然不能作为小说看待。另外，三表中涉及的几部作品如唐临《冥报记》、戴孚《广异记》、郑怀古《博异志》、薛用弱《集异记》、杜光庭的神仙传记的定位问题，似乎意见并不一致，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探讨。李剑国先生论及志怪与传奇的区别时指出：志怪与传奇均为文体概念，而非题材概念；传奇内容可写实可语怪，形式可单篇可丛集，而志怪内容只限于语怪，形式则一般为丛残小语。[110]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志怪小说就可归入笔记小说中。他还根据一部小说集中志怪、传奇所占比例的不同将其分为传奇集、志怪集、志怪传奇集、传奇志怪集、志怪传奇杂事集等。[111]唐临《冥报记》为志怪集，自然为笔记小说，可纠正吴礼权先生不论之缺憾。戴孚《广异记》为志怪传奇集，属于“以志怪为多而含相当数量传奇者”，可见笔记小说当占大部。这部小说集对研究初盛唐宗教文化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价值，除苗壮《笔记小说史》述及外，其他几家均未提及，殊为憾事。郑怀古《博异志》、薛用弱《集异记》系传奇志怪集，则以传奇居多，均被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收录，苗著仅及后者，所以需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以便定夺每篇作品的性质。晚唐五代道士杜光庭的一系列神仙传记和应验记、杂录，“本为宣扬神仙道教而作，非有意为小说，支配着创作思想的是宗教家意识而非小说家意识，而且常常稗贩旧籍，陈陈相因，因此大部分很差，枯燥乏味”。[112]这样的作品实则与佛教宣教小说《宣验记》、《观世音应验记》、《冥报记》之类精神实质完全相同，所以应该作为笔记小说集看待。

综上所述，笔记小说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以鬼神精怪、社会传闻为题材的文言小说文体，它的主要特征在于随事而记，不事藻绘铺张，篇幅短小，一般无题目。本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志怪类笔记小说，兼及轶事类，文中涉及的部分传奇及白话小说，也是出于论题阐述的需要。

（二）本书的研究构想

本书研究可分为两部分。绪论、第一章和第七章主要讨论笔记小说的研究历史、现状、笔记小说概念的界定，并从唐五代笔记小说创作的宗教情怀、宗教叙事与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审美特征等几个方面，对唐五代笔记小说展开纵向研究。第二、三、四、五、六章主要从宗法性传统宗教、佛教、道教、巫术文化、民间宗教等几个方面开展横向研究，探讨各种宗教文化与唐五代笔记小说创作的关系。

鉴于唐五代特殊的宗教环境、小说影响的错综复杂局面，以及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本书立足于唐五代宗教发展实际，不求宏阔完备的结构体系，以具体问题为中心，探讨唐五代笔记小说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第一，宗教心理学方法。结合唐五代社会佛道二教的发展状况，探讨唐人修仙崇佛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原因，以及这种心理影响下从事志怪类笔记小说创作的宗教动机。唐五代笔记小说作者群体，存在明显的人格分裂现象，在儒家政教人伦传统与小说志怪传统相冲突的时候，出现了“亦庄亦怪”的二重人格。本书运用宗教心理学方法，探讨这一文化心理的形成原因。

第二，运用宗教学方法，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勾画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本质、历史、宗教四要素，以及它对古代社会宗教心理、文化心理形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宗法传统宗教思想。立足学界关于佛道二教与唐五代小说研究的现状，着重论述佛教咒术和道教法术对笔记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对不为文学研究所重视的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如摩尼教、弥勒教，祆教等，基于资料缺乏、研究薄弱的现状，采用小说与宗教互相发明论证的方法，探讨小说中假托佛、菩萨名号的狐妖形象的宗教背景和文化象征意义。

第三，运用宗教人类学方法，阐明巫术的基本原理、巫术与法术的联系和区别；结合巫术文化在唐代社会广泛遗存的事实，以唐五代小说中人虎幻形的虎故事为例，挖掘此类故事的生成与巫术思维、民间文学的关系。

---

[1]上海进步书局辑：《笔记小说大观》，民国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83年版。

[2]周光培、孙进己编：《历代笔记小说汇编》，辽沈书社1990年版。按：此丛书后更名为《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于1994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影印再版。

[3]历代学人撰：《笔记小说大观丛刊》，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8—1987年版。

[4]《笔记小说大观丛刊索引》，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1年版。高斯先生也认为“笔记小说”的价值在于为今人研究古代历史文物史料提供资料。见高斯《重刊〈笔记小说大观〉序》，《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页。

[5]中华书局自60年代迄今陆续推出二十多种学术笔记，以“学术笔记丛刊”的形式出版，这跟该社“史料笔记丛刊”的推出是同步的，因此其“史料笔记”、“学术笔记”的概念也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6]王汝涛：《全唐小说》，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参见该书前言。

[7]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参见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编纂的有关问题介绍》，《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9年第5期。

[8]方积六、吴冬秀：《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年版。

[9]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原载《学生杂志》1930年第17卷第1号，《郑振铎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10]姜亮夫：《笔记选》，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3—12页。

[11]王季思：《中国笔记小说略述》，原载《战时中学生》1940年第2期，王季思《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5—306页。按：王文中提到的唐五代笔记小说有《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唐语林》、《开元天宝遗事》、《周秦行记》、《酉阳杂俎》、《博异记》等。

[12]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初版，北京出版社2003年再版。

[13]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载《周勋初文集》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4]章群：《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参阅章群《通鉴唐纪引用笔记小说之含义及范围》，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4期。

[15]程毅中：《略谈笔记小说的含义及范围》，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2期。程毅中《漫谈笔记小说及古代小说的分类》，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3期。李剑国和李时人先生也反对笔记小说的提法，参见李剑国《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关于文言小说研究的几点看法》，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

[16]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重印。参见该书第一章“导论”。

[17]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台北志一出版社1995年版。参见该书第一章“笔记小说的文体归属与审美品格”及“结束语”。参阅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苗壮：《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参见该书“绪论”。

[19]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20]朱易安、傅璇琮、周常林、戴建国主编：《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3页。

[21]蔡静波：《唐五代笔记小说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2]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

[23]这种创作手法可能借鉴自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严格来说，《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而并非笔记小说，清代符合公认的笔记小说标准的是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俞樾《右台仙观笔记》等。关于此问题，绪论第三部分有述。

[24]汪曾祺：《新笔记小说选·序》，载张曰凯《新笔记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1页。

[25]韩少功、崔卫平：《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载韩少功《马桥词典》附录，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72页。

[26]庞守英：《新时期小说文体论》（增订本），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27]同上书，第159—160页。

[28]王锳：《唐宋笔记小说语词释义》，中华书局1997年版。

[29]宗法性传统宗教是牟钟鉴先生提出的，指我国历史上以“敬天法祖”为基本信仰的传统国家宗教，创立于三代宗法社会，奠定于秦汉，是中国封建皇权的支柱，但又不同于人们常说的“儒教”。本书第二章有论。

[30]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56页。按：此著修订版2005年1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31]张庆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2]赵章超：《宋志怪小说天命观论略》，载《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33]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7—43页。

[34]［日］平野显照：《唐代的文学与佛教》，张桐生译，台北业强出版社1987年版。此书日文版出版于昭和53年（1978）。

[35]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6]释永祥：《佛教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影响》，高雄佛光出版社1990年版。

[37]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8]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9]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0]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41]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隋唐五代佛教之流布与汉译佛典对传奇小说之影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2]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页。

[4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0页。

[45]李丰楙：《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

[46]罗争鸣：《杜光庭道教小说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

[47]载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28页。

[48]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49]《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此文对道家法术的实质考察不够。幻术类似于今天的魔术，《太平广记》专列“幻术”一目，又有“道术”一目，可见其有区别。在道教法术观念中，呼风唤雨、隐身易形、役使鬼神之术，往往通过投符念咒、踏罡步斗、掐诀等法术来实现，其基本原理是存想通神。所以将投符念咒与其他三类母题并列，似欠妥。

[50]段莉芬：《唐五代仙道传奇研究》，台湾东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51]徐翠先：《唐传奇与道教文化》，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年版。

[52]凤录生：《道教与唐五代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53]张松辉：《道教与唐传奇》，载《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1期；申载春：《道教与唐传奇》，载《文史哲》1997年第3期。

[54]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前亦有白化文、孙欣先生撰《古代小说与宗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乃普及读物。

[55]赵振祥：《巫与古小说》，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6]朱恒夫：《古代小说与巫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

[57]万晴川：《命相、占卜、谶应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58]万晴川：《房中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59]瑏瑠　万晴川：《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60]瑏瑡　万晴川：《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及帮会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61]王立：《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此著对小说宗教主题或母题的概括时有交错互出，部分结论略欠推敲，且由于缺乏宗教学、人类学理论和资料支持，显得深度不够。如“女性弱点与古代小说引诱不成反诬母题”、“中古汉译佛经复仇主题”之类的提法，均有可商之处。参见该书第七章“中古汉译佛经与古代小说复仇母题”、第八章“女性弱点与古代小说引诱不成反诬母题”。

[62]王平：《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3]程国赋：《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

[64]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65]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2页。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6]李鹏飞：《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7]上述三文载葛兆光《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引夹漈郑氏语，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69]《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卷首第1页。

[70]周勋初：《周勋初文集》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71]《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72]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初版，北京出版社2003年再版，第4页。

[73]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重印，第3页。

[74]苗壮：《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5]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2—53页。

[76]王汝涛主编：《全唐小说》，李剑国序，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77]（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78]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79]（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4页。

[80]刘：《隋唐嘉话》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81]《大唐传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83页。

[82]（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序言，贾二强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

[83]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84]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1页。

[85]苗壮：《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86]参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的第一章“绪论”、第三章“唐代的笔记”。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言刘叶秋先生关于“笔记小说”的概念将传奇排除在外，不确。（《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87]参见（清）俞蛟《梦厂杂著》，方南生校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1页。

[88]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

[89]关于“变文”、“转变”之“变”，笔者认同孙楷第、傅芸子等先生的说法，即是“变异”故事、“神变”之意。孙楷第在《读变文二则·变文变字之解》中云：“更以图像考之，释道二家凡绘仙佛像及经中变异之事者，谓之变相。……然则变文得名，当由于其文述佛诸菩萨神变及经中变异之事；亦犹唐人撰小说，后人因其所载者新奇之事而目其文曰传奇；元明人作戏曲，时人因其所谱者新奇之事亦目其词曰传奇也。”傅芸子《俗讲新考》云：“变文本是相辅变相图的，所以谓‘变’者，即是佛的‘说法神变’（佛有三种神变，见《大宝积经》八十六）之义。”以上分别参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242、154页。“神变”在古人的信仰中占据很高的地位，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佛教的“神变”思想以及神变观念在绘画理论和唐人俗讲中的影响，参见拙文《佛教“神变”与〈大宝积经〉的神变思想》，载《中国学研究》第七辑，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63—71页；刘正平、黄晓霞《“穷神变，测幽微”与张彦远的绘画理论》，载《兰州学刊》2004年第4期；刘正平、王志鹏《唐代俗讲与佛教八关斋戒之关系》，载《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

[90]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序》，《郑振铎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02、704页。按：本序文写作于1925年。

[91]郑振铎：《论唐代的短篇小说》，《郑振铎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6页。

[92]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序》，《郑振铎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05页。

[9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印行于1924年，但包括《唐之传奇文》在内的十五篇刊行于1923年10月。唐代人“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是鲁迅先生针对唐代传奇所言。参见《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94]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序》，《郑振铎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05、708页。

[95]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96]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郑振铎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232页。

[97]同上书，第227—232页。

[98]谭帆、王庆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99]（唐）李肇：《唐国史补自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100]（唐）参廖子：《阙史自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按：参廖子乃高彦休自号。

[101]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102]同上书，第179页。

[103]（清）李庆辰：《醉茶志怪》自叙，金东校点，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页。

[104]（唐）郑綮：《开天传信记自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295页。

[105]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106]李剑国：《唐稗思考录》，《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2页。所谓“兴趣”，指没有明确的思想含义、情感倾向，仅仅是表现某种趣味的意思，诸如生活的情趣、奇趣、谐趣、文趣等。这个情趣也就是陈文新先生所言轶事小说“轻实用而重情趣”的“情趣”。陈文新：《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07]李剑国：《唐稗思考录》，《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108]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刘乃和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39页。

[109]《柳毅传》原名《洞庭灵姻传》，《莺莺传》原名《传奇》。详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310页。

[110]王汝涛主编：《全唐小说》，李剑国序，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111]李剑国：《唐稗思考录》，《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7页。

[112]同上书，第49—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