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五代笔记小说创作的宗教情怀

引言

景仰汉唐雄风的人们一致认为，隋唐五代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时代，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成就了鼎盛的汉唐文明。的确，唐代是一个文明开放的时代，仅仅是政治思想、婚姻观念、宗教文化方面的自由，就足以开启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对于汉初的黄老治国、魏晋的故作放达和明清的自我放纵，唐代的自由显得自然率真。“饮中八仙”狂放洒脱的醉态成为这个名士风流和才华横溢时代的文化符号，令后人神往不已，生出无限遐想。这是个浑身浸润了宗教理想主义的时代，将塞外铁骑的雄健、吴带当风的飘逸与簪花仕女的雍容完美结合起来的大唐雄风，是在宗教神圣光环的笼罩下形成的。宗教文化作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文化组成，对隋唐五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是深远的。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人类文明的起源肇始于对神秘宗教力量的顶礼膜拜，民族主体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宗教的规制和引导同样重要。宗教从本质上讲，是人类生活的异化，“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在宗教中得到了满足。对神、神圣物和超自然力量的依赖和信仰是宗教区别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根本所在，对宗教信仰者来说，宗教的灵魂是情感与经验，而不是体系严备的哲学或神学理论。美国宗教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James，1842—1910）从个人宗教体验的角度研究宗教的性质和作用，他认为宗教只不过是人在孤单的时候与其他任何他认为神圣的对象保持关系时所发生的感情、行为与经验。[2]必须承认，信徒对宗教的信仰和崇拜是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建立在真实的宗教情感基础之上，这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说的“真正的真实感”，是宗教观的基础。[3]持同种宗教认同的群体，都坚定地相信，这种宗教体系所传达的是关于认识世界的真正知识，这种知识指导和规范着群体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所以说，“宗教的力量不仅表现在人们对它如醉如痴的信仰，更表现在它能部分改变一个民族的主体意识”[4]。

由于中国宗教的特殊性，许多学者对中国人的宗教情感持怀疑态度，甚至不认为中国有所谓的宗教，如梁漱溟先生和英国哲学家罗素等。[5]中国宗教有世俗功利性的一面，没有超越皇权的独立地位，没有占人口优势的庞大教徒团体，但这个民族却并非一个无神论的民族，这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6]陈寅恪先生在考察天师道与滨海地理的关系时，曾经无限感叹：“东西晋南北朝时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如严遵家讳等），言论演老庄之自然。玄儒文史之学著于外表，传于后世者，亦未尝不使人想慕其高风盛况。然一详考其内容，则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良可慨矣。”[7]先生此叹源于对汉晋六朝天师道之考察，但唐代也是一个谈神论鬼风气盛行的时代，程蔷先生说：“几乎可以说，在唐代真实的社会生活之外，还与之平行的存在一个虚幻的神灵鬼怪世界，但就其对唐人实际生活（包括日常物质生活和更为精微深层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来看，它又是一个无可否定的客观存在。”[8]两位先生的观点揭示出了华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之实质，以及受此影响而生成之士人之普遍人格特征，这在唐代表现更为突出。唐代是一个以宗法性传统宗教、佛教、道教为主体，祆教、景教、回教、摩尼教和无处不在的民间信仰为辅翼的多元宗教冲突与融合的时代，以宗教为核心的普遍知识和思想构成的文化体系，孕育了唐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谈因果、话祸福、语怪异、参禅论道、交往僧道是这个时代的主体宗教精神。唐代小说创作群体，既是这个文化体系的创造者，也是普遍社会心理所化之人。他们运用笔记小说这一文学载体，深刻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所以梁启超说：“然吾以为人类于重英雄，爱男女之外，尚有一附属性焉，曰畏鬼神。以此三者，可以赅尽中国之小说矣。”浴血生也说：“中国人之好鬼神，殆其天性，故语怪小说，势力每居优胜。”[9]梁启超的论断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所惯常展示的三大主题，即英雄情结、男欢女爱、神怪。神怪主题并不是附属于前两类题材，而是实实在在的一大类，特别是古代志怪题材的笔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