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西方回到中国

长期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科研的同人们应该很清楚，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必须整合几大学术资源：中国古典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古典文艺理论和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但是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遗忘了我们的老祖宗。自王国维等人开始的中国现代文艺学，要么是搬用德国的理论，要么是搬用苏联的理论，要么是搬用西方古代的理论，要么是搬用西方现当代的理论，不一而足。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艺学者基本是一个搬运工的角色，搬来搬去都是别人的东西，就是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是忘记了老祖宗留下的丰富遗产，所以，有人大呼我们患了“失语症”。现在，中国文艺学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了。

我们为什么要将苏联、德国人所谓的“文学学”翻译成“文艺学”？我们的理论家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说“大概是‘文学学’不太符合汉语的构词习惯”。这样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如果说“‘文学学’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而当下关于‘文艺学’内涵的界定也同样不符合汉语的表意习惯。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用单音词表意的，这种表意的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16]。在我看来，在构词法上“文学学”与“文艺学”并无区别，都是偏正结构。即便因为两个“学”连在一起念起来不是很顺口，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不习惯终究会变得习惯起来的。现在一些主张文艺学就是文学学的学者，并不觉得“文学学”有什么别扭，认为既然文艺学的本来含义是文学学就应该直接叫作“文学学”。笔者的意见恰恰相反，我们的学科名称既然是“文艺学”就应该赋予其名实相符的新含义，就应该把文艺学从狭隘的文学学范畴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文艺学。笔者认为当初的翻译者之所以选用“文艺学”这个词来对译俄语中的“文学学”一词，是因为他们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修养，这使得他们形成了各种文学和艺术不可截然分离的无意识。他们对“文学学”名称的不习惯，笔者以为更深层的原因是无意识层面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翻译者们深谙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情形，并且认同这种状态，所以心灵深处存在着各种文学艺术不可分离的无意识，不认为存在某种与其他艺术无关的文学原理或某种与文学无关的艺术原理。

所以，我们今天建构当代意义的文艺学，必须回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传统，唤醒它们，激活它们，使它们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光彩。我们注意到，着眼于我国传统文艺理论现代转换工作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如胡经之、王向峰、杜书瀛等。

熟悉我国古典文艺形式和古典文艺理论的人们应该清楚，为文艺学正名恰恰不是要回到文学学，而是要回到中国古代的“艺文”之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艺之学，即文艺学。

早在汉代班固的《汉书》中就有了“艺文志”。“艺文”之“艺”、“文”颠倒过来就是“文”、“艺”，合成一个词就是“文艺”。“文艺学”作为“文艺之学”，其研究对象理应包括“文”和“艺”。然而，我们现有的文艺学却背离了我们的传统。因为“脱离了艺术各门类的联系，只进行单向度的文学研究，从而，肢解了文学与艺术共同的审美本质。而这一偏差，恰恰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从文艺学研究的这一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艺学与传统的背离”[17]。正如李健所指出的：“中国古典文艺学不是狭义的古代文学理论，而是涵盖文学、音乐、书法、绘画、戏曲等理论在内的一种总体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理论。我们之所以主张将古代的文学理论与音乐、书法、绘画、戏曲等艺术理论放在一起研究，是因为古人原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从来就没有将这些文学、艺术形式真正地分开过，而自始至终将文学、艺术看作一个整体。只要翻开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典籍，随处都能够发现文学、艺术同根同源的证据。”[18]比如，我国小说发展成熟于诗、词、曲、赋之后，因此后起的小说中往往融合着这些文学形式。又比如，在我国古代，诗乐是一家，诗、词最初与音乐曲调结合在一起。《诗三百》、《楚辞》是配乐的，汉乐府诗和曲子词也是配乐的。在我国传统戏曲中，说白属于散文，唱词属于诗，诸宫调属于音乐，化妆、布景属于绘画，一出戏就是文、诗、乐、画等的综合，完全不同于西方舶来的话剧。中国画也是我国独特的传统艺术形式，而一幅中国画也往往是诗、书、画的融合，中国画多是题诗画，所题之诗又以书法呈现。

我国古代因为诗、词、曲、赋、文、书、画、戏等文学艺术形式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因此，我国古代形成的诗论、词论、曲论、书论、画论等也不是各自为政的，而常常是互相参照和借鉴的。举例来说，“以形写神”出自东晋顾恺之论人物画之语“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历代名画记》卷五），“气韵生动”出自谢赫《古画品录》，都属于画论，但后来都被引入文论。我国古代文艺理论还往往在一篇文献中通论不同类型的文学艺术。因为在古人看来，各种“文”、“艺”作为精神创造产品，具有相似、相通、相续的文化价值，所以《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论语•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也启示我们今人不应该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分离开来。“古人在对文学、艺术进行理论言说时，自觉地将之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论的概括。即便专门就诗、词、曲、赋、小说、书法、绘画、戏曲等进行讨论的诗论、词论、曲论、书论、画论，也能够相互借鉴。我们认为，这恰恰真正表现了文艺学的精神。”[19]所以，我国当代意义的文艺学原理不应该再停留于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挪移和阐释上，应该主动回归我国文艺学理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