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经典文艺到大众文艺

“郁达夫说过，没有经典的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文明，没有经典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经典，是一个民族的心灵通道，是一个民族走向精神高度的灯塔与火把，产生经典越多的民族，是精神向度越高的民族。经典传承越好的民族，是越会永生不朽的民族。”[20]文学艺术经典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如《唐诗三百首》传扬着唐诗的伟大成就和魅力，四大古典名著筑就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

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不能以虚无主义态度否定经典、歪曲经典、解构经典，而应该以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态度尊重经典、肯定经典、维护经典。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艺经典代表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文艺创作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高度及其接受者的审美欣赏趣味取向，将一个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文艺作品连接成线，就能够形成对这个民族的文艺发展历史的一种描述和揭示。文艺史家有一个说法“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就意味着唐代诗歌成就最高，宋代词成就最高，元代戏曲成就最高，明清则是小说成就最高。按照这条线索，我们就可以分别从唐代抽出几首代表性的诗歌，从宋代抽出几首代表性的词作，从元代抽出几出代表性的戏曲，从明清抽出几篇代表性的小说，来书写自唐至清这段历史的文艺发展简史，就能获得这段历史中文艺发展的大体印象，就能从中概括、生发这段历史中文艺审美的基本标准。所以，文艺学把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经典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应当如此。事实上，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就是从对文艺经典的分析研究中抽绎出来的。

但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文艺经典只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它在这个时代的文艺成就，而不能完全等于这个时代的文艺成就。就比如人大代表只能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上代表人民，而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都代表人民。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经典不是自然呈现的，而是凭借某种权力关系被制造出来的。“‘经典’的价值不仅不是自动呈现的，而且更是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赋予，被创造，被命名的。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没有被同时代人阅读、研究、评论、选择，那么，这个时代的‘经典’是不会自动‘现身’的。”[21]我们认定经典是文学艺术发展史上杰出的、伟大的文艺作品，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个恒定不变的检测、评价、判断标准。其实，一个文艺作品被认定为经典，总是被某些所谓“权威”命名的。而某些所谓权威的判断尺度总是与他们自身持有的政治立场、占有的社会地位、拥有的社会身份、接受的文艺教育、偏爱的艺术趣味等主观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判断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代表性也有强迫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可能仅仅是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中的某一个因素。因此，经典并非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完美作品。虽然经典被制造出来可能并非因为刻意的炒作，但是又确实需要凭借资本、教育、媒介等方面的运作。所以说，“经典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表达的只是某一特殊群体的文艺观念。而在任何历史时期，文艺活动和文艺样式都是复杂多样的，仅仅建立在某一经典文本基础上的文艺观念必然遮蔽文艺生态的多样性。而仅靠经典文本串联起来的文艺发展史实质是作品编排史，无法真实反映当时的文艺活动状态”[22]。建立在研究经典文艺作品基础上的文艺学原理，严格说只是“经典文艺学理论”。它们从经典文艺活动中来，也可以回到经典文艺活动中去，用以解释经典文艺活动，而不能够用以解释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文艺活动，诸如民间文艺、实用文艺、手机文艺、网络文艺。就说现代书籍设计艺术吧，它是一种实用艺术，很多人不愿意去关注和研究，但在我看来，现代书籍设计艺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读书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绝不容小视的意义。

所以，当代意义的文艺学研究要关注、重视经典，也要善于发现大众文艺中的真、善、美价值，使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近大众、接地气、具活力。“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应该突破过去在经典思维范式上形成的非经典文艺观，而真正从各种具体的非经典文艺活动的内部出发去形成一套描述解释它的观念和方法，只有这样，文艺学学科研究才能获得新的理论活力。”[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