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总趋势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演进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上的“中国奇迹”。按照经合组织的统计和预测，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扣除物价因素，已经超过欧元区，2016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1]这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正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79—1984年为第一阶段，由于长期执行倾斜式发展战略，中国的产业结构严重扭曲，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落后。因此，这一阶段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经过调整，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明确，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得到调整，第三产业也开始缓慢增长，中国产业偏离度由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84.8％下降到1985年的68.0％。
1985—1992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轻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效解决了物资供应短缺的现象，同时抑制了通货膨胀。在这一阶段第三产业发展较为迅速，其占GDP的比重由1985年的28.5％上升到1992年的34.3％，但是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在农业产值比重迅速下降的同时，其就业比重下降十分缓慢，因此这一阶段的产业偏离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由1985年的68％上升到1992年的73.5％。
1993—2002年是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由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为主进入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为主的阶段，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的带动下，我国企业的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在工业内部，电力、运输车辆、钢铁、有色金属等基础性行业发展迅速，产业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但是，产业的偏离度依然较高，虽然在这一期间一度降到了60.2％，但随后不断提高，到2003年仍高达73.2％。
图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变化情况
2003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开始注重解决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等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市场作用的发挥以及相关制度、规则的完善和建立。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更加协调，并开始注重培育和加强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等。正是这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中国的产业协调性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本质上的改变，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明显下降，相应地，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提高，产业协调发展的态势逐渐呈现。到2012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偏离度下降到46.5％，下降了26.7％。农业人口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增加了人民的收入，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得到增强。
（二）中国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基础薄弱、工业整体竞争力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资源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加大等问题仍然较为明显，也制约着国民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1.产业部门间存在发展不均衡
产业各部门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一直是中国产业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尽管过去的若干年中，我国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降低了产业各部门之间的发展不均衡程度，但是不均衡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三次产业部门之间存在发展上的不均衡。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091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4.1％，工业比重为45.3％。而全球服务业产值一般占经济总量的60％以上，发达国家高达70％—80％，发展中国家也在50％以上。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服务业产值比重还较低，而工业比重则相对较高。同时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也有待提高，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人数一般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在60％—70％之间，发展中国家也在50％以上，而我国到2012年仅为36.1％左右。二是产业的内部结构有待调整。我国不仅三次产业之间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均衡，在三次产业的内部也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均衡。从农业产业内部看，传统农业占的比重还很大，农业生产技术还相对较低，优质高效农业发展较慢，农产品结构不能满足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在工业内部，低技术密集度的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还较高，中高技术密集度的工业产值比重相对较低，工业的整体竞争力不强。在服务业内部，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交通运输、仓储所占比重较高；金融、研发、设计、咨询、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相对比重较低；旅游、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业发展滞后，尤其是一些高质量的生活性服务业还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
图1—5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国际比较
注：中国为2012年数据，中国香港、以色列、新加坡、俄罗斯为2009年数据。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2.产业创新能力较弱
从2010年起，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已位居世界第二，货物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一，在我国制造业30多个行业分类中，大多数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煤、钢铁、水泥、化肥等产品的产值已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制造大国。但是，我国的产业整体创新能力较低，制造业整体上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环节，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一些出口依赖性的加工制造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品牌，产业规模大而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产品附加值是衡量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09年起，我国的工业品产量就已位居世界第一，但产品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生产，[12]我国离创造大国的距离还很遥远，2011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为1.84％，与先进国家差距还很大。即使是在一些产量规模较大的产业部门，与发达国家的品牌、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差距也十分明显。以服装产业为例，中国的服装出口量较大，但是中国服装的附加价值很低，服装出口单价低，但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服装平均出口单价在21美元以上，是中国出口单价的6—7倍。[13]因此，加快对中国产业的技术投入，培育中国的品牌产品，提高产业整体创新能力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
3.产业绿色发展任务艰巨
虽然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目标，但是我国传统工业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多年来我国的发展模式仍旧是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我国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整体上处于中低水平。我国的能源利用率相对较低，据工信部的统计，虽然中国很重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近几年的能效提高十分明显，已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单位GDP的能耗依然相对较高，大约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见图1—6）。目前的总体能源利用率只有33％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低。
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不仅带来了能源的大量消耗，而且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大气、水环境、土壤的污染日趋严重，环境污染的危机事件不断出现。以大气污染为例，《2012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全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117.6万吨，其中工业排放量为1911.7万吨，占90.3％；氮氧化物排放总量2337.8万吨，其中工业排放量1658.1万吨，占70.9％；烟尘排放总量1234.3万吨，其中工业排放量1029.3万吨，占83.4％。而根据美国环保局的数据，2012年美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仅为562万吨，氮氧化物排放1116万吨，烟尘排放约为443万吨，万元GDP的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烟尘的排放量中国分别是美国的7.5倍、4.1倍和5.5倍。可见，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也是相当严重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绿色环保的产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至关重要。
图1—6 中国经济的能源利用效率及增长率
注：1.按照1000美元GDP（购买力平价）的一次能源消耗量计算而得，GDP 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2013年数据为预估数据，中国包括中国香港。
2.为3年移动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World Energy Balance（《世界能源平衡》），转引自OECD《中国推进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改革》，经合组织，2014年，第14页。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政策及未来趋势
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极度扭曲，出现了粮食和轻工日用产品相对短缺的局面，为了尽快解决吃饭和穿衣的问题，国家制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关政策，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1978—1983年期间，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呈上升态势，由1978年的28.19％上升至1983年的33.18％，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伴随国家“轻纺工业优先”、“地区经济梯度发展战略”、“国际大循环”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状况逐步得到扭转，表现出轻工业加快发展、高加工度化和部分外向化的特点。从1978—1990年，轻重工业的比例由43.1∶56.9变为49.4∶50.6，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率）由38％下降为34.7％，净出口率（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率）由-0.3％上升为2.8％，三次产业比重分别由28.1％、48.2％、23.7％变为27％、41.6％和31.3％。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47.83％降至1983年的44.38％，下降了3.4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则先降后升，由1978年的23.94％降至1980年的21.60％，后又回升至1983年的22.44％。
改革在农村取得成功后，农业和轻工业快速发展导致了第二产业相对失衡。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大大刺激了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1984—1988年期间，第二产业增长迅速，增长率在1984和1985两个年度分别高达14.48％和18.57％。与第二产业相比更高的增长率使得以批发和零售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84年的32.13％降至1988年的25.70％。
在第二产业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为此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第三产业发展。1989年3月发布的《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1992年6月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1989—1994年期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向三、二、一较高阶段演进。同时，第二产业内部开始优化与调整。1997年颁布了《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十六大后，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产业政策性文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服务业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服务业结构显著优化，就业容量显著增加，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总体发展水平基本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适应。这些文件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与优化。
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第二产业内部一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铁合金、焦化、煤炭、电石、电力、纺织等产能过剩行业逐步进行限制发展。落后产能的淘汰后，需要新的产业接替以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为此，十七大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战略性新型产业，使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国家政策的要求下，2013年以来，在整体经济低迷的状况下，战略性新兴产业逆势上扬，部分产业增长速度为工业总体的两倍左右，成为宏观经济的重要引领力量。
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发展理念后，将生态文明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推动经济向低碳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成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这需要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式向质量效应式转变，发展模式由传统工业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生态经济和服务经济转变，使产业结构向着更加均衡、更加优化、更加协调的方向迈进。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直接成为全会报告的重点议题，但是其中的很多措施和意见都涉及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甚至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绿色发展的要求。三中全会对建设生态文明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中国的产业发展要以加强资源保护、减少环境污染为原则，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二，创新发展的要求。全会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产业由粗放型的数量增长向集约型的内涵增长转变。第三，市场机制为主的要求。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厘清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产业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正确论断，是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的更高要求，是调整方式上的改变。在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中要突出市场化原则，把市场化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机制成功解决中国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创新能力低下等问题。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市场机制的发挥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出发点，也是检验产业结构调整成果的重要标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