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可以说，王士禛杜诗学研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与清初杜诗学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那么，由此反映出的文化蕴涵又是怎样呢？约而论之，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凸显经典的力量。杜诗在中唐时已经为人所重，韩愈就曾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自宋代开始，杜诗更成为古代诗歌的典范之作。历经元、明至清初，杜诗更成为后继者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并为历代诗人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从而确立了杜诗的经典地位。成为文学经典，便具有了一些经典所含有的属性，如：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可读的无限性等。这些属性为杜诗带来了权威的力量，也带给后继者一定的压力，或者按照西方文论的说法是“影响的焦虑”。无论如何，从事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的后来人都能感受到杜诗成为文学经典的伟力。同样，清初的王士禛也无法摆脱杜诗的影响，他的研究虽然游离于清初尊杜派和轻杜派之间，但是如果立足当时杜诗学研究的大背景而言，渔洋对杜甫的诗歌史地位是予以肯定的，并且对杜甫的诗歌也是颇为欣赏的。同时，他也因自己的诗意与杜甫的诗意暗合而高兴，如《分甘余话》卷一就说：“老杜诗‘白鸟去边明’；坡公诗‘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余少登京口北固山多景楼，亦有句云‘高飞白鸟过江明’，一时即目，不觉暗合。”[36]以至于他在《池北偶谈》卷十八中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37]对杜甫可谓仰慕之至。再如《池北偶谈》卷十六曾说：“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它如李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陈简斋最下，《后村诗话》谓简斋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其品格在诸家之上，何也？”[38]历数唐、宋、明以来著名诗人学杜的特点。这表明，渔洋并没有颠覆宋代以来杜甫为诗坛宗主的诗歌价值系统。在他的诸多杜诗学观念中，最为鲜明的思想依然是奉杜诗为正宗，并折服于经典才具有的不可抗拒的魅力之下。
其二，弘扬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中国学术传统的精髓是讲求实事求是。清初的学术思想是在反思明代学术空疏之弊的基础上渐渐形成的，故学术旨趣依然回归求真务实的传统，正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言，清初伊始，启蒙期的学术思想即“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39]。当然，王士禛不以学者名世，他也没有纠缠于清初宋学、汉学的争论之中，但不等于说他没有学问。只要我们看看渔洋的藏书之巨和与当时的学界代表人物阎若璩的交往便可知道，王士禛同样受到当时求真求实的学术思想的影响。据蒋寅先生的研究，渔洋藏书规模巨大，并有藏书目录。仅《池北书目》一书就收书469种，其中经部36种，史部113种，子部64种，集部256种，[40]并且渔洋对历朝总集、别集都留意搜集，尤其对宋元别集颇下功夫。当遭遇有疑问的书籍时，渔洋常常举内证、外证加以考核，以究明真相，然后以题跋的形式记下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求实严谨的治学理念可见一斑。又据赵执信《谈龙录》记载，王士禛与阎若璩曾有会面，且阎若璩曾指摘渔洋的《唐贤三昧集》有舛误之处，竟使渔洋懊悔不已以致产生销毁书版的念头，由此亦看出渔洋编书治学过程中的自责心理和谨慎的态度。从这些事实的描述当中我们足以认定渔洋具备了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素质。进而言之，在杜诗学研究中，他秉持的重要学术理念是：从文本出发，不轻信权威，注重考核。从文本出发意味着他在研究杜诗的版本和名物时，着眼于杜诗的诗意本身，而不是盲从所谓的古版本知识和既有的名物解释。不轻信权威意味着对前贤注家的观点敢于怀疑，敢于批评其中的谬误之处，如批评钱谦益的《读杜小笺》中太迷信宋本，批评萧云从的《杜律细》中“以为杜律无拗体，穿凿可笑”等。注重考核意味着渔洋注重历史背景和杜甫生平经历的考核，以此阐释杜诗的要义和诗中名物的含义，而不作烦琐的考证，故能有所新见。渔洋既有出使秦、蜀的经历，又有奔波江、淮的经历，更有辗转齐、鲁的经历，各地的许多遗迹与杜甫的遭遇有关，所以他格外留意其间。加之他本有研究杜诗的学术热忱，并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蜀道驿程记》中他自然考证出杜诗“始知云雨峡，忽尽下牢边”的“云雨峡”即是“下牢溪”，《秦蜀驿程后记》中他也确切地考证出杜诗《石壕吏》之“石壕”的方位。这样的考核乃亲目所见，比他人的考证更为信实有力。因此，这三个学术理念既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相统一，也与传统的学术精神相一致，从而使渔洋的杜诗学研究不失求真求实的学术品格。当然，王士禛的杜诗学属于古代学术的文苑之学，与主于理学经术的儒林之学不同，文苑之学偏重辞章典故的研究，故而渔洋的杜诗学研究的旨趣不同于当时经学家们的汉学研究的旨趣，但他们都遵从“由空返实”的学风，所以，在学术理念上，渔洋与经学家们是可以沟通的。
其三，揭示复杂而深刻的心理诉求。古代诗学问题的探究中，常常隐含着言说者特定的心态和相应的文化心理。我们不妨将渔洋的杜诗学研究与他的“神韵”诗学相联系，来初步探究渔洋的心理活动。从更广阔的诗学背景看，渔洋崇尚的诗学思想毕竟以“神韵”说为主流，杜诗学只不过是他诗学研究中的支流，他倡导“神韵”说意在归附以王、孟诗派为宗主的唐诗学，故标榜“无迹可求”的诗歌旨趣，与开宋诗学之先河的杜诗学存在一定的距离，所以，在诗歌理论的建构之中，他之所以不太推重杜诗，当与他的审美趣味有关。但是，另一方面，渔洋并没有忽视杜诗的伟大之处，所以，他也欣赏以杜诗为代表的“沉着痛快”的诗歌风格。并且，“渔洋论杜，首先看重的还是杜诗的思想内容”。[41]这就说明，倡导神韵超逸的王士禛，并没有活在空寂的时空中，他同样关注人间冷暖和家国热情。然而，在当时的诗学语境中，他选择的是以“诗佛”王维为价值取向的诗歌世界，而消释了以“诗圣”杜甫为价值取向的诗歌世界，于是神韵诗学走向诗学舞台的前台，而杜诗学则侧身辅助，尽管诗歌史上王维“诗佛”的地位，终究不敌杜甫“诗圣”之地位，但此时的情形却让王维占了上风，这实在是当时思想文化大背景的一种反映而已。由此揭示出王士禛的深层次心理诉求是：沉浸于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中而有所疏离；会心杜诗的现实思想而又渴求诗意的超脱。所以，从王士禛的杜诗学研究中我们自然不可忽视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简言之，探究王士禛杜诗学研究的文化蕴涵使知识与诗意得到双重的关注，使文本与历史得到相互沟通，使文学与文化得到双向审视。这也许是走向文化诗学的魅力所在吧。
（原刊于《甘肃高师学报》2009年第3期）
[1]王士禛撰，湛之点校：《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
[2]王夫之等：《清诗话·师友诗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3页。
[3]王士禛选，闻人倓笺：《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4]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9页。
[5]王夫之等：《清诗话·师友诗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页。
[6]王士禛撰，张世林点校：《分甘余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
[7]王夫之等：《清诗话·然灯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页。
[8]王士禛撰，靳斯仁点校：《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8页。
[9]杜甫著，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
[10]王夫之等：《清诗话·师友诗传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5页。
[11]王夫之等：《清诗话·渔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2页。
[12]王士禛著，张宗柟纂，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0页。
[13]王夫之等：《清诗话·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69—570页。
[14]王夫之等：《清诗话·钝吟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页。
[15]王夫之等：《清诗话·蠖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6页。
[16]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05页。
[17]王夫之等：《清诗话·师友诗传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1页。
[18]王夫之等：《清诗话·师友诗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3页。
[19]王夫之等：《清诗话·师友诗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9—130页。
[20]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页。
[21]王士禛著，张宗柟纂，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67页。
[22]王士禛撰，张世林点校：《分甘余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3页。
[23]王士禛撰，靳斯仁点校：《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8页。
[24]王夫之等：《清诗话·师友诗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6页。
[25]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1页。
[26]王士禛著，张宗柟纂，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1页。
[27]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4页。
[28]同上书，第430—431页。
[29]同上书，第430页。
[30]王夫之等：《清诗话·渔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4页。
[31]王士禛著，张宗柟纂，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4页。
[32]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8页。
[33]张忠纲：《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562页。
[34]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35]王士禛撰，湛之点校：《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页。
[36]王士禛撰，张世林点校：《分甘余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37]同上书，第440页。
[38]同上书，第391页。
[3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40]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41]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