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别裁集》为何不选王士禛的名篇《秋柳》诗
乾隆时期的诗坛代表人物沈德潜（号归愚）曾主编《清诗别裁集》三十二卷。此书为著名的清诗选本，于当时及后世影响颇大。《清诗别裁集》选录康熙一朝的诗坛领袖王士禛（号渔洋）的诗歌四十七首，仅仅占渔洋全部三千余首诗歌的极小部分。尽管如此，四十七首诗歌的选目数依然为《清诗别裁集》中的选录之冠，由此看出渔洋诗在沈归愚心中的地位。而且，这四十七首诗歌俱存于渔洋手订的《渔洋山人精华录》之中。由此推见，《清诗别裁集》选录的渔洋诗歌，乃沈德潜阅读《渔洋山人精华录》之后再行精选的结果，具有相当明确的诗歌选择目的。
然而，《清诗别裁集》竟然没有选录王士禛的成名作之一《秋柳》诗四篇。这不得不使人思量其中的原委，也不得不思考沈德潜的用意。这是因为，从相关的诗学文献看，沈德潜对于王士禛是相当尊重的，沈德潜的“格调”诗学与王士禛的“神韵”诗学也是兼容的，且沈德潜对于王士禛的诗歌评判也是比较公允的。或者说，依照沈归愚的诗学眼光，他蛮可以选录王渔洋颇有神韵色彩的《秋柳》诗，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究竟出于何方考虑呢？
我们先从《秋柳》诗的韵味谈起。《秋柳》四首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间，渔洋时年二十四岁。原诗为：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
蒲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
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
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
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于致缠绵。
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
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1]
这四首《秋柳》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令人叹绝。这组诗将咏物、咏史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意蕴含蓄，境界优美，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总体而言，《秋柳》诗在继承遗民诗悼明、怀旧主题的基础上，对顺治末年的社会心理做了深入而细腻的揭示。既烘托出当时沉闷的社会气氛，又流露出打破这种沉闷的渴望；既表达了对清初士人群体的关心和同情，又暗含着对自我未来的思考和探究，于是，深得当时学人士子的青睐和共鸣，唱和者涌现。正如王士禛在其《菜根堂诗集序》中云：“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十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又三年，予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众，于是《秋柳》诗为艺苑口实矣。”[2]这里清楚地说明，《秋柳》诗颇具神采而引人关注。即便是在渔洋晚年所做的《渔洋诗话》中也曾沾沾自喜，顾盼自雄，说道：“余少在济南明湖水面亭，赋《秋柳》四章，一时和者甚众。后三年官扬州，则江南北和者，前此已数十家，闺秀亦多和作。”[3]
今日看来，《秋柳》四章的确充满着一种神韵：散落的云烟中不乏缥缈之怀，淡淡的愁绪中不乏摇曳之姿。就诗味而言，余音袅袅，欲说还休，颇有含蓄蕴藉之风致；就笔法而言，开阖有度，朗朗上口，颇符合格调声律之要求。这即是渔洋后来才拈出的“神韵诗说”所达到的一种悠悠不迫的意境，也是为当时举子雅士所欣赏的一种味道。这意境，这味道，以沈归愚的鉴赏水平，是能够体悟出来并且能够了然于心的。然而，细读《清诗别裁集》之中的渔洋四十七首诗歌的风格体貌，我们才发觉，正是《秋柳》诗具有这样一种悠悠不迫、含蓄蕴藉的神韵，才导致沈德潜不想选录这组诗入《清诗别裁集》。
那么，《清诗别裁集》之中的这四十七首诗歌的整体风貌为何呢？简言之：高华浑厚有魄力；格力骨架具精神。“高华浑厚有魄力”意味着渔洋诗歌本有雄浑之气；“格力骨架具精神”意味着渔洋诗歌本有超诣之能。沈德潜力图将王士禛诗歌所呈现的另一种骨力雄健又不失敦厚的气度展示出来，从而与王士禛诗歌惯常所具的另一种清新俊逸的审美情趣相互补充而融为一体，以此构建渔洋诗歌的整体风貌，深有渔洋老友徐乾学所说的“渔洋造诣固超越千载，而体制风格未尝废唐人之绳尺”的宏大选诗之愿望。
以此为标准，则《秋柳》诗自然很难进入沈归愚的视阈。具体而言，归愚在《清诗别裁集》所欣赏的是渔洋诗歌的另一种味道：沉着痛快的韵致。
众所周知，渔洋创作了大量效法王、孟，且从容幽静、舒缓空灵的韵外之致诗歌。论者以为这些诗歌多伫兴之言，饶有禅味，意在言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是渔洋倡导神韵说的具体实践。如笔者在《王士禛诗学研究》中所说：“渔洋的这些诗句，风格淡远，诗意萧散”，“神韵气象的淡定与禅意的无言、与诗味的悠悠是相互包容的”。[4]然而，渔洋也创作了大量颇具高古雄浑之气的诗歌，以出使行役而作的《蜀道集》、《南海集》和《雍益集》为代表。尤其是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他奉命典四川乡试时所写的《蜀道集》，笔力劲健，风格雄浑，彰显出不同于清新澄澈诗风的另一种神韵，当时的著名诗人叶方蔼评价《蜀道集》：“毋论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谓狮子搏象，皆用全力也。”[5]渔洋门生、诗人盛符升说：“先生蜀道诸诗，高古雄放，观者惊叹，比于韩苏海外诸篇。”[6]《清诗别裁集》共选录《蜀道集》之中的诗歌13首，选目数是可观的。分别是五古《定军山诸葛公墓下作》、《朝天峡》、《龙门阁》、《五丁峡》和《天柱山》；七律《潼关》、《雨度柴关岭》、《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和《渡河西望有感》；五绝《国士桥》；七绝《灞桥寄内》和《马嵬怀古》。内容或是状山川奇险，抒发苍茫凄怆之感；或是凭吊古人，抒发激昂的思古之情，然骨气奇高，掷地有声。如《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
永安宫殿莽榛芜，炎汉存亡六尺孤。
城上风云犹护蜀，江间波浪失吞吴。
鱼龙夜偃三巴路，蛇鸟秋悬八阵图。
搔首桓公凭吊处，猿声落日满夔巫。[7]
此诗即景感怀，吊古伤今，意境开阔，手法雄奇，风格苍劲，气概非凡，浸透着历史沧桑凝重感，深有杜诗之风，与渔洋从容幽静、舒缓空灵的另一种诗歌风貌迥然有别。论者多以为，此诗一扫此前王士禛诗歌迷蒙玄远、清幽澹泊的旧套，成为由含蓄转为雄放、由空灵转为苍劲、由淡远转为凝重的里程碑。此话虽是过誉之辞，但仍不失大略。
其实，这味道也是渔洋所提倡的。他曾在《然灯记闻》［该书作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六月］中云：“为诗各有体格，不可混一。如说田园之乐，自是陶、韦、摩诘；说山水之胜，自是二谢；若道一种艰苦流离之状，自然老杜。”[8]故而，渔洋的诗歌，不仅有空灵之作，也有雄浑之作。渔洋的神韵诗说，不仅倡导一种从容幽静、舒缓空灵的韵外之致，也包含意境开阔、手法雄奇、风格苍劲的美学追求。所以，不单是沈德潜在提醒清人要全面理解渔洋的诗歌风貌，我们同样要全面把握渔洋诗歌、渔洋诗学的整体风貌，正如台湾学者黄景进在《王渔洋诗论之研究》中所说：“我们的研究就必须特别小心，我们不能把渔洋看得太简单，以为他只讲神韵，就不讲别的。”[9]
进一步说，《清诗别裁集》中选录的渔洋其他诗集中的作品，美学风格也多以雄奇健雅而见长，不论是《渔洋集》中的《海门歌》、《南海集》中的《采石太白楼观萧尺木画壁歌》等古体诗，还是《渔洋续集》中的《漫兴》、《蚕尾集》中的《赵承旨画羊》等律诗，俱含浑厚之音，有凌厉之气。即便是那些短小精悍、容易生发情致的绝句，沈归愚也选择了渔洋那些硬朗劲健、颇有气力的作品。如《蟂矶灵泽夫人祠》：
霸气江东久寂寥，永安宫殿莽萧萧。
都将国家无穷恨，分付洵阳上下潮。[10]
渔洋同题为两首绝句，《清诗别裁集》选录一首。此诗乃感怀刘备夫人、孙权之妹的处地和心境而作，不乏深沉的历史感。归愚评曰：“洵阳以上为刘，洵阳以下为孙，夫人之恨真无穷矣。”[11]意指渔洋将孙夫人的这种沉痛之情生发得淋漓尽致，很是沧桑。
由于沈德潜刻意选录王士禛的这些颇具骨力和豪壮之风的诗歌，致使选录的四十七首诗歌中的个别篇章并非渔洋诗歌中的佳作，如《秦中凯歌》六首虽跌宕寥廓，但豪放有余，而韵味不足，反而缺少了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幽幽清远的意境。故而，正是因为《秋柳》四首诗风温润，词意含蓄蕴藉，感情委婉有致，不符合《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选录渔洋诗歌的潜在标准，才使得那些拥有优游不迫之美的神韵诗歌不在入选之列，如名篇《红桥》（二首）、《真州绝句》（五首）、《冶春绝句》（十二首）等，就连为时人津津乐道的《秦淮杂诗》（十四首）沈德潜也只选录一首：“新歌细字写冰纨，小部君王带笑看。千载秦淮呜咽水，不应仍恨孔都官。”此诗韵味竟不如十四首的开篇之作：“年来断肠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归愚选彼不选此，内在原因也是由于《新歌细字写冰纨》的笔力较《年来断肠秣陵舟》而言更多劲健，却不论蕴涵的厚薄。
当然，换一更为深远的角度看，沈德潜如此着意选录王士禛的这些颇具骨力和豪壮之风的诗歌，而弃置如同《秋柳》诗这般充满空灵意境的诗篇而不顾，其内心不是曲解了王士禛的诗坛地位，也不是曲解了王士禛的诗歌风貌，结合诗史背景，却是另有深意所在，具体而言便是沈德潜默默地回答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渔洋诗风不独在优游不迫之美，也有沉着痛快之美。自清初吴乔于《答万季埜诗问》评价渔洋是“清秀李于鳞，无得于唐”以来，历经赵执信《谈龙录》所云渔洋诗歌“神龙见首不见尾”、“诗中无人”的说法，再到沈德潜的同窗袁枚所说的渔洋诗歌“才力薄”的评价，诗坛上一直有一股诋讥王士禛非雄才大家的声音，这声音虽然不大，属于评价体系中的支流，但毕竟影响了渔洋的形象。因而，在《清诗别裁集》之中，沈德潜有意选录了这些高华浑厚的诗歌，正如他所说，渔洋诗集中的诗歌以明丽博雅胜者居多，然恐收之不尽，只取雄浑神韵者，“觉渔洋面目，为之改观”。[12]意思是，渔洋含蓄澹泊的诗歌为数太多，故选录雄浑广阔的诗歌以作补充，如此才可以目睹渔洋诗歌的真面目，也才可以知晓神韵中不仅包含空灵之美，也包含壮丽之美。并以此巧妙地反击了诋讥渔洋的诗坛之声。
第二个问题是“神韵说”与“格调说”互为兼容。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曾将宗旨、体裁（风格）、音节、神韵等诗歌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论诗，如评《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云，“议论、格律、声响，无一不合”。[13]且早在《唐诗别裁集序》中沈德潜就曾说：“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14]足可见出他的格调论与渔洋的神韵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或者说渔洋的神韵诗说与他的格调诗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以此表明《清诗别裁集》选录的渔洋诗歌也颇有格调。
第三个问题是《清诗别裁集》中选录的渔洋诗歌尽管雄浑有力，但却不背离温柔敦厚的诗歌旨趣，符合统治者的诗教要求。《清诗别裁集》成于乾隆二十四年，编选时间下距成于乾隆中后期的《四库全书总目》为时不远。《四库全书总目》在《御选唐宋诗醇》提要中曾明确提出儒家诗学的“二重”精神：一曰兴观群怨；一曰温柔敦厚。[15]作为儒家诗教说的提倡者，沈德潜对于乾隆一朝的诗学倾向是了然于心的。因而，对于渔洋所写的那些风格过于豪放、过于激越的诗歌，沈归愚也没有录入《清诗别裁集》之中，如《蜀道集》中的名篇《登高望山绝顶望峨眉三江作歌》、《广武山》等，皆不在选目之列。原因就在于沈德潜以为，神韵的内涵中不仅有风格，有才调，有法则问题，也有寄托问题，既寄托着渔洋对于时代雅音认同的政治情愫，也寄托着一种归愚所认同的儒雅精神，从而使入选的渔洋诗歌不失中和之美的视阈。
要之，沈德潜的这番选录，不是他不懂得渔洋诗歌的神韵，而是力图维护渔洋诗坛的大家形象，引导人们领会一番渔洋诗歌的别样风采。尽管入选《清诗别裁集》中的渔洋诗歌并非完全是佳作，也不代表渔洋诗歌的整体面貌，但是，他的苦心和精心是可以理解的。本于此，《清诗别裁集》不选录《秋柳》诗的原委是多么耐人寻味。甚至可以说，此种缺录，可称得上是古代诗歌选本所沉潜的深刻文学意蕴的一个典型个案。
（原刊于《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2期）
[1]王士禛著，李毓芙等整理：《渔洋精华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1页。
[2]赵伯陶选注：《王士禛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3]王夫之等：《清诗话·渔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6页。
[4]孙纪文：《王士禛诗学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5]王士禛著，李毓芙等整理：《渔洋精华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9页。
[6]同上。
[7]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8]王夫之等：《清诗话·然灯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页。
[9]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10]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11]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12]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13]同上书，第134页。
[14]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页。
[1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