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话著作
诗话著作是王士禛诗学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留存至今的诗话文献颇多，兹录重要书目如下：
1.《渔洋诗话》三卷。渔洋平生撰论诗学的文字很多，散见于各种笔记、序跋、杂著之中，初并无诗话专书。据《渔洋山人自传年谱》：康熙四十九年（1710），渔洋七十七岁时汇集康熙四十一年所撰的诗话六十则、康熙四十七年所增的一百六十则，编为三卷，授门人黄侍读（叔琳）序而梓之。康熙六十年（1721），渔洋门人俞兆晟得该书板藏于蒋氏（按：疑为渔洋门人蒋景祁）处，于雍正三年（1725）重印并序之。其中曾言及渔洋“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的话，又征引渔洋的话说《唐贤三昧集》虽看似平淡，“然而境亦从兹老矣”。[1]这些叙述对于后人解读渔洋诗学思想的演变颇有价值。《渔洋诗话》的内容颇为冗杂，有诗论，有逸事，有典故，有闲谈。《四库全书总目》评《渔洋诗话》曾说：“士祯论诗主于神韵，故所标举，多流连山水，点染风景之词，盖其宗旨如是也。其中多自誉之辞，未免露才扬己。又名为诗话，实兼说部之体。”[2]这些评论虽口气过于严格，但并非没有道理。然而诗论之语却多有见地，如中卷称赞明代律诗中也有神韵天然不可凑泊者，再如下卷辩驳钟嵘《诗品》缺失之处，等等，都与今人的观念暗合。据蒋寅先生的考证，此书有康熙四十四年稿本一册；又有国家图书馆藏稿本一卷。[3]刊本甚多。清代主要有康熙四十九年黄叔琳刊本、乾隆二十三年（1758）竹西书屋重刊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十四年（1888）聚英堂刻本、《清诗话》本等。民国以来主要有民国初上海昌明书局石印本、民国十年（1921）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扫叶山房《大字断句注释渔洋诗话》石印本，等等。
2.《渔洋诗话》一卷。此书乃汇集渔洋《五七言古诗选》之凡例而成，共二十八则。书名并非渔洋亲订。王士禛在《渔洋诗话自序》说：“今南中所刻《昭代丛书》，有《渔洋诗话》一卷，乃摘取五言诗、七言诗凡例，非诗话也。”[4]据郭绍虞先生说，此书最早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张潮的《檀几丛书》中，[5]又据张寅彭先生的说法：“此处《昭代丛书》当为《檀几丛书》之误。”[6]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檀几丛书本。此书对后人解读渔洋的古诗选评观颇有裨益。
3.《师友诗传录》一卷。又名《梅溪诗问》。此书乃王士禛、张笃庆、张实居述，郎廷槐编。郎廷槐（1667—1725后），字梅溪，奉天府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人。曾官新城知县、四川达州知府、遵义府通判等，雍正三年坐年羹尧案革职。有《江湖夜雨集》。张笃庆（1642—1720），字历友，号厚斋，山东淄川人。有诗名，隐居不仕。张实居（1633—1715），字萧亭，一字宾公，山东邹平人。王士禛原配夫人之兄，处士。工诗，王士禛选其诗为《萧亭诗选》。康熙四十五年（1706），张笃庆客新城，与王士禛唱和。时郎廷槐问诗于三人，后编为《师友诗传录》一书。综合重要传本可知，郎廷槐所问凡三十一条，三人分别作答。其中涉及诗史、诗体、诗法等内容，尤以探询写作技法为主。观渔洋所答，常常流露精湛之语。如论五言古诗宗法何人时，渔洋答曰《古诗十九首》天衣无缝不可学，陶渊明诗自写胸臆不易学，唯六朝二谢、鲍照、何逊，唐人张九龄、韦应物庶几可宗法。[7]所言颇为通达。由于《师友诗传录》中还附有张笃庆、张实居的作答，故三人之语时有相淆乱处。此书版本甚多。有康熙四十五年刊《渔洋山人诗问本》、乾隆二十三年李因培重刊本、乾隆二十五年《诗论正宗》本、《四库全书》本、《花熏阁诗述》本、《诗法萃编》本、《清诗话》本、民国元年扫叶山房《渔洋诗问》石印本、齐鲁书社周维德笺注《诗问四种》本，等等。后世传本有两个系统：一为王士禛作答单行本；另一为三人合答本。且书名与内容也不一。《花熏阁诗述》本、《清诗话》本、齐鲁书社周维德笺注《诗问四种》本等为三十一则，而民国元年（1912）扫叶山房《渔洋诗问》石印本等为十九则。
4.《师友诗传续录》一卷。又名《古夫于亭诗问》。王士禛述，刘大勤编。刘大勤，字仔臣，山东长山（今淄博）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人，王士禛门人，有《吹剑草》。此书是王士禛答刘大勤诗问之对话录，共六十则。有的版本作六十二则，多两则论元人诗学者。该书的内容主要是论诗歌体式、作诗法则之类。王士禛的回答虽然简约，但也十分精深。如论唐、宋诗歌区别时，王士禛云：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径露，这是宋诗不及唐诗的原因，与气的厚薄无关。[8]所言颇中肯綮。《四库全书总目》之《师友诗传录·师友诗传续录》提要评价王士禛的诗学观时说：渔洋论诗有时疏于考证，不免与诗史相出入，“然其谈诗宗旨，具见于斯。较诸家诗话所见，终为亲切”。[9]这种评价是公允的。《师友诗传续录》与《师友诗传录》俱是王士禛晚年论诗之作，可合而观之，以见渔洋论诗法则之大要。《师友诗传续录》的版本甚多。主要有康熙四十五年《渔洋山人诗问》本、李因培重订本（题作《渔洋诗法》）、《诗论正宗》本、《四库全书》本、《花熏阁诗述》本、《诗法萃编》本、《清诗话》本，民国元年扫叶山房《渔洋诗问》石印本、齐鲁书社《诗问四种》本，等等。稍微不同的是：《清诗话》本等录诗问六十则，而《渔洋诗问》本、《诗问四种》本等录诗问六十二则。
5.《律诗定体》一卷。此书属于声调谱一类的著作。书中列五七言近体格律八式，平仄位置各标以符号，作成谱式，并举诗例加以说明。相传该书出自王士禛后人传钞本。“近体诗格律历来口耳相传，父兄指授，无谱式之作。自王士禛此书出，乃有《声调谱》一定之规。”[10]《律诗定体》对于律诗初学者而言具有导航的作用。该书的刊本主要有：乾隆二十三年昼锦堂李因培刊本、乾隆三十五年王祖肃刊《诗问》附录本、《花熏阁诗述》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清诗话》本、民国元年扫叶山房《渔洋诗问》石印本等。
6.《然灯记闻》一卷。王士禛述，何世璂记。何世璂（1666—1729），字澹庵，一字坦园，号铁山，山东新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官至吏部侍郎，署直隶总督。谥端简。有《何端简公集》。此书为何氏所记王士禛与门人论诗语录，仅二十二则，为王士禛论诗的一部分，与郎廷槐、刘大勤二人诗问相近。据蒋寅先生的考证，该书当作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六月，“此为渔洋论诗之初次记录，语虽寥寥，渔洋诗学之核心观念已具其中”[11]。郭绍虞先生说：“王氏论诗偏重神韵，此卷多论风致，可看出风致与神韵之关系，也可看出他选《三昧集》的旨趣。”[12]这二十二则诗论涉及诗法、诗律、诗体等方面，也间或论及作诗宗旨等，渔洋论诗的主题概见于此。流传刊本主要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王祖肃刊《诗问》附录本、《花熏阁诗述》本、《天壤阁丛书·声调谱丛刊》本、《谈艺珠丛》本、《诗法萃编》本、《古今说部丛书》本、《清诗话》本、民国元年扫叶山房《渔洋诗问》石印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各本内容偶有异同，如《花熏阁诗述》本将通行本的第一条诗论析为两条，但大旨无别。
7.《古诗平仄论》一卷。王士禛撰，翁方纲校订。此书不知作于何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王士禛裔孙王允肃出其家藏原稿刊行，请翁方纲作序。翁方纲少学于渔洋弟子黄叔琳，经翁氏鉴别，定为王士禛所作。此书内容主要述及王士禛的声律之学。然渔洋之于古诗声调，生前未见有专书，其议论之语散见于门人所记的《然灯记闻》、《师友诗传录》等卷帙中。自赵执信《声调谱》行世以来，赵之声调学与渔洋声调学的关系问题便成为一时的诗学公案。渔洋后人及弟子为捍卫师说，亦发渔洋旧稿，遂有《律诗定体》及本书问世。此书以二十三首古诗作品为例，详说古诗的声调隐秘问题。所论与赵执信之说互有异同。由于该书出于旧稿，弟子后人误笔亦属可能，故翁方纲按语间或指出非王士禛之言，或指出非王士禛定论加以回护。此书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稿本。主要刊本有：乾隆五十三年王允熙刊本、乾隆五十七年王允肃刊本、《小石帆亭著录》本、《天壤阁丛书》本、《学诗法程》本、《清诗话》本，等等。
8.《带经堂诗话》三十卷。王士禛撰，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张宗柟编。张氏采王士禛《渔洋文》、《古诗选凡例》、《池北偶谈》、《蚕尾文》、《香祖笔记》、《渔洋诗话》、《分甘余话》等十八种著作中的有关诗论、诗艺内容而成此诗话。前有张宗柟自序、纂例十六则、汇纂书目十八种，后有弟宗橚后序。张宗柟（1704—1765），字汝栋，别号含广，浙江海盐人。累应试不举，五十岁后放弃功业，致力于著述。有《吟庐小稿》一卷、《度香词》一卷。此诗话乃汇集之作，前以“御笔”、“应制”冠首，以下分为综论、悬解、总集、众妙、考证、记载、丛谭、外记八门，子目如源流、体制、品藻等共六十四类。每类中将渔洋有关诗话性质的著述按写作年月排列，有时也征引他家之说相参证，间附按语，以示己见。可以看出，《带经堂诗话》搜罗是很广的。其辑录不仅有诗学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奇闻遗迹、考证校勘、典章制度等无关诗学的内容。王士禛一生手定诗话仅有《渔洋诗话》三卷，其他诗话之语或散见于他的笔记、文集和序跋之中，或散见于他人的记录之中，更有重复之笔。张氏出于对王士禛的崇敬，凡属于诗话的内容必然录入《带经堂诗话》中，自称该著并非去繁就简之作，而是宁滥毋缺之作，故该书有臃肿杂芜之感。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就曾批评它“门类太多，或嫌琐杂；重文并录，又近赘疣”。[13]不过，其资料之全，又是一个长处。“因为它包罗了现在可以看到的绝大部分王士禛论诗的言论（除几种论格律的专著之外）。”[14]
《带经堂诗话》首刻于乾隆年间，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曲旧业刊本。但流传最广的是同治十二年（1873）广州藏修堂重刊本及民国年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鸿森的校点本（上下册），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此书删订重复条目，校正部分讹误，比较精善客观，为当今通行本。
9.《五代诗话》十二卷。王士禛撰，黄叔琳校订，宋弼编次。黄叔琳（1672—1755），字宏献，号昆圃，宛平（今北京）人。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官至吏部侍郎。有《养素堂诗文集》。宋弼，字仲良，号蒙泉，山东德州人。乾隆十年进士，曾历官甘肃按察使。有《山左明诗钞》。是书起稿于何时不详， “盖读书随手辑录而已，非用力撰作之书也”。[15]康熙四十年王士禛病中撰《五代诗话》序云：“予撰《五代诗话》十余年矣。……寥寥未能成书。每一循览，辄为怅然，不知何年得遂此志也。”[16]直到渔洋去世，此著也未能刊行。书的内容以记叙五代诗歌流变过程、诗人概况、诗作大旨、诗坛逸事为主。该书采摭繁复，五代逸闻琐事，搜括大概。但有时也疏于考证，舛误处在所难免。后郑方坤在王士禛撰写的基础上，增删《五代诗话》为十卷。郑方坤，福建闽县人，字则厚，一字荔乡，雍正元年进士。历官邯郸县令、景州知府、登州知府等，后因足疾自免。有《全闽诗话》、《国朝诗钞小传》等。四库馆臣曾评述其中变化的原委。《四库全书总目》之王士禛撰《五代诗话》提要说：“是书士祯原稿，本草创未竟之本。弼所续入，务求其博，体例遂伤冗杂。殊失士祯之初意，而挂漏者仍复不免。后郑方坤重为补正，乃斐然可观。是编精华，已尽为方坤所采。”[17]《四库全书总目》之郑方坤撰《五代诗话》提要说：“方坤得士祯残稿于历城朱氏，乃采摭诸书，重为补正。原本六百四十二条之中，删其二百一十六条，增入七百八十九条，共成一千二百一十五条。凡所增入……各以一‘补’字冠之，使不相混。”[18]可见，郑氏《五代诗话》与渔洋《五代诗话》关系非常复杂，须仔细甄别其中的异同。据蒋寅先生说，此书原稿十二卷，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四字。又有黄叔琳批校抄本一册，存六卷，为卷七至卷十二，亦藏于国家图书馆。[19]此书的刊本主要有：乾隆十三年（1748）黄叔琳养素堂刊巾箱本、乾隆十九年（1754）杞菊轩刊本、嘉庆五年（1800）王如金序刊本八卷、民国间上海朝记书庄石印本八卷。当今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李珍华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戴鸿森点校本。
可以说，王士禛的诗话类著述以上述九种为代表。此外，他的诗话类诗学文献尚有：《慎墨堂名家诗品》二卷，王士禛撰、邓汉仪论次，有康熙间刊本。《谐声别部》（又题《分类诗话》）六卷，王士禛撰，喻端士编，有乾隆五十四年信江枕山亭自刊本。《渔洋诗话汇编》十六卷，王士禛撰，王煜编，有清稿本八册。《渔洋山人诗问》四卷，王士禛撰，有康熙四十五年刊本。《诗问》二卷，王士禛撰，洪楠云辑，有乾隆四十二年春晖草堂刊本。这些诗话的内容要旨与上述九种诗话的内容多有重复，故仅以著录形式留存，待他日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