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笔记著作

王士禛一生写下大量的笔记著作，如《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等。《四库全书总目》将它们一律归入“子部杂家类”。这些笔记记叙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古人著述、文辞佳句、诗歌品评、诗学观念、典章制度、地名考辨、文人逸事、字词辨析、古书藏逸、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及治病验方等均有涉及。因此，诗学内容只是这些笔记所记内容的极小部分，故这些笔记不能称作纯粹意义上的诗学著作。然而，这极小部分的诗学内容却也值得后人解析。今录入有关诗学方面的内容如下：

1.《池北偶谈》二十六卷。此书是王士禛为官时所撰，由多年的积累而成。但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所示，该书成书时间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此时作者五十六岁。又据该书康熙辛巳年（1701）文萃堂刊本可知，作者的自序写于康熙辛未年（1691）。该著分为四目，共二十六卷，即“谈故”目四卷；“谈献”目六卷；“谈艺”目九卷；“谈异”目七卷，由一千二百九十余条笔记构成。该书刊刻的版本有康熙己巳年（1689）闽中刊本、康熙庚辰年（1700）临汀郡署本、康熙辛巳年（1701）文萃堂刊本、《四库全书》本、民国年间的《清代笔记丛刊》本和《笔记小说大观》本等。当今流行的本子是中华书局1982年《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以下简称丛刊本）。此书由靳斯仁点校，以康熙辛巳年（1701）文萃堂刊本为底本，并据他本校勘而成。

今以丛刊本为据，略叙其中的诗学内容。《池北偶谈》的四目中，“谈故”目主要记叙的是典章制度、衣冠胜事；“谈献”目主要记叙的是明清的明臣、奇人、列女的事迹；“谈异”目主要记叙的是神怪传闻故事。这三目所叙的内容基本与诗学无关。而“谈艺”目却颇有诗学价值。它的主要内容是评论诗文、品评诗画及采撷佳句，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称：“谈艺九卷，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20]“谈艺”目共录四百三十六条笔记，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其中的诗学内容更为人所重。如卷十一第475“施宋”条论析了施润章、宋琬的五言诗歌之特征；卷十二第522“用事”条认为作诗用事以不露痕迹为高；卷十三第613“魏晋宋诗”条明示其选诗标准与严羽的标准一致；卷十四第661“诗使本朝事”条认为，作诗用古以不失古雅为上，不必拘泥于六朝故事；卷十五第686“竹枝”条评说何谓竹枝歌词的本色之语；卷十六第743“学杜”条历数宋、明以来著名诗人学习杜诗的特点；卷十七第798“借禅喻诗”条明确表明赞同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的诗学主张；卷十八第819“神韵”条考论神韵的出处及诗学含义；卷十九第853“宋人绝句”条认为宋人的某些绝句可追踪唐人之作，以此见出渔洋不废宋诗又皈依唐诗的倾向。总之，诸如此类的诗学内容可视为研究王士禛诗学思想难得的文献。

2.《居易录》三十四卷。此书是王士禛康熙己巳（1689）官左副都御史至康熙辛巳（1701）官刑部尚书之间，十三年之中所见所闻的记录结晶。王士禛自序云：“在公之暇，结习未忘，有所见闻，时复笔记。岁月既积，得数百条，厘为三十四卷。忆顾况语‘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因取以名其书。”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记载，该书成书时间为康熙四十年（1701），此时作者六十八岁。该书刊刻的版本主要有：康熙五十年（1711）刊本、《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内容有删节）等。现今通行本是齐鲁书社2007年版的《王士禛全集》本。《居易录》的内容虽以聚谈实录为主，但不乏诗学见解，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中多论诗之语，标举名俊，自其所长。”如卷二之中王士禛对江湖诗人进行了评点，认为只有姜夔、周弼、邓林三家可观；卷五之中认为杜甫的诗句偷取了何逊的诗句；卷十之中评论了钱谦益的诗学思想；卷二十一之中评论了盛唐五言诗与六朝诗风的关系，评论了杜甫七言古诗“集大成”的历史地位。此等论诗之语颇有见识。

3.《香祖笔记》十二卷。据王士禛好友宋荦所写的序言可知，此书主要为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所作，而于康熙四十四年刻行。时王士禛或在京官刑部尚书，或刚刚罢官。全书篇幅虽不多，但内容很广泛，宋荦序中的概括大体为是：“或辩驳议论得失，或阐发名物源流，或直书时事，或旁及怪异，率皆精简而不浮。”[21]其中渔洋的诗论、诗评之语也有所体现，并占了全书相当的比重，正如湛之在《香祖笔记·点校说明》所说：“标举佳句名篇，品诗得失，是这部笔记的特色之一。”[22]如卷二中评明代陈子龙的七言律诗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卷三中论姜夔《白石诗说》中的某些见识高妙，虽未及严沧浪之地步，但也足以发现诗境的奥秘；卷五中评《诗经》里的四言名句颇有兴寄；卷六中认为诗画境界一体，观名画之妙而悟诗家三昧，所谓意在笔墨之外；卷六中认为唐人七言古诗以王维、高适、李颀为正宗，而李白、杜甫为大家，此不失为是独出心裁之识；卷七中曾以越女与勾践论剑、司马相如论赋为喻，论诗家妙谛正在于“只可会意难以言传”之中；卷八中曾举司空图《二十四品》中的“含蓄”品、“纤秾”品为例，形容诗境之妙。并直接运用“诗境”一概念说明问题之关键；卷十中曾论诗歌的雅俗之别。诸如此类的诗论、诗评话语言约而意丰。正因为如此，该书也成为王士禛诗学文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该书有康熙四十四年序刊本、《四库全书》本、《渔洋山人著述丛书》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多种本子。当今流行的本子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明清笔记丛书》本。此书由湛之点校，以康熙四十四年序刊本为底本，并用《清代笔记丛刊》本等补正而成。

4.《古夫于亭杂录》六卷。此书是王士禛晚年罢官里居后所撰，由三百四十余条笔记构成，作于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705—1708）之间。该书有五卷本和六卷本两种版本，但内容差别不大。五卷本是王士禛定稿之前的本子，全书写成后随即流传于友朋之间，并有刻板梓行，有海盐俞兆晟所写的序言但无王士禛的自序。六卷本是王士禛删定的本子，前有他的自序。后来又有康熙年间范邃的广陵刊本，亦为六卷。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录的本子却是五卷本。当今流行的本子是中华书局1988年《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简称丛刊本）。此书由赵伯陶点校，以六卷本为底本，以五卷本为校本，并参校广陵本而成。

今以丛刊本为据，言说其中所涉及的诗学内容。显然，《古夫于亭杂录》是一部杂记类的笔记，不能视其为诗学著作，但是，三百四十余则笔记中有二十余条的诗学内容却独具慧眼之识，可称作这部笔记精华之所在。如卷一第36条“画钟馗”一则寓诗理于画理之中，指明神似的重要性；卷一第67条“左传赋诗”一则言明《诗经·野有蔓草》不必尽以淫诗来理解；卷二第74条“雅人深致”一则指摘谢安所谓的“雅人深致”不能喻其指；卷二第75条“晋人佳句”一则论嵇康、谢朓、何逊的佳句妙在象外，读者当以神会而悟入；卷三第155条“炼字炼句”一则认为诗歌炼字炼句之法与篇法并重，学者不可不知；卷三第157条“点金成铁”一则反对将古人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的诗句妄加点窜，点金成铁而荒诞；卷四第250条“山水之作”一则认为古来山水之作名篇很多，但莫若曹操“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两句为佳；卷五第255条“诗品舛谬”一则指出钟嵘《诗品》的偏颇之处，如将陶潜列入中品、曹操列入下品是位置颠倒之举；卷五第259条“温庭筠诗”一则认为，温诗《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并非佳句，不如其“古戍落黄叶”诗有气格；卷六第314条“勿袭形模”一则指明学古人诗歌不要追求形似，必须寻找文外之独绝处；卷六第325条“七言歌行”一则认为杜甫的七言歌行似《史记》，李白、苏轼的歌行似《庄子》，而黄庭坚的歌行似《维摩诘经》。这些诗论、诗艺之语揭示了“神韵说”的内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士禛的诗学观，见识甚高。《四库全书总目》有“品题诸诗，亦当惬当”的评价，是颇为公允的。

5.《分甘余话》四卷。根据作者的自序，此书是渔洋晚年罢官家居时所撰，写于康熙己丑年（1709），因而较其他笔记为晚出之作。该著四卷，据中华书局1989年版《分甘余话·前言》考证，康熙四十八年（1709）自序刊本是本书的最早刻本，七略书堂刊本和民国间的石印本均由此出。[23]当今流行的本子是中华书局1989年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以下简称丛刊本）。此书由张世林点校，以初刻本为底本校正讹误而成。

今以丛刊本为依据，略叙其中的诗学内容。《分甘余话》是一部记见闻杂感、谈学问艺术、述往事旧情的笔记，由二百七十余条笔记构成，《四库全书总目》评之为“不同摭拾，披沙拣金，尚往往见宝也”。[24]其中品评诗歌创作和阐释诗歌理论是这部笔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概有四十余条之多。如卷一第27条“施润章诗高妙不减潘阆”一则认为，施润章的咏物诗之妙就在于澄淡之处；卷二第102条“冯班诋严羽”一则力挺严羽“妙悟”、“兴趣”之说，而指摘冯班不识诗味；卷三第179条“唐诗格韵”一则认为，气、格含义不同，盛唐诗歌之所以超群就在于格韵高妙；卷四第229条“诗评”一则论道：那些色相俱空，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歌才能称得上是逸品，唯李白、孟浩然的诗歌为代表。由这些诗论的内容可见，他的诗学主张依然没有背离“神韵”说的理论背景，故该书中渔洋对那些作诗追求自然之味而有兴趣的诗人，无论其有无名声，都大力推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