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数据分析
（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构成的看法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构成问题的理解和看法，既影响到其创新实践的行为取向，也是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关注的思想实际。对于不同的层面和主体，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构成与体现不尽相同。调查中，我们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出发，分别了解受访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在个体、团队、国家等不同层面构成与体现的认识和看法。三个层面的分析，经信度检验，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44，表明测量工具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很好。经效度检验，KMO值为0.934，Bartlett's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水平，代表总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
1.关于个体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
综览学界之论及教育部有关文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问题的概括以及科研管理实践中对于研究创新性的考察要素，[3]我们在调查中从“发现新问题的能力”、“提出新观点的能力”、“运用新方法的能力”、“构建新理论的能力”和“挖掘新材料的能力”五个方面了解受访者对个体层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看法。研究发现，受访者最看重的是“发现新问题的能力”（81.4%）；其后依次是“提出新观点的能力”（65.6%）“运用新方法的能力”（47.5%）“构建新理论的能力”（44.2%），“挖掘新材料的能力”排在末位，选择比例为26.7%。
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创新的起点。卡尔·波普尔甚至主张“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认为所谓的科学理论，“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4]古今中外的一切理论创新，无不包含着对新问题的发现或对问题的新解。马克思“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5]，从而确立了“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6]“必定要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变革”[7]的剩余价值理论。调查结果中，“发现新问题的能力”居诸能力选择比例之首，说明了学界对问题的发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首要意义的群体性认同，也反映了近年来学界问题意识愈益强化的客观现实。
问题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有其客观进程和发展规律。研究发现，受访者为男性、年龄越大、学位越高、职称越高、学校层次越高，其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愈发强烈（参见表1）。这说明，越是研究经验和研究阅历丰富的人，其展现的“发现问题”能力越强，发现问题能力与科学研究能力之间存在增进、提升的并行性。这也启示我们，问题意识及发现问题能力的培育，要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实现。
表1 受访者关于“发现新问题的能力”态度的二项Logistic回归
续表
2.关于团队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
团队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团队中每一研究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在团队环境下的扩增与聚合，包括了单个个体无法具有和实现、只有基于团队合作方可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近年来，团队合作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和关注。学界关于团队合作意义的诸多探论，蕴含着人们关于团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多种理想性期盼。研究中，我们在从创新能力内在构成角度了解受访者对个体层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有关看法的基础上，重点从创新能力外在体现的角度，了解受访者对团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看法。
研究发现，关于团队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受访者最看重“立足研究最前沿”，选择比例为63.6%。这既反映出“立足研究最前沿”正成为研究团队建设的重要目标诉求，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此作为衡量研究团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首要指标。关于团队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受访者选择“服务社会发展”的比例也较高，达51.8%，居于第二位。这一结果表明，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8]的研究精神和价值取向，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学术理念等正成为大多数学人的自觉持守。
研究发现，关于团队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受访者选择“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比例最低，仅为23.7%。这或许表达了当下学界更加依据是否立足研究最前沿等学术发展的自身尺度而非外来评价的尺度来衡量创新发展状况的学术自信与学术自觉。的确，在全球化境遇中，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有国际方位感，但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在不同时空中的具体化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同时更要关注“在地化”，聚焦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拥有自己观察、分析问题的视角、立场和方法，具有表达自我思想理论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以免简单地在西方学界视域中的“问题”与话语的牵引下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从而窒息学术的创新活力。
3.关于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
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理论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示，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研究发现，对国家层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体现，受访者最为关注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选择比例分别为55.1%和51.0%；其次是“引导人类文明进程的能力”，选择比例为40.3%；“影响国际学术发展的能力”，选择比例只有27.8%。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又是强化核心价值感召力、民族凝聚力、产业竞争力和文化亲和力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的看重，体现了受访者在学术自身发展与学术社会功能强化的统一中判别衡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高低的重要思维路向。这一结果，也与受访者对研究团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中“服务社会发展”的高选择比例相互呼应。
此外，对于国家层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体现，受访者选择“影响国际学术发展的能力”不高，选择比例仅为27.8%，在诸选项中居于末位。这一结果，与受访者对研究团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中“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低选择比例也是相互呼应和印证的。基于学术自信与自觉基础上的学术交流，在任何时代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条件；当下中国学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仍然要求我们不断拓展世界眼光，扩大国际对话；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同样需要中国学者发表自己的见解、贡献中国智慧。因此，如何进一步开阔国际视野、增强国际范围内的学术话语权，同样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学术自信自觉的内在要求与客观体现。
（二）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状态的看法[9]
1.层面分析
调查表明，54.0%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持肯定性评价，44.9%的受访者对其创新努力持肯定性评价。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41.4%的受访者认为“一般”，肯定性评价比例为35.4%。对其创新成效的肯定性评价比例也仅为26.2%。肯定性评价比例从“创新意愿”到“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效”的逐次走低，折射了当下学界创新主观意愿强劲而现实成效尚不令人满意的客观现实。
调查中，超过六成（63.2%）的受访者对研究团队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持肯定性评价。此外，创新能力、举措、环境的肯定性评价比例都超过四成，分别为45.7%、44.8%、42.4%；创新成效的肯定性评价比例相对较低，只有36.1%。
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意愿有着比较广泛的认同，54.6%的受访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相比于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强调与呼吁的力度，这一比例其实大大低于我们的预期值。受访者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和举措的肯定性评价比例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分别为37.0%和36.5%；否定性评价比例也大致相当，分别为21.3%和23.6%。受访者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环境和成效的肯定性评价比例持续走低，分别只有29.4%和26.2%，否定性评价比例分别为33.1%和34.0%。
图1 个体、团队和国家三个层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状态的肯定性评价
图2 个体、团队和国家三个层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状态的否定性评价
2.维度分析
从图1和图2可以发现，以创新举措为转折拐点，从创新意愿依次到创新能力、举措、成效、环境，受访者对个体、团队、国家层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状态的肯定性评价比例逐渐下降，而相应的否定性评价比例则依次上升。受访者对国家层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环境的负面评价居多，反映了学界对更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环境的强烈期盼。
从上图也可看出，相较于个体和国家，受访者对研究团队的创新状态是较为满意的。这说明，团队建设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意义，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肯认；当前学界在团队建设、集体攻关等方面的努力已初显成效。但需看到的是，虽然研究团队的创新状态在这次调查中得到了相对较多的好评，但其建设在现实中仍然面临诸多难题。如何摆脱主要依托学缘关系、师承关系等而建的状况，突出共同的研究主题在团队建设中的凝聚作用、强化团队的开放性、流动性等，均需更多关注。
3.交互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即受访者对创新意愿较明显的肯定性评价与对创新成效较明显的否定性评价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将受访者对创新意愿的评价与受访者的年龄进行交互分析后发现，其间存在明显的“V”型关系：处于两端年龄段的受访者对创新意愿的肯定性评价比例相对较高，中间年龄段的受访者对创新意愿的肯定性评价比例相对较低（参见图3）。这种“V”型关系的出现，更多地与研究者的阅历、职称等多方面因素有关。比如，年轻教师刚走上工作岗位，精力充沛、斗志旺盛，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并且面临着职称、待遇等多方面的压力，创新意愿也更强烈。而年龄较大的教师生活、职称、待遇等压力相对较小，科研时间充裕、科研经验丰富，拥有较多学术资源，有所创新、形成精品力作的意愿也会不断增强。当然，处于这两端年龄段教师的创新意愿中主动与被动的成分可能会有所不同。处于中间年龄段的教师，各方面因素则刚好处于“夹心层”状态，这或许是导致其创新意愿相对较低的原因。
图3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的肯定性评价
说明：以上三个折线图（从左至右）分别为受访者对个体、团队、国家层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的肯定性评价。
在将受访者对创新成效的评价与受访者的年龄进行交互分析后，我们同样发现这种“V”型关系的存在：处于两端年龄段的受访者对创新成效的肯定性评价比例较高，中间年龄段受访者的肯定性评价比例相对较低（参见图4）。这一结果体现了创新意愿与成效间的正相关性。在将受访者对创新成效的评价与受访者所在单位交互分析后发现，受访者所在学校层次越高，其对研究个体和团队创新成效的肯定性评价比例越高。高校的层次越高，其学术资源、研究条件和科研氛围等相对越好，创新成效自然也应越显著。这一假设与受访者所作评价之间的一致性，说明了“985”“211”等类型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方面实际地发挥了主导性和主力军的作用。
图4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效的肯定性评价
说明：以上三个折线图（从左至右）为受访者对个体、团队、国家层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效的肯定性评价。
（三）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影响因素的看法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活动，总是依托于相应的条件、受制于相应的因素。调查中，我们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外在环境、条件与研究主体学术素质条件两个方面设计问卷有关选项，了解受访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影响因素的看法。
1.对于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主要因素的看法
哪些因素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因素？研究显示，关于影响个体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最主要因素，受访者选择最多的是“学术环境”（46.8%）；“评价导向”（38.8%）和“管理制度”（34.2%）分列二、三位；“自身素质”的选择比例最小（19.8%）。关于影响团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因素，排在首位的同样是“学术环境”（40.9%），其他依次是“管理制度”（33.7%）、“评价导向”（32.9%）、“团队自身素质”（25.9%）。关于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因素，受访者选择最多的是“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高达65.2%，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视程度不够”（46.0%）居第二位；“研究力量分散，各自为战”（40.9%）排在第三位；“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和“照搬照抄，食洋不化”的选择比例分别为34.0%和33.7%。
可以看出，不论是对个体层面还是团队、国家层面，受访者均多倾向于从外在环境条件方面寻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一结果，与前文所述受访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状态的看法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状态的评价中，受访者对个体、团队和国家三个层面创新意愿的肯定性评价比例都超过50%，对三个层面创新能力的肯定性评价比例都超过否定性评价比例。但在创新环境方面，受访者对国家层面创新环境的肯定性评价比例仅为29.4%，对团队层面创新环境的肯定性评价比例（42.4%）也明显低于对其创新意愿、能力等的肯定性评价比例。这些结果表明，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过程中，研究环境和条件的优化改善，应当得到更多关注。
2.对于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因素的看法
（1）对当前学术环境的看法。研究表明，2.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的学术环境“非常自由宽松，利于创新”，27.6%的人认为“比较自由宽松，比较有利于创新”，38.2%的人认为当前的学术环境“一般”，23.0%的人认为“不太自由宽松，不太利于创新”，8.6%的人认为“很不自由宽松，阻碍创新”。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需要学者的长期探索和潜心钻研。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是学者创新创造的重要条件；压抑封闭的学术环境则会抑制甚或扼杀学者的学术志向和创新活力。受访者对学术环境的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比例大致相当，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近年来国内学术环境优化改善、创新氛围营造取得的积极成效；但对学术环境为数不少的否定性评价的存在，及作出“一般”评价的比例高居首位，说明持续改善学术环境，仍然是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应当关注的重大课题。
（2）对当前学术评价的看法。近年来，学界及社会各界对学术评价多有诟病，批评意见集中而尖锐。本次调查中，38.8%的受访者认为“评价导向”是影响个体创新的主要因素，32.9%的受访者认为“评价导向”是影响团队创新的主要因素，34.3%的受访者认为“评价机制”是当前制约我国跨学科研究的最主要因素，反映出受访者对学术评价意义与作用的深度关切。对于学术评价中存在的问题，39.4%的人认为“评价制度不尽健全”，39.2%的人认为“评价标准不尽合理”，34.5%的人认为“评价过程不尽公正”，28.8%的人认为“评价方法不尽科学”。评价制度和标准的选择比例分居第一、第二位，逾三成的受访者认为“评价过程不尽公正”，这说明了学术评价改进的方向和重点。
（3）对当前科研经费投入的看法。充裕的研究经费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保障。对于目前的研究经费投入，高达73.1%的受访者认为“不足”，认为“合适”的有12.3%，认为“偏多”的仅有1.8%，12.8%的人“说不清楚”。多元线性回归显示，男性比女性更认同当前的研究经费投入，既是“985”又是“211”院校的受访者比其他院校的受访者更认同当前经费投入，其他变量如受访者年龄、学位和职称等对研究经费投入的看法没有显著性差异（参见表2）。
表2 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经费投入看法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关于研究经费的投入方式，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0.4%）认为“政府前期立项资助”更有利于推出创新性研究成果，31.3%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政府后期立项资助”，24.4%的受访者选择了“社会资金资助研究”，只有7.6%的受访者认为应当“自筹资金自由探索”。这些数据表明，大部分受访者对当前主要采取“前期立项资助”的方式持肯定态度，对逐步广泛采取“后期立项资助”的也有较多赞同。
但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受访者对经费投入方式的看法差异较大。年龄越大，认可“政府前期立项资助”的比例越低，认可“政府后期立项资助”的比例越高。对于“前期立项资助”，60周岁以上受访者的赞同比例最低，为30.6%，30周岁至39周岁年龄段受访者的赞同比例最高，为54.8%；对于“后期立项资助”，60周岁以上受访者的赞同比例为51.5%，30周岁以下和30周岁至39周岁年龄段受访者的赞同比例非常接近，为27.7%和27.4%，40周岁至49周岁和50周岁至59周岁年龄段受访者的赞同比例也比较接近，为35.3%和38.7%。此中原因或许在于，随着年龄增长，研究者希望潜心研究、自由探索的愿望更强，条件也更允许或成熟，所以对“后期立项资助”形式认可度更高。这种态度差异，与前文所述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成效的评价态度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调查结果相互印证。
3.对于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研究主体学术素质的看法
研究主体学术素质的不断提升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内在基础，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效的重要体现。研究中，我们着重从学术精神、学术功底、学术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考察受访者对研究主体学术素质的看法。研究发现，在上述学术素质中，“学术精神”被认为是影响个体创新的最主要因素，比例达到45%；“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底”的选择比例分别为35.9%和35.4%；“研究方法”仅为16.7%。学术精神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动力之源，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底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础条件。受访者对这些因素的看重，凸显了学术队伍建设中应当关注的重中之重。此外，“研究方法”的低选择比例，与当下研究方法的相对落后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严重制约这一客观现实形成鲜明对照，进一步说明增进研究方法的自觉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调查发现，在影响研究团队创新的诸多自身因素中，受访者认为“学术带头人的素养”最为关键的比例最高（43.5%）；其次是“团队的合作精神”（32.3%）；“学术风气”和“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的选择比例分别为28.7%和22.4%；“团队成员的结构”选择比例只有13.0%。“学术带头人的素养”成为影响团队创新的自身因素中的首选，体现了学术带头人在研究团队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符合我们对研究团队发展实际的一般认知。真正运行良好的研究团队，都更多地体现了学术共同体以学术精神与志趣等为凝聚纽带、动力之源的特质，而理想的学术带头人，则往往被赋予这种学术精神与志趣的象征意义。分析还发现，受访者年龄越大，选择“学术带头人素养”的比例就越高。30周岁以下受访者的选择比例为32.3%，40周岁到49周岁之间为49.5%，60周岁以上受访者的选择比例则高达59.5%。
（四）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路径的看法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既是现实展开的实践，也是面向未来的重任。在研究中，我们在当下和未来、实然和应然的结合中设计问题，了解受访者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路径的看法。对当下和未来两个层面的分析，经信度检验，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08，表明测量工具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很好。经效度检验，KMO值为0.921，Bartlett's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水平，代表总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
调查表明，对于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自身采取的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有关重要举措，受访者多予以肯定性评价。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立和建设”“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的设立与建设”“各类人才支持计划”“各类研究项目支持计划”等八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研究，提取“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举措”主成分，将主成分得分系数乘上该主成分方差贡献率而获得综合指数。经分析，该量表效度很好，KMO值为0.880，Bartlett's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水平（见表3）。研究发现，对于上述建设举措，男性比女性更乐观；年龄越大、学历与职称越高、学校层次越高，所持的肯定性评价就越高。不同受访者的认知均值都在平均水平之上，表明了坚持和完善这些举措具有良好的民意基础。
表3 不同背景变量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举措”认知领域的差异
调查中，我们也就近年来学界热议的一些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建议，如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院士制度、设立国家级优秀成果奖励制度、设立国家级研究创新基地、建构全国性学术研究信息共享平台等，了解了受访者的看法。总体而言，受访者对以上各项建议的响应程度很高，肯定性评价比例均超过50%。这些举措获得的支持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建构全国性学术研究信息共享平台、设立国家级研究创新基地、设立国家级优秀成果奖励制度、建立哲学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其中，对“建构全国性学术研究信息共享平台”建议的肯定性评价比例位居第一，高达78.6%。在从年龄、身份、学位、职称、学校层次等角度与此进行交互分析后发现，受访者看法基本一致，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体现了当前哲学界的普遍性需求。
关于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最需着力的地方，“改进评价机制”首当其冲，选择比例达到54.2%。此外，44.1%的受访者选择“加大经费投入”，39.5%的受访者选择“创新管理体制”，33.8%的受访者选择“加强学风建设”，29.4%的受访者选择“优化资源配置”，27.5%的受访者选择“加强队伍建设”，14.7%的受访者选择“扩大对外交流”。这组数据与受访者关于当前高校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有关的重要路径和举措、建议的评价等，为我们进一步探寻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科学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