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本人对国家的思考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在这部著作中，他尝试清算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尚不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在方法上与卢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尽管一些人尝试确立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直接联系，但却因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而失败了，即“马克思从未表明他对［这种对卢梭的所谓的债务］有一丝的意识”^[4]，因而似乎误解了卢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预示了马克思后来的一些政治思想：尤其是在某种不确定的意义上，把国家等同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私有财产”），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当民主终结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分离时，国家将会和“市民社会”一道消亡。然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首先是以它对正统政治理论的批判而著称，因而是马克思从宪政、代表等方面进行的唯一系统分析。我们注意到他的如下结论：各种宪政形式相对于社会内容来说是次要的，美国和普鲁士同样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的社会秩序上。我们也注意他对代议制政府的批判，换言之，代议制政府把民主确立为国家的“形式”部分，而不承认民主是国家的本质。马克思构想了一种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参与和代表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区别，用马克思后来评论巴黎公社的话来说，民主机构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5]，尽管1843年马克思对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的论述就像在1871年那样仍然是模糊的。

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早期的共产主义形式概述了四个主要观点：国家的实质是政治权力，国家是阶级对立在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官方表现;因而，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再存在;在当前的制度中，国家代表的并不是社会的普遍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国家在所预料的过渡时期内不会马上消失，而是暂时采取“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统治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专政”（尽管直到1848年后马克思才使用这个术语）的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一直坚持这些思想，他们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这些思想，尤其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修正了国家是阶级权力的思想，尤其是按照拿破仑三世的波拿巴主义和1848年后不可以简单地称为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其他政体，修正了他们的国家思想。第二，主要是在1870年之后，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概述了国家——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结果——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的更一般的模式，最全面的阐述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这一文本意外地成为列宁后来讨论的起点。“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6]显然，“一般来说”，国家代表了最有力量和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利益，通过对国家的控制，这个阶级获得了控制被压迫者的新手段。尽管如此，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恩格斯既承认国家的一般社会功能——至少在消极的意义是防止社会解体的机制——也承认通过神秘化或者国家凌驾在社会之上的表象中所暗含的虚假同意，一些因素掩盖了权力或者统治。于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国家理论更为精深，而不是这个简单的等式：国家=强制力量=阶级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国家最终会消亡，过渡性（无产阶级）国家是必要的，而且至少直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计划和管理也是必要的。既然如此，政治机构的未来提出了一些复杂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人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既然国家本身被定义为统治者的工具，因此，国家消亡后继续存在的管理工具只能作为“对物的管理”而被接受，因而不再是国家。对人的统治和对物的管理之间的区分可能取自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圣西门使之为人熟知。这种区分不是一种语义学的策略，更不是建立某些空想或至少乐观的假设之上，例如相信“对物的管理”在技术上会比迄今为止所表现的那样更为简单，不那么精深复杂，因而属于非专业公民的范围。毫无疑问，马克思似乎也持有这种乐观的看法。然而，在过渡时期，对人的统治，或者用恩格斯更准确的术语，“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只会逐渐地消失。但对人的统治在实践上何时和如何开始消失，仍然是不清楚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只是说国家“是自行消亡的”。从实践目的的角度来看，我们从那句纯粹重复性的形式论述中几乎不可能读出什么东西：这一过程将会始于“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把生产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因为这句话只是说，在代表整个社会时，国家不再可以被归类为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消亡的关注之所以令人关注，不是因为实际上能够从中推出的预测，而是因为这首先有力地证明了他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希望及其思想：他们的希望和思想之所以更有说服力，是因为他们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与他们通常不愿推测不可预测的未来的意愿形成了对比。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给自己的继承者留下了令人困惑和不确定的遗产。